——駁西方所謂“中國人沒有向世界貢獻價值觀”的妄言
郭齊勇
實現中國夢有若干條件，其中之一是要認識中國文化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我們的文化底蘊是我們實現理想的土壤，這就需要“文化認同”“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我們需要重新發現、重新認識中國與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多元一體。中華歷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樣化的發展中逐漸統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長時期中，中華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來看，世界幾大古文明，只有中國文明一以貫之，延續至今，沒有斷裂，沒有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發生大的變異。其中的機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異，多樣統一。中國文化以“人文”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外來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豐富、壯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華文化的消化力、融攝力很強。中華各民族文化長期融合形成了相對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與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這是維繫協調各民族的潤滑劑，自強不息的原動力。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孕育了中國文化精神，使中國精神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分量。
在器物層面的文明上，過去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這是不錯的，但這是沿襲培根的說法。四大發明很了不起，還有比這四大發明更重要的發明：漆器、青銅器、絲綢、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製造工藝，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還有茶葉、算盤等。中國古代諸多科技發明，至少有二百多種偉大發明，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曾經貢獻給全人類，起著改變世界的作用。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織品、漆器陸續傳往歐洲並大受歡迎，冶鐵、穿井、養蠶、繅絲、絲織、造紙等技術也相繼西傳。到宋元時期，我國的陶瓷通過海上交通風靡全球。我們還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數、醫、農學之奧秘。
在社會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社會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組織，士紳階層的作用很大。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傳統中國不光靠政府，而且還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間。它們往往與政權力量既相抗衡又相協調，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又起到政權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撫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扶助、救濟貧弱，以“學田”等形式支持並資助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
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徵辟銓選制度（薦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荒政、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我國漢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對於羅馬的武人專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動、建構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諫議制、監察制、迴避制等，至今仍有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制是十分豐富的寶藏，不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等制度建構。儒家通過天命論與革命論、民間輿論的震懾，特別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來批評、監督、限制君權。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來自英國，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國科舉制度為榜樣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的制度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聖人賢人，成真人至人的理想人格追求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例如，儒家思想在歐洲啟蒙時代起過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魁奈及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經伏爾泰的推崇，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人權與倫理思想。法國1789年由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權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也有所體現。《獨立宣言》第二條為：“人人獲得天賦的若干規定而不可移的權利。”傑弗遜解釋說：“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領導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先生把儒學的原則、孔子的智慧貢獻給這一《宣言》，並促成了《宣言》的形成與被通過。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上通過的由孔漢斯先生起草的《世界倫理宣言》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石。由此可見中國的精神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這足以駁斥撒切爾夫人等所謂“中國人沒有向世界貢獻價值觀”的妄言。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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