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1945年后，当老蒋的大儿子，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捕了杜月笙的三儿子时，杜月笙什么都没说，只放了上面这一句话。看起来硬气，却有一丝“英雄暮年”的无奈。
抗战结束后，杜月笙从大后方辗转回到上海滩，但是上海已经容不下他了，“老蒋也把他当夜壶”，一把甩到了床底。
然而，在此之前，杜月笙是“旧上海三大亨之首”，在上海地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也没有人敢跟他过不去。九一八后，张学良来到上海，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指名要杀张学良，但在杜月笙的保护下，王亚樵不得放弃了这个念头，以后也没有找个张学良的麻烦。当然，杜月笙巅峰时庇护的人，绝不止张学良一个。
卢沟桥事变后，杜月笙坚持底线，不为日本人做事，离开上海，四处为抗战奔走呼号，功劳也是有的。但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滩的环境变了，老蒋不需要借助杜月笙的手，来控制上海滩了，因此处处刁难杜月笙，撕他的面子。
文章开头，杜月笙三儿子被抓只是敲山震虎，老蒋摆出来的阵势很大，最终却选择高举轻放，只是象征性地判了杜月笙三儿子几个月的刑，连牢门都没进，就放了出来。不过，经历这个事件后，杜月笙的面子，却实实在在地受损了。
如果说这一次，老蒋放人是因为忌惮杜月笙，那么刻意拆杜月笙的印刷厂，就有点明目张胆了。众所周知，杜月笙虽然是帮派大亨，却极力洗白，他不仅慈善好捐、也非常重视文化产业，旧上海北站（老火车站）的大东书局印刷厂就是杜月笙的产业。这里人流量相当大，是老上海货物与人的集散地，黄金地段，也是杜月笙的重要金源地。
在上海滩工务局交通部门的勘探、调查之后，发现这一条路，人流量、货流量都相当大，但是北站门前的道路却太狭窄了，很容易造成了交通堵塞。于是，工务局的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拆了杜月笙的大东书局印刷厂，以及附近一些与杜月笙有些“瓜葛往来”的档口。
这个交通改造计划很快就被高层批准了，不过直到张贴拆迁榜时，杜月笙才恍然大悟。猛然发觉的杜月笙四处周旋，派了门生，甚至还动用了特务关系网，才勉强把事情压了下去。对于拆迁这件事，杜月笙虽然从头到尾，都不用亲自抛头露面，但是“连施工队都敢在他头上拉屎了”，这对杜月笙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除此之外，还有更稀罕的事情发生在杜月笙身上。1946年后，国内又陷入了内战，在门面上，杜月笙自然站在老蒋这边，因此他想借着自己的势力和威望，募捐筹集资金，支持老蒋的行动，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忠心”。但事情的进展却大大出乎杜月笙的意料。由于当时国内大多数人反对内战，所以任凭杜月笙奔走，也没多少人响应，募集的资金自然少之又少，“没有达到预期”。
吴绍澍，这个曾经拜倒在杜月笙脚下的门徒，也是当时旧上海滩的军政大员，突然以“筹资不达标”扣押了杜月笙。本来尽力而为的事情，却变成了“硬性指标”，还拘禁了杜月笙，这可是当年的新闻头条。杜月笙错愕之余，也只得缴了一些保证金，才得以脱身。
遥想当年，何曾有过这般境遇，后来杜月笙也逐渐明白世态多变，于是，既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追随老蒋渡海，前往岛上。或许，是在观望，或许，是心凉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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