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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在看《奇葩說》的時候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無數清華迷妹們心目中的“清華男神”博士學霸梁植出場演講。
本來我是很期待的，但是梁植剛說完一句話，自己擁有法律（本科）、金融（碩士）、新聞傳播（博士）三項清華學歷，但現在為畢業以後做什麼工作而困惑，希望三位導師給些建議。一直笑呵呵的蔡康永老師就直接按鈴將其淘汰。
耿直大叔高曉松更是火力全開，他說，你就應了北京的一句老話，“我幹什麼成什麼，我啥也沒幹，所以我啥也沒成。”
高曉松直言，校長、書記都跟他提到過樑植，自己知道梁植是目前清華最優秀的在校生之一。但是他沒有一個胸懷天下，反而格局小到來詢問一個職業學校學生的問題，畢業以後找一份什麼樣的工作？
高曉松全程毒舌冷嘲熱諷，甚至以一句重話對梁植全盤否定：“一個名校生走到這裡來，一沒有胸懷天下，二沒有改造國家的慾望，在這問我們你該找什麼工作? 你覺得你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他問了三個讓梁植羞愧難當的問題：
第一，一個大名校是幹什麼的？
名校是鎮國重器。
第二，名校畢業是幹嘛用的？
不是用來找工作的，你明白嗎？
第三，名校培養你是為了什麼？
名校培養你，是為了讓國家相信真理，這才是一個名校生的風範。
高曉松還坦言，在清華演講的時候，他說到“人生不只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講地得自己慷慨激情、熱淚盈眶，完了讓同學們提問吧。結果學生就問這個問題，我們該去國企還是外企？自此以後，高曉松就拒絕再回母校演講了。
在節目《曉松奇談》，高曉松就炮轟過當今的名校：“這不是清華一個學校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嚴重問題。
我們的大學幾年都已經成了職業培訓所了。幾乎就已經沒有什麼理想去教你。尤其是名校，名校是鎮國重器，名校應該胸懷天下，名校應該縱橫四海。”學生不好好學知識，逃課兼職，忙著為以後能進大公司，豐滿履歷。大學教授把學生當成廉價的勞動力，僱傭進自己開的公司，學生都稱自己的老師為老闆。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家都急功近利，利益至上，變得越來越現實。“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於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於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於媚骨。”
那麼真正的名校學生應該是什麼模樣？
錢理群教授說過：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
今天，清華學霸博士梁植學富五車，只為了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工作，溫飽自己的胃。而在上個世紀國難當頭的清華學子，又有著怎樣的情懷？
回到1925年左右，當時清華研究院享譽中外，而被後世廣為流傳的“四大導師”分別是：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格，每一位都是才高八斗、德才兼備、國之棟樑。
當時的李濟27歲，李濟排列第五，是最年輕的講師，這個舉世無雙的團隊，也就僅這五位學者。他是後來留學回國後加入的。
年僅李濟27歲，與梁植同歲，他以《中國民族的形成》這篇凝聚三年心血的論文，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他旋即收拾行裝，踏上了歸國之路。
從徐志摩在哥倫比亞給李濟的信中可以看出，這個被徐志摩稱作“剛毅木內，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裝填的是“新文化，科學救國，振興民族”等一類的理想和抱負。
這一鮮明的時代特徵，正如若干年後李濟所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之後就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後，選擇職業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家餬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
現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只有數字才能體現你的身份地位。人一開口就是：你做什麼工作？你幾歲了？你工資多少？你存款多少？你有幾套房子？你有幾輛車子？你有幾家公司？你有多少員工……
我們追求等級的越來越來多，追求真理的越來越少；講求薪資待遇的越來越多，進求人生理想的越來越少；談車子房子票子的越來越多，談詩和遠方的越來越少。
每個人都想當大官，當企業家，當明星，賺大錢；而想當科學家，當藝術家，當思想家的人越來越少，因為不賺錢，沒地位。
那麼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的出路在哪裡？
第一，培養學生創新意識。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感慨地說，我們的教育不是在培養人才，我很擔憂。
要知道發達國家的大學生創業率達百分之二十多，可我們的大學生呢，創業率不到百分之一。就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無論比沃爾蓋茨還是扎克伯格，都在大學教育時期，堅持創業，探索出了創新創業改變世界的新天地。
為什麼我們國家高等教育人才創業率這麼低？關鍵是不知道在哪一方面去創業，根本找不到新路子，因此大都選擇了去打工。就連清華北大的學子，也對畢業以後找什麼工作而感到困惑。那麼學生的出路在哪裡？
答案就是創新，唯有創新才有出路，如果還抱著過去的陳舊觀念，考大學——考好大學——找好工作——有好生活，這條路基本上走不通了。因此才有了清華生畢業後去賣豬肉，北大畢業生去種菜，這些看起來“丟人現眼”的事，其實這正是市場所逼出來的。
培養學生的創新、創造能力，而不僅僅是侷限在功利教育，才是一個民族和社會救贖的希望。
第二，樹立終身教育理念。
“終身教育”這一術語自1965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召開的成人教育促進國際會議期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局局長法國的保羅·朗格朗（Paul Lengrand）正式提出以來，短短數年，已經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
保羅·朗格朗說：“終身教育所意味的，並不是指一個具體的實體，而是泛指某種思想或原則，或者說是指某種一系列的關係與研究方法。概括而言，也即指人的一生的教育與個人及社會生活全體的教育的總和。”
現在很多高校生，只要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書，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就算萬事大吉了。但其實未必，現在是21世紀信息經濟技術爆炸的時代，如果你停止學習，很容易讓自己的知識固化，從而被社會淘汰。所以樹立終身教育的理念必不可少。
終身教育固然要重視使人適應工作和職業需要的作用，然而，這決不意味著人就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除了人的工作和職業需要之外，終身教育還應該重視鑄造人格、發展個性，使個人潛在的才幹和能力得到充分的發展。
第三，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是20世紀60、70年代盛行於美國的一種教育思潮。它尊重學生的價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培養健全的人格，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最終目的，推崇人的個性和諧發展。
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言：“教育意味著，一棵樹撼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顆心靈喚醒另一顆心靈。”
雅斯貝爾斯認為，學生僅僅獲得知識是不夠的，他們還應成為“全人”。他提出，要改善學生的人性，這種人性包括傾聽別人的觀點、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誠實、守紀律、言行一致等。總之，要對學生進行全面的教育，也就是精神的培養。這種教育，它是一種廣義的文化教育，是整個人的教育，是一種最廣泛意義上的教育。雅斯貝爾斯認為，教育是“歸屬於所有人的事業”。
教育者也好，受教育者也好，我們都要做到北宋教育學家張載所說的讀書的真正目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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