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倫週刊》撰稿人列什瑪·卡帕迪亞(Reshma Kapadia)
“全球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錯綜複雜，與此同時，各國在共同維持一直以來對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經濟合作方面也面臨諸多困難。積極與會員國接觸，準確評估我們的前進方向和需要克服的障礙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上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一職後不久，就遇到了一系列挑戰。在她上任的頭五個月裡，這位來自保加利亞的經濟學家一直在應對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澳大利亞發生的山火等自然災害這些問題，還包括近期出現的給業已疲軟的全球經濟帶來衝擊的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性的協調行動是IMF是核心任務，但當前人們對IMF核心任務的質疑聲越來越大，格奧爾基耶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對眼前出現的一系列挑戰的。
格奧爾基耶娃來自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在保加利亞的金融體系從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過渡時，她經歷過IMF紓困計劃在保加利亞的實施，這是她和IMF前幾任總裁的不同之處。
被看作是“最後貸款人”的IMF的主要職能是維護金融穩定，對189個成員國的經濟健康狀況進行監督。格奧爾基耶娃把IMF的這一角色比作“家庭醫生”，她認為，在全球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IMF的這一角色更加重要。
雖然曾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擔任高級職位的格奧爾基耶娃不打算放棄IMF的這一職能，但她同時也希望IMF能更多關注政策對人們的影響，尤其是對最弱勢群體的影響。《巴倫週刊》近日對格奧爾基耶娃進行了電話採訪，和她探討了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包括新冠病毒、世界日益分裂之際IMF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切實推動性別多樣性。以下是經過編輯的採訪內容。
《巴倫週刊》：現在各國越來越關注自己本身，很難就任何事情和別的國家達成共識，你認為在這一背景下IMF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格奧爾基耶娃：現在全球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錯綜複雜，與此同時，各國在共同維持一直以來發揮了很大作用的經濟合作方面也面臨諸多困難。積極與會員國接觸，準確評估我們的前進方向和需要克服的障礙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
我們面對的世界更加支離破碎，也更容易受到衝擊。氣候變化和氣候問題帶來的衝擊產生了一系列風險。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發生了嚴重的山火，現在新冠病毒又引發了全球擔憂，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也比以前更高了，一個國家的行動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在這種大環境下，不確定性增多阻礙了投資，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減少私營部門和政府決策者面臨的不必要的不確定性。
《巴倫週刊》：IMF是怎麼做的？
格奧爾基耶娃：去年10月，我們對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進行了量化評估，全球GDP因為這一問題損失了0.8%，即7300億美元，而其中只有0.3%的損失是關稅問題造成的，另外0.5%是不確定性造成的。我認為，這一發現顯然幫助中美雙方克服了緊張局勢。
《巴倫週刊》：目前的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帶來的，全球經濟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格奧爾基耶娃：我們正處在一個不確定性非常大的時期。今年年初，我們曾對全球經濟增長情況做出了比去年更為樂觀的預期，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幅將從2019年的2.9%小幅溫和升至3.3%。然而新冠病毒的爆發加大了不確定性，事實上我們很可能在4月份《全球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中下調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預期。由於疫情發展迅速，我們現在還無法準確預測其影響。世界衛生組織(WTO)稱目前仍有機會遏制疫情發展，經濟受到的影響也會較為溫和，因此在瞭解更多情況之前，IMF在做預期時會非常謹慎。
《巴倫週刊》：投資者已經開始期待各國出臺經濟刺激措施緩解疫情帶來的衝擊，你認為會發生什麼？
格奧爾基耶娃：我們堅信，如果經濟從疫情中恢復所需的時間比目前預計的要更長，那麼各國應該採取同步行動，甚至協調行動。一旦不再需要大規模的疫情控制措施，那麼宏觀經濟支持措施對於穩定信心和支持增長可能至關重要。但在採取措施時必須目標明確、程度適中，我們有必要保持警惕，適當地調整措施。
我們知道中國擁有實施財政刺激措施的空間，其他一些國家也有能力這樣做，事實上，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我們認為，各國很快會採取行動，全球價值鏈會出現調整。但目前我們顯然處在一個非常不確定的環境中，IMF對增長的預期有可能受到更多下行壓力。
《巴倫週刊》：除了新冠病毒，你認為還存在哪些風險？
格奧爾基耶娃：目前利率長期處於低水平，造成政府、家庭和企業的債務水平都有所上升，這是因為資金成本低廉時借貸需求旺盛。我們還沒有觀察到低利率環境推動投資增多，舉例來說，美國的實物庫存正在“老化”。在低利率環境下，原本應該出現更多投資，但我們看到的是更多併購。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存在不確定性。
我們還看到，對收益率的追逐導致風險上升，尤其是非銀行金融機構。我們希望監管機構能夠更多關注這一現象，我預計他們會這麼做。我們還希望各方更加關注長期維持低利率存在的風險。
《巴倫週刊》：你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美國的環境政策和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你一直在談論氣候風險，但並不是所有人（包括特朗普政府）都認為這是經濟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你要如何說服他們現在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呢？
格奧爾基耶娃：我們觀察到企業界和投資界已經開始給予氣候相關金融風險更多關注，也做出了更多承諾。黑石集團(BlackRock)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向他所投資的公司發出的年度信函中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人們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這其中有兩個原因：氣候變化造成的自然災害已經成為最容易受氣候衝擊的國家和國家內部社區的一個重要因素。保險公司已經在發出這樣的信號：在某些地區為你的財產上保險可能會有問題。我們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上。
此外，我們已經讓全世界意識到了和氣候變化相關的金融風險：6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在以各種形式為碳排放定價，其中歐盟(EU)承諾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這意味著，擱淺資產（碳）的風險正被納入投資決策和金融機構對資產負債表的評估。對IMF而言，我們必須幫助金融機構準確評估這種風險，即從高碳經濟轉向低碳經濟短期內帶來的風險，同時對氣候變化造成的自然災害制定衡量標準。
《巴倫週刊》：如果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的經濟體都不參與進來，IMF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格奧爾基耶娃：總是有人說這兩個大國沒有參與進來，其實拿美國為例，美國一些州和公司以及大量的個人都認為有必要針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我一直都在對美國說，你們應該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因為你們已經成功地減少了碳排放量。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在氣候變化已經成了一個很嚴峻的問題，留給我們去扭轉形勢的時間並不多，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積極的一面。
《巴倫週刊》：IMF有關為碳排放定價的討論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了，你們的觀點有什麼改變嗎？
格奧爾基耶娃：之前我們可能認為有碳排放協議這樣的工具就足夠了，但現在，雖然為碳排放定價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更具前瞻性，利用起所有可用的工具。我在看待對碳排放徵稅帶來的意外後果時也更加現實，對於減少或消除任何不利副作用影響的措施，我們需要更加深思熟慮。例如，瑞典在以一種公平、對經濟增長有利的方式實施碳排放稅方面就做得很成功。瑞典從1991年開始徵收碳排放稅，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可以享受減稅措施，從而抵消能源成本上升帶來的影響。1995年以來，這一政策轉變幫助瑞典減少了25%的碳排放量，與此同時，該國經濟增長了75%以上。
《巴倫週刊》：近期你一直在中東談論性別平等的問題。在美國，從事金融和經濟工作的女性仍然不多，你認為缺失的那個環節是什麼？
格奧爾基耶娃：在經濟學領域，女性寥寥無幾。現在學習經濟學課程的女性數量正變得和男性數量相當。但只有領導層才能推動這一進程。雖然我非常尊重那些主張性別平等的男人——例如“他為她”(He For She)這樣的運動——但我們也需要“她為她”(She For She)這樣的運動。我們需要一大批擔任高級職務的女性為其他女性敞開大門，幫助指導年輕女性，這正是IMF正在做的。
第二點，我們必須給予提高女性權益時存在的客觀障礙更多關注，例如提供更多、更經濟的早期兒童保育。IMF提出僱主提供1.2萬美元（用於兒童保育）的補助，這樣的僱主對女性的吸引力就更大。我們還必須確保靈活工作時間得到落實，而不僅僅是一紙空文。靈活的工作環境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但對女性來說可能是至關重要的。我相信，我們在性別平等對經濟的貢獻方面做得越多，就會越有幫助。但所有措施必須是實用的，我們建議各國制定提高女性權益的財政政策。
《巴倫週刊》：什麼樣的財政政策可以做到這一點？
格奧爾基耶娃：例如，對家庭中女性的收入徵稅不應該打擊她們的積極性，這意味著政府預算還應該支持對早期兒童發展的投資。此外還應該仔細考慮基礎設施投資，讓女性更容易參與經濟活動。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我們在孟買提供了女性專用通勤列車車廂，因為那裡的女性經常受到騷擾和攻擊，只有感覺到安全，她們才會去工作或學習。
《巴倫週刊》：感謝接受採訪。
翻譯 | 小彩
《巴倫週刊》(barronschina)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英文版見2020年2月27日報道“IMF’s Role as Global Economy’s ‘Family Docto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Georgieva Says”。
（本文內容僅供參考，投資建議不代表《巴倫週刊》傾向；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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