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
“睜開眼睛看看你的祖國——日本的現狀吧。我們敢問，你能找到一絲對帝國真正熱愛的痕跡嗎？那些政黨正在貪婪地追逐權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業的家族和政客們勾結起來拼命吮吸日本民眾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則忙於維護腐敗墮落的政治—產業聯合體。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敗透頂。現在是開展激烈革命行動的時候了，起來，同胞們，現在就採取行動吧！”
這是激進的“昭和青年”在1932年5月15日發佈的一則聲明。當時他們已經刺死了首相犬養毅，用手榴彈襲擊了東京警察署、日本國家銀行等政府大樓。東京籠罩在一片恐怖陰影中。
1933年4月，松岡洋右從日內瓦回到日本，得到了國內英雄般的禮遇，因為1個月前日本宣佈正式退出國聯。從明治維新開始一直努力學習西方的日本，開啟了與西方分道揚鑣的進程。
這標誌著日本極端右翼勢力崛起，日本的內政外交發生180度大轉彎。自此，日本自由派的政治家退出舞臺，20年代剛剛建立的兩黨政治式微，過去的軍隊和右翼勢力介入政治，
他們試圖激發日本軍國主義的傳統，建立一個否認明治維新和迴歸傳統的“新政體”。在這之前和之後，他們壓制政治多元和個人主義，努力統一思想，動員人們支持國家目標。言論自由日漸受到束縛。
一、遏制住言論自由等於掌握了安全的閥門
1、剛開始有反對聲音
儘管報紙和廣播對松岡洋右的熱烈歡迎進行大肆渲染，從而給人一種整個國家在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的景象。但日本的很多民眾覺得，國家的擴張政策比較危險，對解決國內經濟危機沒有什麼好處。
“九一八事變”之後的1931和1932年，譴責關東軍的文章大量刊發在一些自由雜誌上。矢內原忠雄是東京大學的一位殖民政策研究專家，他在《改造》雜誌譴責日本關東軍的軍事冒險，稱之為“自我失敗”。主流女性雜誌《婦人公論》刊登了一篇名流山川菊枝的文章，文中問道：
“如果日本的孩子們成為軍國主義政策的炮灰，那麼日本的母親們要不要多生育幾個子女？”
地方性媒體，也發出了反對和譴責的呼聲。長野縣農村青年創辦的報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滿洲現在已為日本佔有，但你的生活是否改善？你能否償還所欠的債務？你的姐妹能否有條件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館挺爵士樂？我們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個響亮的不“不”！”
儘管不同政見者竭盡全力，他們還是發現自由發表言論越來越困難了。
2、媒體帶節奏
一方面國內愛國主義情緒高漲，右翼言論受到官方和平民的追捧。
知道官方態度後，大眾雜誌便開始在這個安全領域瘋狂帶節奏，紛紛美化擴張政策，鼓勵國民團結起來，拋棄個人榮辱，為國爭光，隨時投入戰爭。
像《主婦之友》和《婦人俱樂部》這樣一些媒體雜誌，經常刊載戰地英雄事蹟，歌頌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寡婦的悲慘遭遇和默默犧牲，教導人們省吃儉用、體諒國家。
這些媒體還經常播放一些照片：戰鬥中的英勇士兵、紅十字醫院的護士以及奮不顧身的志願者。以此更直接地刺激民眾的愛國熱情。
1933年松岡洋右回國之後，已經很難在日本的書報亭找到一本與官方觀點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順勢將其在東亞的反動擴張政策說成是保護本國人民利益的正義行動。
3、強迫“轉向”，精英的墮落
另一方面許多傑出的自由人士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公開接受了這種官方思潮。
典型的就是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支持者，大正民主運動的發起人，也開始偃旗息鼓了。
1932年，他承認20年代建立起的兩黨政治是“那些道德敗壞的政黨領袖和同樣腐朽的大企業主之間的邪惡聯盟”，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業的利益，而農民卻日益貧困”。由於經濟危機的影響，當時歐洲民主正在遭受攻擊，他得出結論：
“如果民主制度不適合那些發明它的人的心意的話，那麼一直持些許懷疑態度的日本，就更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來堅持該項制度。”
女權主義者與謝野晶子曾發表了一系列發對日俄戰爭的詩集，在大正時代積極維護女權，被視為傑出的進步女性代表。
然而，1932年，她發表新詩，督促日本士兵“忍受磨難”，還將犧牲士兵美化成“比鮮花還要純潔”。開始公開讚揚日本的軍國主義傳統。
不願“改過自新”，政府部門就通過禁言、審訊、拘監等高壓手段脅迫他們承認官方言論的正確性，即“轉向”。這個詞專指一個人對自己以前信仰的公開背棄。
政府官員認為：“左翼分子並非無可救藥”“他們都是日本公民，遲早會意識到自己思想是錯誤的，從而重新做一個忠誠的良民”。
在這一系列變節事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佐野學。他於1929年被捕，並被判處終身監禁。1933年，佐野學宣佈放棄以前的信仰，震驚日本全國，他在獄中寫道：
“日本共產黨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錯誤的方向上愈行愈遠”。還讚揚天皇“在建立一個團結一致的日本帝國中發揮了中心作用”。為滿洲軍事行動辯護：“日本對一個在文化上極其落後的國家的擴張行為，符合人類歷史進步的原則”。
社會精英的叛變，往往就是國家墮落的開始。
“一個國家之所以落後，往往不是由於其民眾落後，而在於其精英落後。”
——韋伯
4、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興起
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國內鼓吹“日本民族主義”的保守者就沒停過，以此抵制日本的西化改革。他們尤其希望維持日本的傳統觀念，認為日本的政體是獨一無二的，是符合日本特色的，有著強烈的制度自信。
他們心目中的政體是這樣的：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家國一體。並且宣稱“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厥美”。
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這些保守的民族主義者開始活躍，愛國熱情走向極端，開始公然鄙視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全然忘了日本學習這套體系半個多世紀的事實。
一位日本殖民主義的擁護者叫新渡戶稻造，他是從1984年到2004年間流通使用的日本銀行券5,000日元的幣麵人物，也引火燒身。1932年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正威脅著這個世界”，他還擔心“軍國主義的危害將會更大”。
新渡戶稻造的言論立刻遭到日本軍隊的攻擊，還印發大量小冊子譴責他是“叛國者”，眾多朋友學生也離他而去。面對洶湧澎湃的聲討浪潮，新渡戶稻造終於低頭認錯，承認自己的言論“被人誤會了”。
這段時期，日本民族主義者利用國家機器來打擊那些不同政見，以達到愛國主義的舉國一致。那些左翼團體受到了嚴厲的鎮壓，其中就有佐野學和河上肇這樣的名流，長野縣的幾名小學教師，僅僅被懷疑持有不同政見，就被逮捕控訴。
1931-1933年，日本政府每年都逮捕10000-15000人，20年代這個數字僅有3000左右。三年的高壓恐嚇之後，日本的“不良言論”基本得到肅清，大眾媒體已經很難看到不同意見，逮捕人數在1935年就降到不足2000人。
5、舉國攻擊憲政
明治維新的最大功績，就在於頒佈了憲法，為日本建立了憲政基礎。
美濃部達吉，日本的憲法先驅和政府高官。在大正時代提出“
天皇機關說”，主張統治權歸屬於國民全體，天皇只是憲法下的最高統治機構，其他機構如國會、政府、內閣等等都是在憲法的授權下行使特殊的管理權限。這套理論是大正時代日本民主理論的基石，得到了日本社會的廣泛接受，為政治多元化和兩黨政治的興起提供了理依據。
但是到了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開始大肆攻擊美濃部達吉，出版大量書籍和宣傳冊控訴他的理論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指責他的憲政理論與日本獨特而又無與倫比的政體相違背，也褻瀆了天皇的權威。他們宣稱：
“這種理論完全不符合日本的傳統思維方式，我們敬告全體國民純潔帝國國體無與倫比的信念，發揚日本民族精神，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奮鬥！”
1935年國會也開始質疑美濃部達吉的理論，3月全體議員一致表決通過了對該理論的譴責。而諷刺的是，就在三年前，美濃部達吉剛剛被選進國會的貴族院。國會的決議宣稱：
“政府應該果斷採取措施，扼制一切反對日本無與倫比高尚國體的演說和理論。”
4月日本政府開始封殺美濃部達吉的憲政著作。
9月，“身敗名裂”的美濃部達吉不得不從國會辭職，並遭東京大學解聘。
二、開戰，全方位管控
言論管控越來越嚴，軍國主義越來越大行其道。
1936年2月26日，日本最精銳的陸軍第一師團，1400名士兵衝出軍營，企圖推翻現政府，取消憲法，成就一次“昭和復興”。首相喬裝成婦女得以逃脫。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
1、文化貧瘠
由於深陷中國戰事，日本愛國主義的抗戰歌曲越來越支配了這個國家的廣播電臺。以往的經典作品重新大行其道，戰爭抒情詩流行起來。
1937年的《露營之歌》，充滿了對死亡的傷感關注，短短6個月就銷售了60萬份。
1939年頒佈《電影法》，禁止輕鬆無聊的色情影片和關注複雜社會問題的影片，製片公司出產的影片應能“提升國民意識，樹立公共道德，端正對國家內外政策的理解，以及以其他方式為增進公眾福利做出貢獻”。
同時，禁止爵士樂的演出，關閉東京的所有舞廳。
這種都市生活場景的變化，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越來越嚴厲地採取反文明的禁慾政策，令人產生沉悶的感覺。
2、控制教育領域
清洗“危害國家思想”在教育領域同樣盛行。1937年，批評日本侵華的矢內原忠雄，在官方的強大壓力下，辭去東京大學的職位。東京大學的幾位開明教授譴責“二二六事變”，反對政府的極權統治，法務省（相當於最高檢）對他們進行了“散佈危險思想”的指控。
1937年，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發佈《國體本義》的新教材，反覆強調日本的傳統價值，樹立官方正統學說。發揚維護天皇的“皇道精神”，講述日本特有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由此滋生出一系列國家主義的文章。
形形色色的著述汗牛充棟，無非是歌頌日本以往的歷史成就，將這些成就歸功於日本特有的傳統和天皇的英明，從而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3、操控大眾傳媒
1936年，日本組建新的新聞通訊社——同盟社，壟斷國內所有國際新聞和大部分國內新聞，高管必須獲得政府批准。
1937年，日本政府命令媒體報社迴避所有的反戰和反軍國主義的題材，同時不得把日本描繪成好戰的侵略性國家。
1938年，政府又頒佈禁令，暗示公眾不支持戰爭的文章、誇大應徵入伍者家庭困難的文章、以及介紹都市酒吧、咖啡廳等庸俗時尚的文章，一律不得發表。
30年代，無線電廣播是日本的主要媒體媒介。“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加強對日本廣播公司（NHK）的控制，實行“一家一臺收音機”，甚至免費在鄉村安裝收音機，使得日本收音機數量從290萬臺增加到1941年的600萬臺，全球第四。
沒有哪個日本人能夠不受日本廣播公司播音員的影響。
政府機關壟斷了日本所有的新聞。於是，每天新聞報道都一字不差地宣讀官方文告，播音員淪為“復讀機”。1937年7月播報的新聞中，大部分都是報道中國對日本的敵對行動，抹黑中國。播放的電視劇和娛樂節目，都充滿了說教的腔調。
4、鎮壓宗教團體
日本的官方正統學說是通過神道教來維護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有些宗教團體的教義反對天皇的核心地位，或者雖然不明確反對天皇，但教義威脅到了天皇的核心地位，內務省便以“叛逆罪”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剷除邪教”的運動。
例如大本教，因為尊崇天照大神之外的神祇，遭到控訴，1935年，數百名警察圍攻大本教總部，逮捕了近千名教徒。
1939年，日本國會通過《宗教組織法》，授權政府可以解散任何不合正統的宗教。以後的大多數宗教組織，要麼緩和自己的教義，主動向政府靠攏，要麼自行解散。
三、戰爭高潮，不留死角
這種極端的輿論控制，使得30年代的社會氛圍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壓抑，民眾普遍開始相信，滿足國家的需要是天經地義的，將代表國家的天皇置於自己私人利益之上是理所當然的。
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則越來越盲目，最終導致，繼“七七事變”侵華後，日本走向了與美國展開的災難性戰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這無疑是孤注一擲的豪賭行為，日本越來越深陷戰爭泥潭。
為了爭取公眾輿論對這場戰爭的支持，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日本再次利用輿論控制。
1、醜化西方
西方是“不道德”的，他們有錢有勢、搞種族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包藏著不可告人的野心，一直想制霸東亞，打壓日本。日本偷襲珍珠港，就是發動反對西方的“聖戰”，解放日本和全亞洲殖民地的人民。
還給這場戰爭起了一個大名：大東亞戰爭。
2、監督大眾媒體
1942年內閣發出指示：每一條新聞和每一個廣播節目，都要與國家目的保持一致。記者們儘可能突出戰爭，表現出比前線士兵還要明顯的“侵略性”和“好戰精神”。竭力搜索國內消息，拜訪戰死者的家屬，去挖掘感動的故事，宣揚母親的家國情懷和士兵的英雄事蹟。
某些新聞報道，暗示對國家的不滿，隱射政府的失誤，不悅的官員們可以對之隨意制裁，從專項審查到強制停刊，還有解僱不聽話的記者。
《每日新聞》的一位記者認為東條英機的軍事策略不科學，結果立刻就被解僱。
《中央公論》刊載了一篇小說《蒔岡四姐妹》，審查人員認為該文章是“不相干的”和“消極的”，便拒絕給他們提供紙張。但直到今天，《蒔岡四姐妹》依然是一部經典。
1944年，被譽為“雜誌雙星”的《中央公論》和《改造》，“自行”解散。
小結
右翼勢力越想宣揚軍國主義的傳統，就越想壓制言論自由；言論越被壓制，軍國主義就越猖狂。形成惡性循環，使日本走向自我毀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1945年10月11日，日本發佈公告解除了媒體禁令，這是日本正常化的第一步。
那些日本士兵，要麼犧牲了，要麼回國一無所有，還成為人們嫌棄的對象。毋庸置疑，他們都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灰。
日本從此以後喪失了國防權和國際地位。
於國於民，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END—
閱讀更多 拿破崙小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