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國、鄂侯、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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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侯位列商朝的“三公”之一，又是西周的重臣，曾叱吒風雲於天下，如何與隨州安居“結緣”？湖北簡稱“鄂”，與古之鄂國，有何關係……一個個歷史之謎，在隨州安居古城址及羊子山古墓群的考古發現中，逐步得到答案。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安居古遺址，更證明了這些歷史遺蹟的珍貴价值。
商代鄂侯的犯顏強諫
鄂侯的知名度不算高，但歷代鄂侯的興衰存亡，卻與中國歷史上知名度頗高的幾個暴君相關。
暴君之一是商紂王。《史記·殷本紀》載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瞗，辨之疾，並脯鄂侯。”
位極人臣，身為三公，但“伴君如伴虎”，在暴君紂王的身邊，這“三公”沒有一個能躲過厄運。
九侯有個美麗的女兒，本來想討好紂王獻給了他，但這美女 “不解風情”，與喜歡淫蕩的紂王不配合，紂王一怒之下便殺了她；這還不解恨，又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醬。
而鄂侯呢？為救九侯而犯顏強諫，乃至言辭激烈，結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殺死製成幹。
一個被剁成肉醬，一個被殺死製成肉乾——對國之重臣尚且如此，紂王的殘暴可見一斑了。
西伯姬昌聞見此事，暗暗嘆息。崇侯虎得知，向紂王告發，紂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羑里。西伯姬昌的僚臣閎夭等人，以美女奇物等獻給紂王，紂王才釋放了西伯姬昌。西伯姬昌從監獄裡出來之後，向紂王獻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隨後才能回到了自己的西部封地，並積蓄力量，為其子周武王滅亡商紂打下了基礎。
紂之三公，彰顯了暴君治下的三種截然不同的處世樣板和生存形態。
而商之鄂侯“瞗”的基因，顯然被後世鄂侯以另一種悲情的形式所繼承。因為他遇上了另一個暴君——周厲王。公元前878年至前841年在位的周厲王，是西周第十位國王。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召公諫厲王止謗》的文言文進入了中學教材，使兩三千年之後的我們，對其“事蹟”有所瞭解。如，周厲王暴虐無道，聽說老百姓對其暴政有怨言，便發怒了，找來衛國的巫師，監視那些指責朝政的人，並將他們殺掉。老百姓都不敢說話了，在路上遇見，只能以眼神示意。這時，周厲王才高興了起來。而大臣召公勸告他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話及厲王止謗的故事，則流傳了下來，成為千古長鳴的警鐘。
鄂侯馭方遇上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暴君。我們從青銅禮器 《噩侯馭方鼎》銘文記載中已得知，周王南征角夷，噩侯馭方親往祛地恭候迎接，獻禮設宴。周王也親賜馭方很多財物。
但這種君臣融洽的場景，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宋代和1942年在陝西扶鳳出土的兩件形制、銘文基本相同的青銅器《禹鼎》（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銘文記載：大約在噩侯馭方恭迎周王並受周王賞賜之事後不久，噩國與周王室的關係出現了逆轉。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叛周，並一度取勝，這一行動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
鄂侯馭方為什麼要 “叛周”？是先世侯“瞗”的基因發揮了作用，想先下手為強，以避免先祖被殺製成肉乾的厄運？還是從周文王（西伯姬昌）積蓄力量、周武王舉兵滅商的故事中受到啟發，以為自己已經足夠強大到可以代周而立？這些，已無從考證。但鄂侯馭方與周武王舉兵的結局，卻是天壤之別的。
鄂侯馭方的力量是強大的，雖然還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但南淮夷和東夷部落的出兵響應，已足以證明鄂侯馭方的影響力，鄂侯與淮夷東夷聯軍，聲勢浩大，氣勢兇猛，一直打到東都成周(今洛陽市東白馬寺一帶)附近。
而此時的西周王朝，雖說國力日漸衰弱，但卻腐而未朽。周厲王動用了他的精銳部隊西六師與殷八師平叛。這場戰爭打得相當艱苦，未能很快獲勝，故後來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師前往督軍助戰。鄂侯馭方的反叛，使周厲王惱羞成怒，《禹鼎》銘文中兩次強調了周王“撲伐噩侯馭方，勿遺壽幼”的命令。
結果，鄂侯馭方被生俘，並招至滅國之災。從此，鄂（噩）國、鄂（噩）侯馭方不再見於史籍了。
西周滅了鄂（噩）國，而西周早年分封在隨的姬姓隨（曾）侯，於是取代了鄂侯的位置，逐步成為顯赫一方的“漢東大國”。
東鄂西鄂的正本清源
鄂（噩）國滅亡了，但周厲王“勿遺壽幼”斬盡殺絕的命令，似乎沒有得到徹底的執行。這就為後來的“東鄂”“西鄂”之爭，埋下了伏筆。
武漢大學教授羅運環在 《隨州安居鄂侯青銅器群的新發現與西周早期鄂侯國新探》一文中認為：噩的地望，歷來有西鄂和東鄂之爭論；安居羊子山的此次發現，加之先前此地曾出土噩侯弟季器，已可基本確定西周早期的噩國中心地區在今隨州一帶；噩是西周早期周人經略南土的重要據點，噩侯器的發現和噩地的確定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據西周晚期（厲王時）器禹鼎銘文，噩侯馭方率夷人反周，井叔禹擒獲馭方，噩勢力可能就此消亡。
噩國被滅後，其中一部分南逃，成為後來楚國的東鄂（今湖北鄂州）；一部分北遷，後來成為申國的私屬，也就是申國之下的西鄂（今河南南陽北石橋鎮西），南陽出土的鄂侯墓群，就是鄂侯馭方的後裔墓地。還有一部分噩族人連同部分國土被曾國兼併、同化。作為噩國的鄰國曾國，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衝突，其經過不得而知，但從曾國國祚得以延續的事實，表明曾國取代噩國成為漢東大國。
西周晚期，曾國的中心一度遷徙至安居一帶。
今安居遺址有方形夯土城圈。內城東、西、北三面牆基保存較好，南部城牆被民房佔壓覆蓋。外城大都已譭棄，只在內城外西北方向一千米處發現有多處夯土，判斷為外城基址。城內採集到春秋至漢代的遺物標本，發現有包含漢瓦的地層和漢墓打破城牆的情形，說明該城在春秋前後曾長期使用，進一步判斷為古代噩國或稍後曾（隨）國都城遺址。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少華說，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器，實際上就是我們湖北省簡稱為鄂的源頭。
2012年，河南南陽“夏餉鋪考古”出土文物500多件（套），其中一批帶銘文的“鄂侯”青銅器，確定年代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比隨州安居羊子山出土的西周早期鄂侯青銅器，晚了數百年，而器物的形制與精美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說明流落到河南南陽的鄂人，儘管在某種範圍或某種級別上保留了“鄂侯”的稱謂，但實力與影響，已難望其先祖於項背了。
而大冶鄂王城（注；大冶金牛鎮鄂王城原屬鄂城縣即現在的鄂州市，於1955年11月13日劃歸大冶縣），在1976年就因修建水庫而發現，同樣是搶救性的發掘，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物，主要有陶器、嵌金鳥紋戈、銘紋戟、銅弩矢、鐵刀、鐵鼎以及楚國的金幣等。說明南逃到此的鄂人，此時早已在楚國之“鄂王”的治下了。
東鄂、西鄂，鄂國究竟在哪裡？誰是老子誰是兒子孫子？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曾爭得不可開交。隨州安居羊子山的考古發現，使鄂國、鄂侯、鄂人的興衰遷徙、繁衍融合的脈絡清晰起來。正是這樣的遷徙、交流、融合，才使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漸變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噩（鄂）侯馭方鼎共有銘文11行86字，記載了周王南征淮夷之角、僪後回到坯地，噩（鄂）侯馭方納獻於天子，並與周王同宴、會射，周王賞賜噩（鄂）侯美玉、馬匹、弓矢等財物，鄂侯為感謝天子之賜，而作鼎銘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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