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日本逼迫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後來，俄國聯合德國和法國一起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這就讓清廷的君臣產生了一種幻覺，就是俄國可以當成中國的盟友，以夷制夷。恰逢此時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去世，新皇尼古拉二世繼位。
因此，清廷則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時機，於是，打算趁機派遣王之春為使節前往俄國，明為恭賀新皇登基，實際上，則是謀求與俄國的結盟。然而，俄國方面則認為王之春人微言輕，希望改派李鴻章為使臣，對此要求清廷也是無可奈何，慈禧太后只好派李鴻章出使俄國。
李鴻章將要出使俄國的消息一經傳出，英、法、德、美等國爭相邀請他先期前往訪問。
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代表清朝訪問美國。任誰都難以想象，在國內被罵“賣國賊”的李鴻章，居然在美國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不僅紐約港到處掛滿了大清的國旗，甚至，連彼時尚在海邊度假的總統克利夫蘭都專程前來會見他。
李鴻章在美國經歷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包括紐約街頭林立的摩天大廈，乃至上下使用的電梯。與眾多懷揣獵奇夢的遊客一樣，李鴻章也來到了哈德遜河口，親眼目睹和見證了美國民主精神的“自由雕像”，而這個雕像，也就是如今我們所說的“自由女神像”。
關於這座雕像的來源，曾經出使美國的張蔭桓，在其日記中解釋道：“此為法國贈美國自主之像，當華盛頓叛英時，法實為之助。”抵美之間，李鴻章僅知這座雕像叫“自由女神”。至於“女神”二字，是後來在中文中特意加上的。
因為兩字之差，這座雕像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色情，這或許，算是中國人對這座雕像的獨特貢獻了。雖然，清朝的統治封建腐朽，但是，“自由”一詞卻從來不是什麼“違禁品”。或許，從一些清末大臣的觀點中，我們也可一探清王朝對“自由”的理解。
黃遵憲曾對此解釋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為上者不能壓抑之、束縛之也。而嚴復則更直言不諱的說道：“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其實，早在訪問紐約之前，李鴻章就已訪問了“自由女神”的故鄉——法國。
並且，他還在這裡親身體驗了一把“自由”。
法國國慶是七月十四日，這也是法國人砍下其君主頭顱的紀念日。1896年的法國國慶，李鴻章來到法蘭西進行訪問。他第一天覲見了總統富爾，並參觀了法蘭西的閱兵儀式與焰火晚會。李鴻章這位來自最龐大、最古老、最腐朽的君主制國家的官僚，受到了法國公民的熱烈歡迎。
在為期二十一天的訪問活動中，李鴻章的一言一行成為了法國眾多報刊追蹤的焦點，連歐洲的第一日報——Le Petit Journal（小小報），都在其頭版位置刊登李鴻章的巨幅彩像。這家報社創建至今，只刊登過一些君主的個人肖像，這樣大篇幅刊登東方人肖像的現象還是頭一次。
法蘭西這樣一個無君主的國家，對李鴻章一行人來說是新鮮而震撼的，這一點，從李鴻章後人編撰、並由其審閱的《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中便可以清楚的找到答案。書中記錄了七月十四日為李鴻章舉辦的歡迎宴會，大清訪問團成員，無不驚訝於總統與其臣民行賓主禮而非臣禮。
雖然，這樣的禮節看上去有些自貶身價，但是，“人卒無敢戲渝也者，情與義交盡也”，他們認為：這樣的官民關係遠比清朝和諧。
在李鴻章來訪之前，法國國會曾專門就大清訪問團的接待規格問題展開討論，最後，決定採用最高規格的禮儀，並撥公款為其租賃豪華賓館。事情傳開後，一些法國媒體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接待大清代表團過分耗費民脂民膏。
法國政府迫於無奈，只好將細賬公佈在報紙上，最後，花費不過8萬法郎，相當於2萬兩白銀，這才算平息了民憤。想必，李鴻章一行人定注意到了這些爭議，但是，歷史資料卻沒能記錄大清代表團，對法蘭西政府面對民憤如此謹小慎微的感受。
對於法蘭西這樣“目無君父”的國家，中國人甚至都找不到恰當的詞語去形容它。在當時的文獻資料中，法蘭西總統上任之前的住所，被稱作“潛邸”。一些形容皇家的詞彙，諸如：“萬歲”等，也都被依樣畫葫蘆的套在了改穿西服或中山裝的新元首身上。
但是，在當時，“民主”這個詞彙卻破天荒的開始在中國流行。
“民主”意為“民選之主”，指那些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總統們，但是，這一詞彙的使用並不長久，其後來，被“總統”一詞所替代。
在李鴻章訪問法蘭西的二十天內，他除了感受到法國別樣的官民關係之外，似乎並沒有覺得其與德、俄那樣的君主制國家有何不同：在清朝強大的購買力面前，君主國與共和國都對李鴻章打開了大門，所謂的政治理念，在巨大的國家利益面前，不過是個奴婢罷了。
根據李鴻章的經驗之談，列強們對中國的欺凌行為，與其意識形態、體制並無關係。尤其是在壓榨中國方面，列強們人人平等。
並且，訪問法蘭西與德國、俄國不同，在為期二十一天的訪問間，李鴻章安排了六天時間參觀報社、提花廠、銀行等民生企業。但是，在訪問別國時，李鴻章則主要考察軍火企業。
一些研究者認為，在李鴻章眼裡，法蘭西的軍事實力並不突出，所以，到“民主”的共和國，李鴻章多考察民生企業的行為也算合理。
歷史文獻中，並沒有記錄李鴻章對法國的直接評價，反觀其在美國發表的言論，尺度可謂相當開放，根本不似傳說中的“封建頑固派”，完全是一個能夠站在全球角度審時度勢的智者。
所以，梁啟超口中的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現在想來，也並不十分正確。
其實，李鴻章作為晚清最具權勢的官僚，他曾有許多次問鼎最高權力的機會。中俄在伊犁開戰之時，戈登就曾鼓動他“黃袍加身”。1900年義和團起義爆發時，彼時遠在南國的李鴻章再度被各國勢力看好，他們紛紛慫恿其獨立，創建共和國。
梁啟超曾對此分析道：“ 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但是，他卻又認為李鴻章沒有“非常之魄力”敢於獨立。
其實，在梁啟超這樣將反政府當作飯碗的人眼中，共和也好，民主也罷，不過，都是奪權的旗號和手段而已。即使，李鴻章最後真的成為了“李總統”或者是“李民主”，他也會成為梁啟超筆下的野心家。
甲午一戰後，清廷中的左派、右派就中國未來走帝制還是共和吵得不可開交，而當時李鴻章作為最具發言權的大臣，竟對此不置一語，成為了一位左右逢源，抑或是左右為難的實幹家。在法蘭西訪問期間，李鴻章曾參觀巴黎大銀行，當時銀行的總辦與李鴻章就貸款與國家信用的問題，進行了一場看似閒聊，實則意味深長的對話。
李鴻章問：“中國借洋款，通常要求抵押，如今，俄國向貴銀行借款，有抵押嗎？”
總辦答：“沒有。”
李鴻章繼續問道：“那不是不信任中國嗎?”
總辦解釋道：“不是我行對中國不信任，而是這樣的貸款，都需通過發行債券來籌集。若法國民眾不信任，債券就會賣不出去，款項也就很難籌集。”
這就等於說：不是銀行，而是法國的投資人對清朝的不信任。
文獻對此段對話最後的記載是：李鴻章一笑而過。想必，這一笑，應該是無奈的苦笑。
其實，大清借的洋債大多利息都不高，但因政府行政效率過於低下，且公務運行多黑箱操作，外國人實在是沒信心，故只好多要求抵押物。在清政府的抵押物中，要數管理透明、且為洋人掌控的海關關稅最受洋行歡迎了。即使是厘金這樣的苛政，同樣被當作是一些借款的抵押物。
李鴻章對此心知肚明，他除了一笑而過，又能做些什麼呢？
最終，法蘭西外交部將宴請李鴻章的地點，選到了埃菲爾鐵塔。當時的塔主人曾向李鴻章介紹，鐵塔是為紀念共和勝利一百週年而建，並邀請李鴻章上一層樓。那時，塔內早已安裝了電梯，上下極為方便，但是，李鴻章還是婉言謝絕了，其中的原因已成了不解之謎。
可能，像李鴻章這樣入世的智者，早已明白：若自己更上一層樓，只會從共和國的高處，看到大清如茅草屋一般風雨飄搖的未來。
【《清史列傳·李鴻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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