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十六（1751）年，成都府金堂县有陈姓一家人，兄弟两个。老大陈昌娶媳妇赵氏，没有孩子。老二陈盛娶媳妇王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陈元书，时年6岁，次子陈元格，时年3岁。
陈家乃是财主，兄弟两个人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财产，现在分家另过，平时也相互走动，依然如一家人一样。那时候的习俗，为了照顾孩子，往往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买个童养媳来照顾。陈元书3岁那年，陈胜给她买了个童养媳刘氏，已经是13岁了。
刚刚买来刘氏的时候，正好生下了老二陈元格，这刘氏既要照顾丈夫也要伺候小叔子，等于是两个孩子的保姆。
陈昌兄弟和睦，赵氏虽然没有孩子，却喜欢小孩，所以童养媳刘氏常常带着两个孩子来串门。要是婆婆总会拿出婆婆的威势，不能够给媳妇好脸，童养媳就更不在话下了。大伯婆婆则不同，与侄媳妇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更何况刘氏还是个孩子，所以赵氏对童养媳刘氏甚好，两个人关系非常融洽，犹如母女一般，无话不谈。
在中国古代妇人无子，似乎就是低人一等，嫂子赵氏就是看不惯弟媳妇王氏生有两个儿子的那种骄横劲头。而弟媳妇王氏对嫂子赵氏，多年没有生养也颇有微词。妯娌不合是家庭关系中最常见的现象。好在兄弟已经分家，不在一个锅里吃饭，矛盾还少一些。妯娌关系的关键在兄弟，若是兄弟同心，妯娌之间的矛盾自然会少。陈昌作为哥哥，常常让赵氏拿出嫂子的样子，处处不要跟弟妹计较，而陈盛也让王氏小心，不要与嫂子作对，因此两家关系在表面上是和好的。哥哥陈昌没有生子，自以为还年轻，早晚会有孩子，谁承想刚刚30岁，便得了一场重病不治身死了，使刚刚25岁的赵氏成为了寡妇。
在古代提倡寡妇守节，虽然不反对寡妇再嫁，但也有一些限制，如必须要为丈夫服丧三年，才可以再嫁，这夫家只要有人可以继承财产，如果要改嫁，就是净身出户。赵氏没有孩子，按照当时的昭穆顺序，应该从弟弟陈盛的两个孩子陈元书，陈元格二人之中选一人为陈昌的子嗣，其财产也由他继承。若是赵氏改嫁，就是净身出户。
陈元书、陈元格虽然是赵氏的亲侄子，但她不愿意让他们过继，这样王氏会更加气焰嚣张了。按照《大清律例·户律·户役·立嫡子》条规定：妇女不得乞养异姓孩子入继，但可以养三岁以下的孩子，改称夫姓，这算是“立爱”。不过“立爱”有许多限制：不得以无子，遂为立嗣。也就是说不能够以所立之爱，成为法定的继承人。当然宗亲若没有人可以承继，则当另论。问题是陈昌有两个侄子，赵氏别无选择，却又不愿意，难免胡思乱想，如果没有两个侄子，改嫁也容易，坐产招夫。自己还年轻，肯定会生孩子，而自己拥有财产，所招之夫对她也会唯命是从的。
随着大哥陈昌的去世，原本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破。按照当时的规定，赵氏没有资格继承遗产，她若不改嫁，只能从两个侄子中挑一个过继，等孩子长大了继承财产。她若改嫁，因为由两个侄子继承财产，则必须净身出户，总而言之，无论她改嫁与否，两个侄子都成为了她将来生活的绊脚石。
哥哥去世了，弟弟对嫂子也没有什么容忍的基础。所以想怂恿赵氏改嫁，自己不好出头露面，便让媳妇去说。王氏与赵氏的关系不好，便让童养媳刘氏传话，希望赵氏早点嫁人，童养媳刘氏把公公婆婆的意见转达给赵氏，赵氏顿时恼火的说：这肯定是他们两口子做下的计较，逼我改嫁，就是要占我这份家产，我绝不与他们善罢甘休。童养媳刘氏说：大妈若是不改嫁，就要从元书、元格二人选一个立嗣，您这份家产还是人家的，你还不如求求他们，或许还让你带些陪嫁。赵氏说：他们不就是欺负我没有生孩子吗？这不能生孩子，也不能够完全怪我呀，那个死鬼就是天阉，根本他就不管用。童养媳刘氏见赵氏生气，便想借故离开，却被赵氏拉住不放，非要把陈盛夫妇的想法，弄个明白。
童养媳刘氏知道什么，赵氏便好言诱导：你这样如花的年纪，嫁了一个比你小十岁的丈夫，等他长大成人，还看得上你这黄脸婆吗？他们家有钱，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娶来做媳妇，你还不是老妾兼老妈子，他们家能够有你什么位置呢？你还不如跟着我，当我的女儿，将来我为你寻找个好人家，给你厚厚的陪嫁，做个正妻，丈夫不敢欺负你，将来有了孩子，你不是也有了依靠了吗？一番利诱，使童养媳刘氏心动。但自己是童养媳，算是有男人的人了，怎么好来当赵氏的女儿，将来再嫁人呢，便把自己的顾虑都讲了出来。
赵氏思来想去，无论她怎么做，那两个侄子都是她未来生活的最大障碍，如何才能改变呢？赵氏的脑中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两个人谈了很久，眼见得天已经黑了，赵氏问：元书、元格晚上同谁睡在一起？童养媳刘氏说：我自过门以后，元书一直同我睡在一个房间。后来元格断奶了，也由我带，他们兄弟都跟我睡。赵氏说你出来这么久，那两个孩子谁来看顾呢？童养媳刘氏说：元书现在已经6岁了，已经懂事了，也会照顾弟弟，我来的时候，让他照顾弟弟睡觉，想必他们早已睡熟了。
赵氏说：他们两个单独睡，这可是好机会，我们过去把这两个孩子杀了，让他们两口子也绝了后，看他们还敢惦记我的财产不？你没有了丈夫，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我的女儿了。童养媳刘氏说：大妈，要杀孩子可不行。我也下不了手啊。再说了杀人要偿命的呀。赵氏说：傻孩子谁让你动手了？你就给我带路，点个灯给我照个亮就行了。天塌下来有你娘我呢，你怕什么？童养媳刘氏见赵氏已经把自己当成女儿，又许给她那么多好处，也就不好拒绝了。
童养媳刘氏打着灯笼，带着赵氏来到家中，轻轻的推开院门，来到自己的房间。刘氏用灯笼照着两个孩子，看着他们熟睡的样子，便有些后悔带赵氏来到这里。正在犹豫之间，赵氏突然抽出刀来，用力猛刺元书，可怜的孩子还在睡梦里便一命呜呼了。赵氏杀了元书以后，又要杀元格，童养媳刘氏此时不知道是良心发现，还是因为害怕，便把灯笼扔在地上踩灭，拉着赵氏的手，要她不要再杀了。此时元格醒来，见到黑暗中的人影，不知道是人是鬼，便放声地哭喊。
哭喊声惊醒了陈盛夫妇，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从自己的房间跑了过来，见到两个黑影便上前各搂住一个，听到说话才知道是赵氏和童养媳刘氏。便点起灯来，却发现元书已经死在血泊之中。陈盛上前夺过赵氏手中的刀，高声喊叫杀人了，惊动了自己的伙计及左邻右舍。
陈盛让伙计把赵氏和童养媳刘氏都捆了起来，再让伙计们去喊本坊的坊长，告知赵氏杀了自己儿子之事，要坊长同自己去报官。
人命案件，金堂知县不敢拖延，当即进行审理。赵氏供认不讳，说什么他们夫妇想霸占我的财产，我偏偏不给，我没有后嗣，他们也不能够有后嗣之类的话。惹的知县大努，先让官媒婆掌嘴二十，杀杀其锐气，再让衙役打四十大板，将赵氏打个半死，交官媒婆严加看管。
提审童养媳刘氏，小小年纪，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便一五一十的把经过说出。虽然是同行助势，但所杀者乃是其丈夫，这可是弥天大罪。按例必须用刑，知县也让官媒婆打了二十个嘴巴，然后上了拶指，夹的童养媳刘氏死去活来，之后打入死牢。按照《大清律例·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其尊长谋杀卑幼，已杀者，依故杀法。也就是说尊长故杀卑幼，最多也就是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卑幼谋杀尊长，特别是丈夫，要凌迟处死。
由于赵氏“情殊凶恶”，应该加等拟罪，判为绞监候。童养媳刘氏虽然是同行助势，但所杀的乃是丈夫，属于罪大恶极，原本应该凌迟处死，但见赵氏行凶，上前扯止，使犯罪中止，因此可以减等为斩立决。
金堂知县将所拟上报，由四川总督咨报刑部，被刑部驳回。刑部认为四川总督所拟不当，赵氏身为尊长，可以照“谋杀卑幼例”拟绞监候，但可以援赦宽免，准许收赎。童养媳刘氏参与谋议，不能够按照同行助势，也是谋杀的主谋，所以应该按照“某杀夫律”凌迟处死。
刑部的批驳，被监察御史范廷楷得知，他认为刑部所驳不符合情理，便上疏弹劾。范廷锴（1705年-1762年），山东诸城人。乾隆元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在外任过知州，内调监察御史，可以说熟悉内外政务，而察举臣僚不公不法，乃是监察御史的专职。范御史认为赵氏已经犯了十恶中的“不睦”之条，就是“十恶”大罪，不应该援赦宽免，童养媳刘氏乃是童年无知，又是赵氏逼迫，并非首恶，如今首恶赵氏援免，被逼迫的童养媳刘氏却要凌迟处死，殊为不公。
乾隆帝看到劾奏之后，当即批示云：其所援引议论，虽觉支绕，但其案情若果如所奏，则刑部定拟，实属拘例而不顺情，舛谬之极矣，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也就是说，范御史引用“十恶”之说，虽然有些不着边际，但其所讲的案情，如果所说是事实，那么刑部的定拟，乃是只知道律例，而不顺人情，就是极为荒谬的事情，因此要刑部明白回奏。
刑部见到乾隆帝的批示，也不肯承担荒谬的罪名，更不能够向御史示弱认错，所以回奏云：刑部对赵氏的拟罪，完全没有错误，是有法律依据的。对于童养媳刘氏刑部认为她已经16岁了，不应该是童年无知，即便不将童养媳刘氏算是同谋，至少也是同行，她见到赵氏杀丈夫的弟弟，能够熄灭灯笼，制止赵氏杀人，却提着灯笼看着赵氏杀死自己的丈夫，这于情理上就很难宽恕了。并且申明，刑部执法定案，不敢移情就律。
很明显，刑部不肯承担任何责任，面对刑部推卸责任，乾隆帝很是恼火，当即指出：刑部明白回奏之处，辗转辞费，终归回护，究不出于前旨拘例，而不顺情之语。也就是说，朕此前所下旨讲刑部，拘例而不顺情，是绝对正确的。如今这样的措辞，乃是护着承办官员，为什么刑部没有将童养媳尚未成婚之事说明，也难怪范御史参劾你们，是你们本身的错误，既然刘氏没有成婚，就应该算是“童年愚稚”，这样“遽处以极刑，情属可悯”，但刑部提出了，知救夫弟而不救夫的问题，这个情节非常重要，若是如此，朕亦不能够法外贷其死矣。在无奈的情况下，乾隆帝只好亲自裁定：童养媳刘氏斩立决。而赵氏情实惨毒，著依本律，不许援免。既然不能够援免，赵氏则要秋后绞决了。
最终赵氏与童养媳刘氏，都没有逃过一死，此案最凄惨的当属童养媳刘氏，她挡不住赵氏的威逼利诱，随同赵氏去杀孩子，只不过是带路照亮，而看到赵氏杀人，也有拉扯其中止的行为，所以范御史竭力申明，虽为童养媳，但并未成婚，与真正的丈夫有别，而刑部却坚称“其知救夫弟而不救夫”。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赵氏杀人当然先找大孩子杀了，所以先杀了元书，若是元格年纪大，也有可能成为第一目标。而童养媳刘氏见到杀人之后，觉得害怕也会阻拦，根本不存在救弟不救夫的问题，若是赵氏把两个孩子都杀了，就不存在救夫弟而不救夫的问题了，反而可以因为“童年愚稚”予以减免了。刑部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哪里管当事人的生死，“移情入律”居然使号称大权从无旁落的乾隆帝也无可奈何。
参考资料：南开大学柏桦教授《法律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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