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0 青銅時代的大美沈北新區-東四家子遺址

這裡是瀋陽-- 青銅時代東四家子遺址

東四家子遺址,位於沈北新區望濱街道東四家子村北200米處,一直地址地勢權威北高南低,土質為黑沙土,遺址南北長200米,地表有大量夾砂紅陶器腹、器耳等。考古發現呈現了瀋陽地區青銅時代民眾居住區的原始風貌,為研究當時該地區的社會發展、生活習俗提供了依據。


青銅時代的大美沈北新區-東四家子遺址


首先介紹下沈北新區原名新城子區。帝俄入侵中國後,在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由新城子經過,1905年在這裡建成火車站。建站當時,這裡尚未形成村落,因車站北有新城堡村,西南有九里溝子村,所以就取“新城堡”前兩字和“九里溝子”後一字,起名新城子站。形成村鎮後,一直沿用“新城子”。

沈北新區歷史沿革

沈北新區自古隸屬瀋陽市。談到新區的歷史沿革,要從瀋陽的歷史說起。

7200年前人類在瀋陽的大地上農耕漁獵,繁衍生息,創造出新樂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的重鎮。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分天下為36郡,瀋陽隸屬遼東郡。西漢時期瀋陽已具有城市輪廓,稱為“侯城”。唐代改稱“沈洲”。公元921年遼太祖移民到此,修築土城,生產隨之發展。元代金太祖攻佔沈洲,沿用“沈洲”之名。1296年元代重建土城,改沈洲為“瀋陽路”,歸遼陽管轄。從此,“瀋陽”這一名稱正式出現在史料上。1386年明朝改稱“瀋陽路”為“瀋陽中衛”。1625年清太祖清太祖把都城從遼陽遷到瀋陽,並在瀋陽城內著手修建皇宮(今瀋陽故宮)。1634年清太宗皇太極改稱瀋陽為“盛京”。1644年清朝遷都北京後,瀋陽為陪都。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在瀋陽設奉天府,所以,瀋陽又名“奉天”。

青銅時代的大美沈北新區-東四家子遺址


1911年辛亥革命後,瀋陽成為奉系軍閥統治的首府。1923年正式設立奉天市政公所,瀋陽首次出現市的建制。1929年張學良改“奉天市”為“瀋陽市”。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並侵佔瀋陽後,又將“瀋陽市”改為“奉天市”。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奉天市”恢復“瀋陽市”名稱。

1948年11月2日瀋陽全境解放。1953年瀋陽市改為中央直轄市。1954年瀋陽市改為遼寧省轄市。1993年原鐵嶺市的法庫、康平縣劃歸瀋陽管轄,新民縣撤縣建市。

沈北新區自古為瀋陽北部門戶,有悠久的歷史。據境內出土文物考證,大約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勞動、生息。

青銅時代的大美沈北新區-東四家子遺址


1948年瀋陽解放後,成立瀋陽特別市政府,11月20日,成立瀋陽特別市市郊辦事處,設新城子、財落堡和蒲河三個區;1951年12月,市郊辦事處改劃為4箇中心區,成立新城子中心區;1954年3月,瀋陽市人民政府撤銷市郊辦事處,成立東、西、南、北四個郊區人民政府,新城子中心區改為北郊區;1956年劃歸瀋陽縣管轄,變更為區公所;同年12月31日,撤銷瀋陽縣建制,其所轄地區分別劃入市內鄰近各區,並設立新城子區。

2006年10月8日,民政部《關於遼寧省瀋陽市新城子區更名為沈北新區的批覆》(民函[2006]300號)批准,同意將新城子區更名為沈北新區,成為全國又一行政新區。

首先,新城子區更名為沈北新區是全區人民的強烈要求。“新城子”三字,是1905年帝俄侵略時期,為掠奪東北地區煤炭等資源修建中東鐵路火車站而強加給我們的,是火車站名稱,無實際意義,而且承載著我區人民遭受侵略與壓迫的歷史,有一定殖民色彩。所以變更名稱,抹去這段遭受掠奪欺凌屈辱的印跡,是我區人民心中許久的夙願。

第二,是順應歷史的必然。早在192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現新城子區範圍內成立中共沈北區委,是瀋陽地區最早建立的黨的基層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裡的人民反強暴、抗侵略、爭生存、求解放,沈北大地養育了他們,他們也熱愛著沈北大地。1960年建區之前,我區被稱為沈北地區或沈北郊區(1954年曾改名北郊區)。可見,“沈北”的概念在我區人民心中早已紮根,沈北新區更是順民心、合民意,是民心所向。

第三,是新區人民共同的心願。由於行政區劃的調整,輝山街道辦事處整建制與我區合併,擴大了我區的範圍,給我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賦予了新的內涵。現在“新城子”的概念已經涵蓋不了新區的範圍。

第四,是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市委、市政府賦予新區市級經濟管理權限,使新區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創新是沈北的發展戰略,沈北將樹立起科技創新的大旗,將實行全新的體制和機制,呈現全新的面貌。

第五,是城市功能定位的需要。沈北大開發給新區的總體定位是:“以打造綠色沈北,建設生態新城為重點,做強主導產業,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步伐”。原來的“新城子區”僅僅侷限於地理上瀋陽市的郊區,鄉土氣息濃郁,“農村”概念突出,不能體現新城區功能齊全的所有內涵。目前,新區的功能定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普遍意義上的農村,正在向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向發展。

瀋陽地區出土的青銅文化,不但集中地反映了古代瀋陽地區存在著農業、手工業、畜牧業、漁獵業等多種經營的經濟特點,而且反映這裡也是諸多不同民族氏族部落群體活動的舞臺。直至戰國時期,各民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漁獵遊牧文化的流動性以及各民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社會動亂日益突出,這不但破壞了社會穩定,甚至把發達的經濟聚落中心與手工業集中的聚落點化為廢墟。這種動盪不安的局面,直至公元前4世紀前後發生重大變化。當時,管轄遼河流域的燕國經過改革,成為北方強大政權。《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當時燕將秦開奉燕昭王之命出任統帥,“出擊東胡”,制止東胡遊牧民族奴隸主貴族對農業區的騷擾。史稱東胡被戰敗,“卻千餘里”(《史記·匈奴列傳》。)。同時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以拒胡”。社會安定是地區經濟開發與城市發展的重要條件。秦漢王朝的大一統與遼河流域的安定,為瀋陽地區的經濟開發與城市繁盛帶來了新的機遇。遼河流域西與華北平原緊密相連,南與山東隔海相望,大一統為遼河流域與內地的聯繫創造了更方便的條件。中原先進的鐵製農具與生產技術的大量引進,大大加速了遼瀋地區農業經濟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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