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人之間交往成本越來越昂貴的今天，快遞員是為數不多的、擁有正當理由敲開每個陌生人家門的人。
他們帶著包裹奔走在大街小巷，來到快遞單上的地址，敲開門。多數時候，門只開一條縫。藉著這一條小縫，他們密集而廣闊地與社會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人打交道。
在美國經典動畫《飛出個未來》裡，主人公也是一位快遞員，他能夠駕駛空中飛車，把包裹直接放到宇宙各個角落。但現實比科幻複雜，當包裹和人的距離，縮短為窄窄一條門縫的時候，故事才剛開始。
這些故事，關於危機、溫情，精準的計算和難以預料的巧合，足以讓我們窺探百態人生。
1
李常偉盯著手中的購物卡，又看了一遍，右下角的金額還是100元。
面前的女人逐漸抬高音調。她說，別人把購物卡裝進信封的時候，金額還是5000元。
李常偉打給寄件人。對方語氣焦躁，不斷重複“5000”這個數字。掛掉電話沒多久，一個陌生號碼打了進來，原來是寄件人找到了攬件的快遞員。這名快遞員顯然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了麻煩，告訴他：信封用膠水密封之前，裡面的確是一張金額為5000元的購物卡。
李常偉扭頭問女人：“外包裝完整嗎？”女人點頭。“有毀壞的痕跡嗎？”兩人又仔細地看了一遍，沒有。
電話那頭的人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麻煩。快遞業有行規，收件時若外包裝完整，沒有損壞，損失由寄件方負責。此後的幾天，負責寄件的快遞員又打來了幾次電話，李常偉只記得他的哭腔和委屈：上崗三個月不到，現在要搭進去一個月的工資。
之後，李常偉四處跟同行打聽，最後在一位前輩那兒得到了真相。除了快遞員，能接觸到包裹的還包括在中轉站的分揀人員。那些分揀員，每天經手無數快遞包裹，看到一個薄如紙片的信封，隔著信封一摸，摸到塑料卡片的輪廓，有時候就扣下來。他們掏出打火機，火苗靠近文件袋邊縫的膠水，趁著膠水遇熱融化，把卡片抽出來，換一張，再用膠水粘回去。用相同的方法，他們還能把一個 iPhone 換成一塊磚頭。
2
從那天開始，李常偉婉拒了所有客戶寄送的、價格超過4000塊的包裹。
比賠償更令快遞員恐懼的，是丟飯碗。劉師傅在順豐做快遞員，有一次，收件人告訴他，剛拆開的包裹裡少了一副眼鏡，劉師傅第一反應不是冤枉，而是詢問價格——他寧願自己賠錢，也不願讓客戶上報公司處理。丟件，是能決定順豐快遞員去留的問題。
範師傅也怕丟件，他是商易通快遞駐華貿中心的快遞員。去年一個陰沉的下午，他拉著一輛堆滿快件的平板車，經過一道風口的時候，狂風把他撞到了一旁 Apple Store 巨大的玻璃幕牆上，分量輕盈的快件和文件袋被吹得漫天飛舞。他頭一回感到絕望：“我嗓子一下子就幹了，腿也發軟。”Apple Store 的保安走出來，叫他“別把玻璃撞壞了”。有路人看到，過來幫他一起撿文件。數了數，沒丟，他坐在花壇邊上歇了好久。“還好玻璃沒事。”範師傅感慨。在這陣驟然吹起的狂風中，範師傅第一次體會到了丟件的恐懼。
與天鬥，與地鬥，難度遠遠比不上與人鬥，韻達快遞員張巍對此有特殊的感受。有一回，他來到快遞單上的地址，敲開了門，一個男人出來簽收了包裹。那天下午，他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她說自己剛查了物流，狀態是“已簽收”，質問他把包裹送去了哪兒。他查看了她提供的單號，地址沒錯，手機號碼沒錯，是上午那個男人幫她簽收了。女人卻說，自己是獨居，家裡從來沒有男性。他總會把這個故事講給新入行的快遞員，有關“莫名出現”的男人、“憑空消失”的包裹和他為此付出的700元賠償的代價。
張巍沒想到，很快自己又遇到了相同的考驗。有一回他正送貨，接到了一個女人的催件電話。他清楚記得，電話裡的女人在上午親自簽收了包裹，還跟他說謝謝。這一回，他恰好在女人家樓下，掛了電話，他徑直上電梯，敲門。女人打開了門，看到他的瞬間，臉上閃過一絲驚惶。張巍的目光越過她，看向客廳，上午送上門的快遞箱已經被人打開，放在餐桌上，封箱的膠帶上還粘著被撕扯下來的紙屑。
張巍說，小區裡的“奇葩”住戶還有很多，有一個在附近上班的90後職員，他打郵政局電話投訴，謊稱快遞員遲遲不給他送貨。直到快遞員當面問他，他才承認，自己和公司前臺有矛盾，這樣做可以令負責簽收的前臺因為失職而被老闆大罵一頓；一個養了一條狗的人，拿著一個凹著狗牙印的食品箱要求快遞員賠償，理由是“被你們倉庫裡的老鼠咬壞了”；還有一對每天凌晨下班的年輕情侶，要求快遞員在凌晨12點到次日6點間送貨，快遞員建議放在樓下的小賣部，他們不樂意，因為小賣部要收一塊錢代收費。來來回回打了幾個電話，快遞員也煩了，告訴他們自己已經付了這一塊錢，電話那頭的男生突然開始破口大罵.......張巍建了一個微信群，把在附近送貨的快遞員都拉了進來，分享各自遇到的“奇葩”住戶。很快，群裡的快遞員們達成共識：每次通話錄音。有人打電話投訴，他們就翻出錄音作證據。這些錄音幫他們免掉了不少罰款——一旦公司認定投訴成立，快遞員將會被罰1000元。
3
雙十一那天回家的路上，陳亮打開通話記錄，數了數，有300條。以10小時工作時間計算，這意味著平均每兩分鐘一通電話，來電的人絕大多數是催件。幾分鐘的通話裡，陳亮在語氣中會流露出同樣焦急的同理心，儘管這往往不出於真心——“真要那麼急的話，就不會上淘寶買了。”他說。他不輕易改變送貨路線，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因為對方一大早上打來電話，說“飛機快起飛了”，他還沒來得及把當天要送的快遞裝車，專門替他跑了一趟。對方簽收的時候笑了，“要不說飛機快走了，你能那麼快嗎？”
他跟自己說這是最後一次，但還是失信了。有一回，對方在電話裡不住請求：“這是救命的東西，求您一定今天給我送。”他看了看時間，已經是晚上10點。他坐上三輪車，從東五環外的倉庫一路向西狂奔，在等待最後一個紅燈的間隙，他沒按捺住好奇心，拆開袋子一角，藉著路燈看了一眼：是一個情趣玩具。
在每天數百個電話中，“您好，有您的快遞。”是他最常用的開場白。有一次，“遞”的音節還沒說完，對方打斷他“我知道有我快遞，那你還不趕緊給我送來？”噎得他無話可說。過了幾個小時，那人又打電話來道歉，語氣緩和，向他解釋自己剛剛正跟妻子鬧矛盾，他還是無話可說。
他也不總是處於被動地位，有時，他電話打過去，對方說：“Hello？”他會一聲不吭，主動掛掉電話。接著打開百度翻譯，對照著英文翻譯一個一個字母敲到短信裡：“I am YuanTong Delivery”，再把包裹直接放到那些外國公司的收發室。他與那些包裹的主人從未打過照面。
也有快遞員習慣於群發短信。“有快遞，在家嗎？”，收到的回覆通常也很簡短，在或不在。有一回，剛過完年，朱潔銘看著沒有電梯的老樓，心裡發怵——過年期間他和父母爬山，不小心崴了腳。他小心翼翼地在短信裡問客戶，能不能約個時間下樓自取？但回覆者寥寥。一個人回覆他：“崴了腳還送什麼快遞？”
4
順豐快遞員的高薪一直是媒體熱衷討論的話題。在這家公司待了超過8年的劉師傅說，他的“高薪”來之不易。去年過年前，站點主管給大家開了會，“過年回家可以，但每個區域必須保證有人留下，不然年後都不用來了。”他留了下來。
潮汕人朱潔銘同樣曾作為“留守”的快遞員在北京過年。春節期間的北京，馬路空曠，車喇叭聲似乎都有迴音。他當時承包著幾個快遞站點，過年便自己留下值班。留下來沒什麼事好做，他打開中央三臺一遍一遍地看電影。突然接到一個相熟客戶的電話，邀請他去自己家過年。客戶是湖南人，按他們當地說法，算“半個老鄉”。朱潔銘一直記得那個春節，兩個留守北京的異鄉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還一起去電影院看完了正在上映的電影。
由客戶變成朋友的經歷，朱潔銘能說上許多。有一回他上門寄快遞，跟一位熟客聊到家鄉美食，他興致勃勃地跟對方介紹潮汕的牛肉丸、粿條，對方在航空公司工作，職業是飛機機長，熱愛美食。沒多久兩人一起飛了一趟潮汕。回來後，他們合資開了一家潮汕菜館，但兩人在大廚人選上意見不一：他從家鄉高薪挖來大廚，而機長認為他自己教手下的快遞員做菜足矣。最終他還是聽了對方的意見，把高薪挖來的家鄉大廚開掉，卻也因此喪失了全部信心，沒多久，兩人分道揚鑣；
他曾向一個從事電影行業的客戶表達了自己對新行業的嚮往，女孩聽了他的想法，邀請他參與到一部網絡大電影的製作中，他負責導演組外聯工作。為了集中精力，他關了自己承包的快遞站點，每天“熱血沸騰”地去咖啡館開創作會。回顧那段經歷，他說自己唯一學到的東西是“我不是王寶強”。這部名為《女明星血淚史》的網絡大電影幾個月前上線，而他至今還沒有去看。
5
有人以送快遞為名得到了別的機會。梁崇強會趁著送快遞的時候，幫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客戶把一些“不能明說”的東西悄悄放到領導的桌面上，這為他換來了客戶的絕對信任。聊天的時候，那位深諳官場人事關係的客戶會跟他分析“如何勸說不聽話的員工”和“如何改變大老闆對自己的印象”，並讓他免費搬進了自己位於建國門附近的一套二居室，直到最近，在梁崇強的主動要求下，客戶把房租提高到了600元。
有人在送快遞途中遇到了奇妙的緣分。快遞員苗子曾弄丟了一個女孩的快遞，東西不貴，才20元。他上門跟女孩解釋，加了微信，一出門就給她發了賠償的微信紅包。女孩似乎也是個自來熟，直呼他“這位兄臺”，他有點詫異，回了幾個表情包，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半個小時，突然女孩問他“你是哪位？剛剛看你的資料是男生，我還以為是我的一個女同事呢！”倆人陰錯陽差地說上了話，從那之後慢慢發展成了朋友。
也有人與包裹主人發展出更長久、深遠的感情。朱潔銘負責的小區裡有一位得了癌症在家休養的老人，某次聊天中得知他是離家幾十年的潮汕同鄉。自此老人和他越發親切，甚至把他當成親人，每天中午替他準備飯菜，和老伴一起送到站點。春節後他返京，老人會叫上兒女一起到北京西站接他。作為報答，朱潔銘週末有空的時候，會騎著車帶老人去市場逛逛，一起買些新鮮的蔬菜，幫老人買鞋。
儘管多數時候，快遞員與很多人的交集只有一個照面，也並沒有所謂的後續，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深入每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梁崇強對小區裡的大多數住戶的生活規律、職業、個性習慣都十分熟悉。比如每個月固定給家裡上年紀的貓買進口藥的退休老夫妻；一個睡在街角的流浪漢，和偶爾給他買食物並舉起手機自拍的年輕人；一個聽到敲門聲便要“直播收快遞”的女主播；一位住在三里屯使館區、熱衷於淘寶的大使夫人，樓下的保安曾告訴他，他已經是今天內自己見過的、第六個來給她送快遞的人，要知道大使館的保安每隔兩個小時輪換一班；還有一位小區保安，傍晚站崗時，看無人來往便會小聲哼一曲，有車燈閃過便立馬立正敬禮。
6
就職於小區驛站的快遞員小龐並不打算和所有客戶發展一段長久關係，有些人，賺他一筆就夠了。有一回，他利用一位女客戶對“市斤”和“公斤”的理解誤差收取了700元的快遞費，再把東西就近找個快遞站點直接發走，只花了280元。
他的同事通過翻閱小區裡一個女孩的朋友圈，發現她在朋友圈裡曬微信截圖，“有人轉賬8888元叫她起床”；小區停水那天，她叫了兩大桶農夫山泉洗澡。“那個女客戶對錢沒概念”。女孩發件的時候，他的同事報了一個高價，女孩果然無動於衷。
有時候這筆賬似乎又算得糊塗，並不精明。有一回，一位經常找發快遞的客戶跟他告別，發完最後一批貨，這個30多歲的男人就回家收拾東西，“逃離北京”。男人不住地跟他感慨房價、空氣、工作壓力、催婚......他百感交集，出門的時候，他堅持只收了對方一個運費成本價，分文未掙。
7
有人送快遞，像在實施一場小型綁架。溫雷在拿到一封明顯裡面是購物卡的快遞信封時，不拆，但也不送。有人打電話催件，他就立馬送過去。但大多數時候，這個電話不會響起。
他只會在每年的一些特殊節日裡這麼做，比如中秋節、教師節等等。臨近這些節日，送往政府、學校、醫院的包裹比平時都多。“你想，教師節的時候，家長能不跟老師意思一下麼？但老師那天收那麼多禮，誰記得清？家長也不好意思問，‘老師您收到我送的禮沒？’”
他神秘地豎起四根手指，“去年中秋，有家快遞公司的四個快遞員，負責送政府，扣了近4萬元的卡。”他不抽菸，有抽菸的同事曾把650元一條的軟中華拆了抽，有省細的人，就把煙拿去大望路附近的回收點賣掉換錢。
從扣下來到拆包，時間大概是一個月。要是有人打電話催件，他會“為難地”抱怨時間已經過去太久，怎麼現在才發現。然後假裝不知情地答應寄件人幫忙找找，最後“意外地”發現包裹掉在快遞車上的某個角落。
另一種方法是假保價。北京有皮草一條街，街上賣貂皮大衣，10萬、20萬都有。他像推銷保險一樣，向賣貂皮的店主們推薦保價，“多600塊，10萬一件的貂皮大衣包賠”——轉而扣下這筆保費。他從哪兒來的信心？“皮草不怕壓，而且公司開了這麼多年，只丟過一次件，天津大爆炸，倉庫炸沒了，那也是公司賠。”
“要是不能賺外快，死守著四五千塊錢工資，在北京怎麼活？”他還記得剛來北京時的自己，住月租500元的地下室。不出門，永遠不知道外面是太陽還是月亮，是晴天還是下雨。如今，他已經和做客服的女友搬到了朝陽門附近，一間月租1700元的臥室。“有窗戶，有洗澡的地方。”他對目前的狀態很滿意。
8
在快遞員翁沛倫眼中，這些人都是“鳥人”。他曾在倉庫目睹三位中轉站分揀員扣下了包裹裡的6瓶高級紅酒，開了5瓶，一飲而盡，再最後一瓶連著5個空瓶子一起打碎。然後，這些人打電話通知收件人：“由於你寄的是違禁品（液體），我們只能以運費三倍的價格賠償。”幸運的是，隨著自動化分揀系統的普及，在這個環節操作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
他從大一開始兼職承包韻達網點，到如今，已經成為三個網點的負責人，幾乎從沒喪失對這個行業的信心，唯一一次想放棄的時刻，是上課的時候接到了院長的催件電話，電話那頭的呵斥聲引得同桌側目：“.....做什麼快遞？好好的一個學生，像個農民工似的！”
9
拿到簽名意味著結束一段臨時關係，但過程可能比想像中來得艱辛。範師傅有一次被投訴，僅僅是因為他在接通電話的一刻稱呼了對方的全名。他學會了忍。但他的同事沒忍住。有一回，他的同事去送一張單人床，小區沒有電梯，他跟對方確認在家便扛了上去，然而敲門不開，電話不接，他急著送其他件只得又扛了下來。剛到樓下，他接到電話，對方稱自己沒聽到敲門聲，叫他再扛上去。但當他又氣喘吁吁地扛上6樓，對方突然改變主意，說要退貨。他一聲不吭又扛下樓。只是沒想到，剛到樓下，對方又打來電話，“師傅，我還是想要，再扛一次吧……”，重複幾次，這位同事顧不上被投訴，在電話裡跟客戶吵了起來。最後的結果是他被公司罰了幾百元。
“時間就是金錢”，很少有人能夠比快遞員更加直觀地感受這句古老的箴言。何師傅在建外 SOHO 送貨，其中有一棟有32層，卻只有2部電梯。每天臨近中午飯點，電梯裡總會擠得滿滿當當，幾乎每層樓都有白領在電梯口排隊。送貨的時候，何師傅養成了一個習慣，到達目的樓層後，如果電梯裡還有人要上樓，一出電梯，他會立馬按下“下樓”的按鍵，以節省等待電梯的時間。有時候送完一天快遞，他晚上回到家，一出電梯門，他才發現自己又隨手按下了“下樓”的電梯鍵。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好習慣，利用擠出來的時間，他得以每天早上4點到7點之間兼職送報紙，把賺來的錢打入正在讀大學的兒子的賬戶裡。
10
名曰快遞的包裹，內裡是一個大千世界。從空包到實體，從活物到死物，物質的存在形態能夠在快遞中得到最全面的體現。翁沛倫欣賞那些在快遞箱上黑筆加粗寫著“蟋蟀三隻”的誠實，遠比泡沫箱的外觀寫著“海鮮”兩個大字，卻爬出了兩條眼鏡蛇來得可愛。
至今不能合法快遞的物件，骨灰是其中之一。一位客戶找到DHL 的黃師傅，說他想要把骨灰寄到瑞士做成鑽石，黃師傅婉言拒絕了，因為快遞不能收寄粉末狀的物體。或許也有漏網之魚？溫雷就曾聽其他快遞員說，有一回，負責快遞安檢的人在一雙運動鞋鞋底裡發現了一包粉末，送檢後結果顯示，那是一包海洛因。
每年兩會，陳亮都要失眠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上面”對快遞包裹查得最嚴，去年兩會期間，一個男人來到站點寄一本書，當陳亮提出檢查貨物的要求時，男人面有慍色，不停抱怨手續繁瑣。陳亮堅持把那本書拿了過來——剛打開硬皮封面，裡面是整齊挖空的書頁，剛好塞下一把水果刀，和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情節如出一轍。男人突然正色：“我是郵政局的，恭喜你們通過了抽查。”
陳亮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止不住感嘆“萬幸”，被罰款事小，2015年8月13日發生在三里屯的那場武士刀砍人事件，是全行業皆知的社會新聞。據陳亮說，北京所有快遞員中流傳著消息，那位派送武士刀的快遞員至今還在關押中。
淘寶大數據顯示，中國有300萬個快遞員，目前已運送超過300億件快遞，使用的膠帶總長可以繞地球赤道425圈。這些故事每天都在發生，隨著快遞員與每一個普通人的交談，這些故事被膠帶密封在每個快遞紙箱裡。敲開門，透過一條半掩的門縫，快遞員以碎片式的一瞥，窺見這個社會最普遍的道德素質，和人性不堪或閃閃發亮的那一面。儘管這個過程往往還會伴隨著危機——這是快遞員的幸與不幸，他們眼中的時代和人的故事，有的稍縱即逝，有的緩緩流傳。（應被訪者要求，文中李常偉、張巍、陳亮、梁崇強、溫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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