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8 抗日戰爭時中國有兩個最“現代化”的部隊和軍工基地,卻沒用上!

又到九一八!回首歷史,當初中國軍民抵抗侵略的艱辛我們幾乎都知道。那時候的中國缺乏國防重器。飛機,坦克,大炮等重武器都得對外購買,甚至由於缺乏工業基礎,連輕武器也只能部分自產,大多數同樣需要向國外求購。可剝開塵封的歷史,卻發現其實當初的中國有兩支裝備“最現代化”的部隊,和兩個軍工基地。卻可惜都沒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真是讓人扼腕痛惜。

抗日戰爭時中國有兩個最“現代化”的部隊和軍工基地,卻沒用上!

首先要說的第一支部隊就是張作霖的奉軍,東北軍是當時中國最強的軍閥武裝,甚至有些方面還勝過中央軍。 張作霖對於武器非常重視,多次積極外購軍火。1922年張作霖一次就從從日本太平公司訂購步槍18500支,子彈2800萬粒,野戰炮20門,機關槍、騎槍250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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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張作霖與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十幾個西方國家進行的軍械交易數量更為龐大。張作霖緊跟當時軍事發展的主流步伐,引入坦克,建立裝甲部隊,擁有坦克36輛。還創建的東三省兵工廠,最後擁有職工2萬餘人,其規模之大,生產品種之全位居亞洲前列。1924年,該廠的六五、七九槍彈的日產量已達15萬發, 次年達到30萬發,最盛時達到40萬發,基本可以滿足部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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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的兵工廠是奉天迫擊炮廠,主要生產迫擊炮、炮彈等重型武器和炮彈附屬品,月產迫擊炮80門,炮彈4萬發。迫擊炮的生產,使奉軍軍事實力大大增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奉軍“迫擊炮極多,射擊力比直方炮隊遠一英里”,成為制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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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甚至還設立了空軍,1923年張作霖任命張學良為東三省航空處總辦。張學良先後從英國購進“維梅” “亨特來佩治”“亨克”等式飛機,從法國購進“高德隆” “布萊克”等式飛機,還以優厚的待遇吸引北京南苑航校畢業的學生、飛行員和技術人員,並高薪聘請英、法籍教官,充實航空隊的技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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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奉軍有海軍。張作霖還認識到對軍官人才的培養,1919年即設立“奉天陸軍講武堂”,後發展成為擁有炮兵、步兵、工兵、軍需、軍醫、軍獸醫、軍械、高級軍學等學科齊全的教育體系。1918年至1928年,講武堂共辦了8期,畢業生3500餘名,成為奉系軍官的重要培養基地,有力促進了奉軍的正規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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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留下了35萬奉軍,擁有260餘架飛機的空軍和佔全國60%的海軍。還有逐漸起步的東北工業、交通體系以及3千餘萬人口。然而,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將士卻接到不準抵抗的命令,不得不撤退至關內。幾乎所有的軍工基地和裝備都落入日本人之手。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很多被調到西北的東北軍將士為了一雪前恥,在對日戰場上奮勇殺敵,譜寫了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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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支部隊,就是山西閻錫山的晉綏軍部隊。閻錫山是山西的地方軍閥,山西幾乎就是他的“獨立王國”。 閻錫山治理山西期間大力發展山西經濟,在其執政期間,他廣修鐵路,興建水利,大力發展經濟,使得當時的山西成為了為數不多的發達省份,從而被外國人讚譽,被稱為模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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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創建了門類較為齊全的山西近代工業體系。還在抗戰前成立了西北實業公司的。這個公司是包括有采礦、冶金、採煤、發電、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捲菸、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一個多角化經營的集團公司,以一省之力修築了長達860餘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這在當時也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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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開辦太原兵工廠等軍工企業。而且建立了能製造步槍、手槍、衝鋒槍、輕型重機槍、手榴彈、迫擊炮、山炮及其彈藥的等兵工廠。到抗日戰爭前夕,閻錫山在山西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銀元。其規模之大,投資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國內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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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計劃自己造飛機,他不僅多次派人到法國學習技術,還從德國聘請工程師和機械師。而到了1925年,閻錫山憑藉從法國引進的技術,自己組裝和購進20多架飛機,成立了“晉綏軍航空大隊”,轟動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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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閻錫山在統治山西時期乾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普及四年義務教育,選派人才去國外學習技術,並且不惜重金聘國外技師來華教課,並參與軍事工業建設。他創辦的實力工業學校培養了大量技術人才,,這些學生大多成為山西軍事工業的技術中堅力量。1924年山西火藥廠張凱發明的“凱字號炸藥”,成本低,威力大,適用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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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日本侵略軍炮製“華北事變”並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但閻錫山怕引火燒身,不提抗日。當日軍已進入綏遠時,閻錫山才於8月有條件地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盧溝橋事變後,閻錫山表示擁護全面抗戰,受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先後組織了忻口會戰等,但太原失守,閻錫山退到臨汾,見共產黨積極抗日,影響越來越大,擔心動搖自己的統治。於是又配合蔣介石發動“十二月事變”,這標誌著閻錫山聯共抗日路線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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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又運用“中庸哲學”開始“在三顆雞蛋上跳舞”。閻錫山認為大敵當前,蔣無暇整治他,毋須顧慮;共產黨和八路軍日益強大,群眾十分擁護,是威脅他存在的主要敵人;日本侵略軍仍是難以戰勝的,抗戰前途非常渺茫:於是產生了玩勾結日本這張牌以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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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閻錫山開始同日軍代表接觸。1941年8月11日,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在敵佔區汾陽縣城內簽訂了《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俗稱《汾陽協定》),商定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閻錫山通電脫離重慶國民政府,日本將山西政權交閻錫山併為閻軍提供武器裝備等。至此,閻錫山已由聯共抗日轉變到聯日反共的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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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閻錫山與日軍秘密勾結的行徑,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提出警告。閻錫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等在吉縣安平村舉行了所謂的“安平會議”。閻錫山由於受到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處長王世英的規勸與警告,又見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同時覺得當漢奸將遺臭萬年,乃採取應付態度,雙方各持己見,未能達成協議。日軍與閻錫山各自為了自身的利益,雙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結由此直到日本宣佈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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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中國難得的兩個地方軍工基地和兩支部隊,一個抗戰之初全部陷入敵手;一個由於閻錫山的兩面三刀,左右搖擺,而沒能發揮出重要作用來。實在是讓人痛惜。《亮劍》裡描述的基本是閻錫山和八路軍合作抗日那一段,和後來日本投降後的搶地盤,並沒有全部反應當時山西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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