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制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時，漢中的總兵力約有十萬，諸葛亮北伐時出動了八四萬部隊，算上成都、南中、東郡的守軍，蜀漢的總兵力就已經是十數萬，但由於蜀漢兵力為444輪休制，實際兵力並不會超過10萬。此時按人口計算就至少有120萬。曹魏的軍制以中央軍為核心，四方都督均有州兵，一旦發生戰爭，中央軍通常只能增援一方，因為兵權不適合臨時分散，不像遊戲中兵力說拆就拆，敢沒理由的分將軍的兵權，分分鐘上書表皇帝一本。
曹魏的州兵也並非全在前線，由內陸部隊和前線部隊輪流調休，士兵不是數字數據而是人，軍心、人心都是軍隊體制必須考慮的事情。曹魏的中央精銳從曹操起兵時起，歷經久戰至今，四方都督的制度是在曹操後期才發展成形，而中央軍的兵源補充來自於州郡挑選的銳士，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曹丕將張遼在逍遙津大破孫權的士兵全部納入了中央軍。曹魏的中央軍堪稱為三國最強的陸戰部隊，因為曹操起兵較早，軍制和軍隊思想成形的也更早，這一點蜀漢和孫吳也不能比較，也許在三國大後期才算持平。
蜀漢的軍制相對簡單，兵權幾乎都在同一個人手裡，諸葛亮時期統領全國大權。這源於關羽、劉備先後大敗，已經將早年的精銳破壞掉了。諸葛亮重組蜀軍花了五年的時間，這一隻軍隊可說是諸葛亮親手培養，趙雲沒參與夷陵之戰，他的少數兵馬也可謂南征北戰的精銳。
除去蜀中本地士兵，還有南中人也加入了蜀軍，諸葛亮又收編了賨叟這一隻少數民族作為兵源，也拉攏了一些羌族部落。孟獲的兄弟孟琰作為蜀將，曾經與司馬懿在武功水戰，戰鬥力直逼魏軍。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中記載:“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牛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這仍然有很大漏洞，呂乂為蜀郡太守時反覆調查，硬是查出了逃兵役的一萬多人，迫使其服役。這種現象從劉備時期就已經嚴重，馬忠也抓過許多逃兵，可想而知還在潛逃之人更多。
姜維早期也以衛將軍的身份都督全國內外兵權，漢中的人口當年就被曹操所抽光，基本上就等同於純粹的軍事基地，諸葛亮的部隊兼任屯田的任務，所以別看他兵力十萬，也許有些部隊只是作為後備軍而已。姜維掌權僅以數萬精銳出擊，兵力遠少於諸葛亮，而諸葛亮以治戎為長，蜀軍的戰鬥力同樣由諸葛亮一手培養起來。由於漢中沒有經濟區，所以糧草還常要讓蜀中進行補給，蜀漢置農，專門負責配送糧草，這在其餘郡沒有，僅此一例。
《三國志呂乂傳》：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由蜀郡運輸的職責由尚書多擔任，諸葛亮在劉備時期就負責這項工作，李嚴、蔣琬、呂乂、陳祗都負責過這項工作。
蜀漢簡單的兵制使得蜀軍動員部隊的速度遠快於曹魏和孫吳，兵法亦云兵貴神速。但我認為由蜀地徵召的士兵不能夠長久使用，士兵並非機器，長久在前線必有思鄉之情，心神疲憊，從呂乂傳記載逃兵役的情況看來也符合實情。蔣琬、費禕在諸葛亮死後就把常備軍往成都撤也是這一個原因。
戰略
打戰略就要根據局勢不斷的變化進行策略調整，並且要結合經濟、外交、人心、後勤等各方面因素進行判斷。這一點最常見的誤區有兩個，第一個是以隆中對來解釋諸葛亮北伐的戰略，那距離諸葛亮北伐正好20年之久，20年不變的戰略，難道以為是在打三體戰爭？以三國局勢的變化，一年根本不同一年，劉備能佔據益州已經符合隆中對計劃的一大半。一個人如果能預料超過十年局勢變化就不能稱之為軍事家，應該稱為神棍或者張局座。
第二個誤區就是有人認為戰略只是戰場的佈局策略，分析諸葛亮北伐時不僅沒把孫權、公孫淵的因素算進去，就連對國力的評估也全然不瞭解。蜀漢數次北伐與孫吳聯動，東西牽制，蜀漢的重點在於割據涼州再圖長安。孫吳的重點都傾向於佔據合肥，控制淮南，並且毌丘儉、諸葛誕兩次大戰中幾乎要成功了。
有人還不把年代變化、掌權者更替算進去討論。只是反反覆覆談論北伐的意志和情懷，用以粉飾自我內心的道德優越感。諸葛亮《後出師表》的重點不在於情懷，反而在於戰略。【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說的正是蜀漢和孫吳一直聯手反覆騷擾曹魏，使其國力疲憊，這是蜀漢的優勢。隨後諸葛亮所分析都是蜀漢的劣勢，唯獨有一點諸葛亮指出就是天下之變難以預料，這恰恰是高明戰略家所具備的思想，諸葛亮一直試圖製造難以預料的變局，並非單純為了情懷而北伐。
在諸葛亮活著的時候，曹魏常備軍大約也是50萬，幽州、幷州均有鮮卑和烏丸擾亂，甚至連青州都要佈置軍隊防備公孫淵。在荊州和揚州跟孫權對持至少也要佈置兵力十餘萬。曹魏要與蜀漢交戰，只能夠從中央洛陽派出增援。街亭之戰中張郃領兵五萬，曹真統領的雍涼守軍大約也是數萬，再有曹叡在長安的兵力加起來不過十萬之眾，諸葛亮以八萬兵力出擊並沒有絕對的劣勢。
況且曹休也在計劃伐吳，與孫權的局勢歷來緊張，石亭之戰就是同年所發生。如若孫權破曹休能與諸葛亮對上時間，曹魏的危險可就大得多了。諸葛亮在漢中四年，因李嚴運糧的問題才返回朝中一次，也因此才會有《後出師表》。
《後出師表》最早也出自《默記》，蜀漢的粉絲最喜歡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這句話作為口號，《默記》中談到這麼一個觀點
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群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吳國的張儼反駁到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
這點正好回答了題主最主要的問題，蜀漢能否北伐成功，國土和兵馬不是絕對的原因，結合歷史局勢、經濟增長的變化，才是北伐成功的要點。戰爭光有詳細的計劃還不夠，歷史的進程永遠是計劃跟不上變化，才智之輩應勢而變，奇謀百出。此一時非彼一時，田豐先全袁紹襲許，後袁紹進軍，田豐又反對進攻正是此理。
《後出師表》真正頗受爭議，諸葛恪曾看過《出師表》，所以吳人張儼同樣評論過《後出師表》也就不稀奇了，我傾向於肯定《後出師表》的可信度。
在諸葛亮、蔣琬時期，曹魏北方還有軻比能和公孫淵作亂，在費禕、姜維時期，曹魏已經收復遼東60多萬人口，撤除原來幽州、青州常備軍，又得到公孫淵的兵力，曹魏在荊州、雍涼、揚州三線各自增兵三四萬不是問題，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兩次與孫吳大戰都舉兵超過二十萬。這是局勢的不同。
姜維強行北伐時期與黃皓雙重消弱蜀漢國力，對戰略大局審視不清。當諸葛誕舉兵淮南時，姜維居然因為段谷之戰大敗而沒有作為，連對曹魏發動像樣的進攻都不能。譙周以《仇國倫》結合蜀漢國中局勢和天下大勢進行分析合情合理，縱然譙周只是代表蜀人以求自保，與王業大志違背。可我還沒聽說過一個國家發動戰爭不需要考慮民心思想，諸葛亮在時起碼還執政公平，眾人無怨，即便兵役勞苦也還過得去。中央的決定權很重要，也要依照香港的法律來辦，是不是？
蜀漢從費禕時代起就只能閉國防守，以輕兵騷擾的方式對付曹魏。姜維再行險計令門戶大開是為蜀亡之張本，即便他退守劍閣能夠逼退鍾會，然而關城糧草盡被魏軍所得，姜維能有多少存糧奪回漢中？鍾會只要派一支部隊死守陽平關，不讓姜維進入漢中腹地即可。
在紙上談兵我就已經很吃力，各種政策和戰略推行還必須要有執行能力強的人來完成，因而陳壽稱諸葛亮【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絕不過分。不是因為他真讓這國家有優越性的經濟實力，而是他能夠將制度、經濟、民心、局勢、戰略統合起來，將一個國家幾乎沒故障的運行下去，如此比較可知諸葛瞻的不作為和姜維過分作為責任重大。劉禪一代庸主，僅能委任臣子行事，無實幹之能，居然還有人給他洗白是聰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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