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園路1015號有一幢獨立式花園住宅，羅馬式的花窗掩映著斑駁的樹影，陽光透過彩色玻璃花窗，在室內投射出一派迷離和神秘。曾經，被蔣介石下令“全國通緝”，後來成為開國元勳、國家副主席的李濟深居住於此，為這棟建築注入了不可磨滅的“紅色基因”。
九十載幾經易主
該住宅原主人是創建金城銀行和太平洋人壽保險的主要發起人之一的周作民先生。周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財政部和銀行工作。1917年，自己籌備創辦了民營銀行。在政界和商界的支持下，他所發起創建的金城銀行在北京成立，很快發展成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鹽業銀行並列的“北四行”之一。作為當時民營金融業領軍人物之一，周作民酷愛收藏，宅內曾佈置著四處淘來的文物，花園假山後有暗梯通往底下的防空洞。這也是當時建築的一個特點。
1940年，周佛海的親信，擔任金城銀行大連分行副總經理等職的錢大魁居住於此；抗戰勝利前夕，錢預見汪偽政權末日即將來臨，遂逃往臺灣，將房產贈予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之一杜聿明。
1947年夏，曾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李沛瑤之父、開國大典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從內地抵滬後下榻於此，親自主持當時的民促會務。因局勢動盪，曾有一卡車荷槍實彈的士兵被派來站崗放哨。
解放後，該洋房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通訊部接管。後為長寧區工商聯使用。
李濟深：愛國革命路
李濟深（1885年~1959年），字任潮，廣西蒼梧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曾任粵軍第一師師長，黃埔軍校副校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職，他曾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但又三次被蔣介石撤職。解放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他一生愛國反蔣，長期與共產黨合作，是共產黨的老朋友。
01
東征北伐均立功
李濟深少年時代就立志救國。15歲時，他在學校就寫下了一首五言詩來表達自己願為祖國獻身、不做像“王侯”這樣官僚的心情：“馬叟知天命，謂吾貴可求。但令身許國，何必列王侯！”
從辛亥革命起，李濟深就追隨孫中山，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振興，戎馬馳騁、南征北戰。孫中山說：“李濟深是不可多得的將才。”在粵軍第一師的整訓中，他大膽提拔和任用如鄧演達、葉挺等從軍校畢業的優秀青年軍官，最終不但成為全軍中戰鬥力最強、素質最高的部隊，而且帶動整個粵軍掀起了整訓的熱潮。在黃埔軍校的創建過程中，他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建議，並從粵軍第一師中提取現款3萬元，調出大量兵器交給軍校，還召集了身邊的得力干將到學校來工作，受到了孫中山的稱讚。
1925年7月，廣東革命政府由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不久便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舊軍隊進行了改編，統稱國民革命軍，李濟深的粵軍一師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在國民政府所屬的六個軍中，作戰能力最強的就是李濟深的第四軍。李濟深帶兵頗為老道，被譽為“人中之龍”。其師長張發奎、陳濟棠、徐景唐，團長葉挺、蔡廷鍇、黃琪翔等均是能征慣戰之將。
1925年10月，李濟深率第四軍參加了第二次東征。該軍將士在戰場衝鋒陷陣，協助友軍打敗了陳炯明的叛軍，全殲其主力收復了陳控制下的東江和粵東地區，從而消除了陳對廣州的威脅。其後，李濟深又率陳銘樞、張發奎等部隨大軍轉戰粵西，南征雷州半島和海南地區，圍殲了粵境內的最後一箇舊軍閥鄧本殷，在統一兩廣的革命鬥爭中，李濟深立下了赫赫戰功。
1926年1月7月，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留守主任，並代行總司令職權（總司令蔣介石在前方指揮作戰）。此外，還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黃埔軍校副校長、第四軍軍長等職，總攬廣東黨政軍全權。所部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由副軍長陳可鈺率領，參加北伐，攻必克，戰必勝，使第四軍獲得“鐵軍”光榮稱號。
02
三次被蔣介石開除黨籍
1929年，蔣介石與桂系的關係惡化，準備攻打桂系軍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務的李濟深，極力調解蔣桂兩方的矛盾，他去找蔣介石，告訴他不應該搞分裂。蔣介石以為李濟深偏向桂系，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髮難，謀反黨國”，一怒之下，將李濟深軟禁於南京東郊湯山，剝奪軍政大權，並“永遠開除黨籍”。見此情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告訴蔣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濟深的別名）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迫於多方壓力，恢復了李濟深的自由，並恢復了他的國民黨黨籍。
1932年5月，蔣介石任命李濟深為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但蔣介石對他仍存疑心。有一次，他委派的三個參謀到武漢視察工作，被蔣介石的特務秘密逮捕並殺害了。李濟深獲悉後，寫下長信痛罵蔣介石，並憤然辭職不幹。不久，他去了香港，第二年就發生了“福建事變”，他因此就走上了公開反蔣道路。
1933年11月20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建發動抗日反蔣事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推舉李濟深為主席。這一次，李濟深又激怒了蔣介石，蔣介石再一次將李濟深“永遠開除黨籍”。
事變期間，李濟深、陳銘樞曾派人至閩西前線與紅軍商談合作反蔣抗日的事宜。當時，雙方代表共同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但“左”傾路線執行者王明認為李濟深是“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機”，因而雙方未能實現合作。蔣介石趁機派重兵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個月內就失敗了。後來，毛澤東說是“痛失良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李濟深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並接受中共“逼蔣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又主動和馮玉祥一起上廬山找蔣介石面談，說蔣介石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介石對峙；如蔣介石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李濟深被蔣介石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委。從此他為抗戰積極奔走。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濟深聯絡馮玉祥等人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的內戰政策。1946年3月，李濟深聯絡李章達、蔡廷鍇等人先後兩次會晤，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
1947年2月，李濟深一家遷往香港。此時他已公開打出反蔣旗幟。他在3月9日的《華商報》上發表一篇名為《對時局意見》的長文，提出七項政治主張。並號召國民黨內“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勇敢地站出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該文見諸報端之後，蔣介石極為惱火，再次宣佈永遠開除李濟深的國民黨黨籍，並下令“全國通緝”。這已是第三次開除李濟深的黨籍了，李濟深卻一笑了之。
03
在香港開展反蔣和平活動
1948年1月，李濟深發動宋慶齡、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陳銘樞，馮玉祥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被推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大會發表了“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明確提出要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成立聯合政府。會後，李濟深便發動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國民黨、推翻獨裁統治的活動。他先後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反抗兇殘的掠奪》等文章，揭露蔣介石獨裁政府罪行，號召人民堅決起來鬥爭。
李濟深還去函勸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當機立斷與美蔣決裂，向人民靠攏，才是唯一出路。同時，他還派人在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國民黨統治區組織反蔣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動搖國民黨後方的反動統治，配合人民解放戰爭。
此外，他還堅決反對美國援蔣。10月22日，他一度聯合在港的八個民主黨派，為美帝侵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控訴書》，揭露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政府援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侵略中國的事實，要求聯合國促成美國政府立即撤退在華美軍，停止援助蔣政府，並廢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條約。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並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國外華僑到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親自致信李濟深、沈鈞儒等著名民主人士，提出加強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合作、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李濟深和沈鈞儒接到信後，都非常高興，表示會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立即響應。
1948年6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親自到香港與李濟深面談，希望利用李濟深在西南的聲望，與自已合作，在廣東另組政府，替代蔣介石政府，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李濟深聽後，巧妙地回答：“既然你這麼想，是不是你回去以後就會把你抓的那些共產黨政治犯都放了？”宋子文聽出了弦外之音，只好作罷。1948年秋，美國政府也派遣曾任國民黨招商局局長的蔡增基專程來港充當說客，想說動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新政府，由美國給予支持，以代替蔣介石政府。也遭到李濟深拒絕。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請李濟深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會議和聯合政府。在邀請的名單中，李濟深排在首位。在這期間，民革在香港成立了軍事策反小組，李濟深覺得留在香港暫不去北京對做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有利，因而他一再推遲北上時間。但到1948年年底，在毛澤東的再三催促下，他只好答應尋機北上。因為此時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對民主人士北上是百般阻撓的。
但機會總是有的，在聖誕節的第二天，趁人們都還沉浸在過節氛圍中，李濟深等人避開暗探，在潘漢年和錢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當晚登上了一艘小遊艇，他們還裝作泛舟遊覽的樣子，悠閒自得地遊向一艘早已等待那
裡的蘇聯貨輪，然後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婦、彭澤民、洪深、馬敘倫等人已在船上等待多時。不多時貨輪就離開了香港，10天后抵達大連碼頭。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對中共中央提出的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表示完全的支持。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開幕，開幕式上，李濟深代表民革發表講話，他說：“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是建設一個符合人民願望的新中國的開始，我們是以非常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參加的。”
04
積極參與新中國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李濟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從此他積極參與新中國建設，為黨和政府出謀劃策，多次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全國勝利後，李濟深向毛澤東主席提議：解放軍官兵參加解放戰爭，離開家鄉和親人已多年，應當回家探親，但是當時是供給制，回家探親不具備條件，能否建議在幹部中實行工資制。毛主席欣然接受，從此在全國開始全面實行工資制度。
朝鮮戰爭爆發後，李濟深帶頭明確表示，贊成出兵抗美援朝，並響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的“向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成立了“民革抗美援朝捐獻委員會”。他在會上說：“向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後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就少流一滴血。”為了完成半年內民革捐獻15億元（舊幣）的首次目標，李濟深帶頭認捐，將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賣掉，所得的錢全部捐獻，同時他還把兒子李沛黔送去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
毛主席對李濟深的生活是很關心的，當年定工資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考慮到李濟深的家屬眾多，還有很多起義人員及其部下都由他幫忙補貼，負擔很重，就提出讓他拿一級工資，這和毛主席的工資一樣。對於尚在待業無法安置的人員，李濟深給他們的補貼可以實報實銷。為此，李濟深非常感謝毛主席的關懷。
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高潮時期，有人主張把李濟深劃成右派。這使他思想上產生了很大壓力，飯也吃不好，覺也睡不好，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把他叫去告訴他，黨中央是不會劃他右派的，要他放心。接著，毛主席為此事還對有關人員發了脾氣，說：“在民革中，我就認李任潮（李濟深的號），他不能動。”有毛主席力保，誰還敢再劃他右派？
李濟深雖然位居高官，但他生活節儉，衣著樸素。他育有7子9女，平常對子女要求相當嚴格，不許他們搞特殊化。學業和工作都要靠自己努力奮鬥。在學校和單位，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他常對子女們說：“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他說到做到，從沒有為自己的後代謀過私利，但在子女擇業上，他給過很多建議。他不希望後代從政，希望子女們學技術，投身到祖國建設的第一線中去。因此，他的子女有學農業的、有學林業的、有學水利的、有學紡織的、有參軍的，各行各業都有。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病與世長辭，彌留之際他還不忘祖國統一，寫下了“十年國慶萬年紅，衡麓光輝永照中；我與全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詩句。李濟深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我們每個後人學習。
來源 | 長寧區江蘇社區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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