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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繼亞洲早期經濟發達地區，如香港、臺灣、韓國之後，中國大陸的家庭也紛紛加入培養小留學生的大流。根據全球化智庫（CCG）收集的數據顯示，2015-2016學年在美留學的中學生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達到33275人，佔美國該學年國際中學生總量的41%，較2012-2013學年增長了48%。這個數字在這兩年依然有隻增不減的可能性:《紐約時報雜誌》提到，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資產超過百萬的家庭中有83%打算把子女送出國，這些出國子女的平均年齡首次降至讀高中的年齡（16歲）。中國留學生佔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國際中學生的比例分別為55%、23%和54%。加拿大國際教育局的數據顯示，半數以上的留學生計劃畢業後在加拿大獲取“綠卡”。中學留學更多地選擇美、加、澳這樣的移民國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群體的移民傾向。

在規劃孩子的國際“遠大前程”中，有一個無論家庭經濟實力如何都要經歷的糾結，那就是如何放棄最普通卻最珍貴的：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光。不管孩子單獨出國或是陪讀家長跟隨出國，一家人不可避免地被距離和時差分割成了跨國家庭。從中學到研究生畢業往往需要近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漫長而未知的留學道路會將家庭帶向何方？夫妻之間、代際之間又會如何承受孩子成人過程中家庭親密時光的缺失？本文淺談1980年代以來為孩子的教育而天各一方的跨國家庭，希望帶給大眾對“有錢送小孩子出國的家庭”更感性的認識。

撰稿 | 屠夢薇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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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員家庭”

這個名詞是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跨國家庭的稱呼。尤其在九十年代，香港和臺灣的大學數量有限，招生數量相對於學齡青少年總數極為短缺，18歲青少年人群中大學的入學率臺灣只有8%，香港只有10%，而就業競爭異常激烈。

許多中產家庭考慮到，與其投入大量精力爭取一個當地普通大學的名額，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國，付出同樣的努力很有可能得到的是北美名校的錄取機會。而歐美大學的文憑也會為孩子回港臺就業帶來優勢。因此，稍有經濟實力的家庭在孩子中學時期甚至更早就開始規劃下一代的海外求學大計。1991年臺灣《中國時報》開展對一千戶家庭的電話問卷結果顯示五戶家庭中就有一戶打算送孩子出國。當年的港臺家庭主要通過投資移民為全家人辦理永居或海外國籍，這樣的好處是子女可以免費享受當地教育資源。

長期從事跨國家庭研究的學者、牛津大學的Johanna Waters博士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觀察到，雖然這些家庭的成員都持有雙重國籍/綠卡，但父親們扮演的是“失蹤”的角色。因為他們在移民最初短期停留後又回到香港經營事業，為在國外的子女和配偶提供經濟來源。除了極少的“陪讀爸爸”，通常情況下是“陪讀媽媽”居多，其中不乏從事高端職業的女性辭職陪孩子出國讀書。爸爸們會不定期往返於太平洋兩岸。因為經常做“空中飛人”，被戲稱為“宇航員”，這樣的跨國家庭也被稱為“宇航員家庭”。

這種情況下雖然母親能時刻在身邊督促孩子的學業，但這也意味著夫妻之間的長久分離。八年後Waters再次回訪那些家庭，發現孩子的學業經歷了或驚喜或失望的曲折，而夫妻之間卻形成了無法彌補的鴻溝。其中的矛盾、未知和漸行漸遠讓旁觀者不禁疑問：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

“降落傘孩子”

Waters 在1999年調查時發現，在溫哥華的一處富人區中一位上中學的香港女孩獨自一人生活。女孩說，一開始她和媽媽、哥哥一起移民到溫哥華，爸爸在香港當律師，每年假期過來團聚一個月。但三、四年前在上高中的哥哥突然宣佈不想在加拿大上大學，想去英國學習法律，因此媽媽陪哥哥回香港念英式體制下的高中課程。在訴說的過程中，女孩表示很喜歡這幾年一個人的生活，“媽媽不在身邊，什麼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拿主意，這樣很快就變得獨立了！”

像這位中學女孩一樣獨自在歐美留學的孩子被稱為“降落傘孩子”。這種情況在那個年代的港臺教育移民中相對“宇航員家庭”要少見得多——父母因為各種原因將一個或幾個孩子留在國外，自己回國。孩子們一般有著優越的物質條件，但父母遠程僱的保姆和家教代替不了家長在身邊的監督。Waters觀察到，相比骨肉分離的思念，“降落傘孩子”在學生時代更興奮於脫離父母管束的自由，與之相伴的是高逃學率，連基本的家庭作業都很難完成。這樣的家庭故事並沒有朝著當初送孩子出國時的美好景願發展。

“大雁家庭”

韓國中產家庭為孩子的教育資源投身跨國家庭的潮流要晚於港臺家庭，但它的增長速度驚人。根據韓國教育開發院的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4年小學和中學生出國留學的數字增長了10倍以上。這與韓國九十年代末的經濟危機、產業轉型和社會“西化”的大環境分不開。加上韓國中小學教育應試的壓力和苛刻程度較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韓國留學的低齡化嚴重。母親陪讀，父親在國內努力掙錢成了韓國跨國家庭的典型模式。每到寒暑假，媽媽們帶著孩子回到韓國與爸爸團聚。等到開學，他們又回到海外繼續上學。像遷徙的大雁一樣飛來飛去。

“大雁家庭”的經濟條件總體來講沒有“宇航員家庭”那樣有優渥。爸爸們的職業既有企業家、教授，也包括工薪階層。經濟實力的不同影響了對留學目的地的選擇，雖然北美是首選，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因為性價比高受到中等收入家庭的青睞。經濟水平更深一層的影響是“大雁家庭”的家庭關係。高收入家長可以隨時出國與家人團聚，這樣的“大雁爸爸”又被稱作“雄鷹爸爸”，而經濟不寬裕的家長甚至在孩子的整個留學過程都不曾踏出韓國一步，他們又稱“企鵝爸爸”。

大雁在韓國有“忠貞之鳥”的隱喻，因此對於“大雁家庭”的稱呼也含有對長期分離的韓國夫妻的比喻。

Esther Chang 在2013年對居住在美國和新西蘭的153名韓國“大雁媽媽”的心理健康程度進行了調查，她發現雖然韓國家庭也深受儒家思想強調母職的影響，但對於“大雁媽媽”們來講，相比孩子的學習成績，與遠在韓國的丈夫的關係才是影響她們在海外生活幸福度最重要的因素。然而丈夫和妻子遠隔重洋，分別面對著不同形式的壓力：一方是韓國國內的就業和經濟壓力，另一方是在陌生國度照顧孩子生活學業的辛勤和孤獨感。在雙方無法很好地溝通扶持的情況下，“大雁家庭”最終“勞燕分飛”的結局不斷上演。

中國大陸家庭的加入

隨著國內教育資源競爭越來越激烈，出國留學門檻的降低，越來越多的高中產階級家庭毅然為孩子選擇脫離國內高考體制。這變相地將教育資源競爭的對象從國內轉移到了國際。在進入海外名校的競爭中，較早地到國外中學就讀被許多有經濟實力的家庭認為是“贏在起跑線”上的有效策略。因此，小小年紀離開父母漂洋過海開始漫長求學歷程的孩子迅速地多了起來。同時，留學的意義越來越多地擴展到文憑之外的長遠“收穫”。比如，培養孩子國際化視野和氣質，獲得西方國家的“綠卡”，甚至索性為孩子的下一代能在國外成長做準備。

“小留學生”的父母們通常是正值事業中期的企業高管、私營企業主、或專業人士。他們需要專心經營國內的事業，因為這往往是支持孩子海外成功大計的經濟保障。所以一家人一起搬離中國的情況非常罕見。中國大陸女性就業率高，許多小留學生的學業要父母雙方的收入才能支持。

最常見的形式是孩子獨自出國並委託專業機構做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安排寄宿在學校或當地家庭裡。這種形式促成了監護人機構雨後春筍般地湧現。海外“機構”扮演了父母的角色，比如派員工參加學校的家長會，在長短假期安排孩子的住宿，甚至受國內父母“遙控”在孩子生日時陪去遊樂園。當然這些陪伴服務是明碼標價的。不過如今，因為即時通訊技術和交通的發達，這些來自大陸的“小留學生”和其父母之間的互動和親情在時間、距離、跨國流動的影響下會經歷怎樣的“變”與“不變”，還是個未知數。

結 語

著名歷史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在他的著作《他者中的華人》裡寫道：“至少在過去五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的家庭在空間上和時間上一直綿延不絕。家庭的空間延伸，用中國北方的說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並不等於說全家人居住在同一地理空間。‘在家裡’（就一個人的責任和期待而言）並不因為這個人實際上可能住在離家百里、千里甚至萬里之外的地方而受阻。反之，如果說‘不在一起’，那就可能意味著儘管同住一地，卻各自分灶做飯”。

在全球資源經歷著新一輪的配置和競爭的浪潮中，越來越多的家庭如小舟一般沉浮於大洋的不同區域。為了更廣闊的海面，離開熟悉但擁擠的港灣，駛向未知的遠方，對每一個家庭來講都需要勇氣和決心。也許對於年輕的父母和年幼的小留學生來講，在大洋彼岸“共同”面對這個挑戰，也是一種“在一起”。

屠夢薇，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國際社會工作學院特聘青年研究員。

主要研究國際移民現象。

參考文獻

Chang, E. (2018). Kirogi Wom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marital quality,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youth’s education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1), pp. 209–229.

Waters, J. (2011). Time and Transnationalis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mmigration, Endurance and Settlement in Canad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 (7), pp. 1119-1135.

Waters, J. (2003). Flexible citizens? Transnationalism and citizenship amongst economic immigrants in Vancouver.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47(3), pp. 219-234.

《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17). ‘The Parachute Genera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2/magazine/the-parachute-gene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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