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由于没有国，当然就没有“外国人”，也就没有所谓“外国人”定居的问题。其实，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进入并定居，在不同的国家，敏感度也不一样。一些小的国家，如古希腊，一个个小城邦，来了十个外国人没问题，涌进几百上千个外国人，那就不好养活了。但在一些大的帝国，可能皇帝自己就搞不明白，或者不想搞明白国家的“边界”在哪里。既然没有边界，那自然也无所谓外国人。“外国人”问题，往往是在边界比较明确，且边界内外不同群体利益争议比较多的情况下，才变得敏感。近代西方国家，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思想工具，建立了新的国家模式，国家主权至高无上，边界明确，公民身份法定，公民-国家形成了非常现实的利益捆绑，“外国人”问题就不仅仅是敏感了，更是确定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那么在对待外国人来华“永久居住”这个问题上，我们究竟该怎么“以史为鉴”呢？
一、对待“外国人”的中国主流历史观
中国的历史过于悠久，现在又经历着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这使得中国社会在对待许多问题的时候，各种思想观点矛盾对立非常显著。当然，这不是坏事，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多元碰撞，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次条例征求意见，引来这么大的舆论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国法制进步，言论自由进步的体现。当然，相比起过去许多立法草案征求意见默默无闻，悄无声息就通过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住管理条例却引起如此大的反应，同时也说明中国真的由一个文明型国家，转向了一个民族-国家，这既是好事，但也有隐患。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但是要把什么是文明型国家解释清楚，却比较困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还有一本是张维为的《文明型国家》。如果觉得书太长，读不下，就可以看看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希望美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而不要陷入族群冲突中，最终走向分裂。他看待中国，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文明的冲突》
文明型国家，如果非要界定一下的话，应该是一种对国家边界、国民族群结构等不那么看重，但整个社会有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可以为民众提供高度凝聚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政权可能会更迭，边界也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民众主体结构不容易发生根本性变迁，国家不容易出现无法逆转的分裂。
在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现在许多人更多关注历史上那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例子，却往往不容易看到，或者不愿意去看历史上中华先人宽容待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毕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金对峙等等乱世，更容易出“故事”，而在和平时期悄无声息融入到了中华民族汪洋大海中的千百万人，不好找故事，甚至连事故都没记下多少。
在中国历史上，以文明国家的包容心态对待周边各族，积极吸纳周边各族，从而发展壮大自身，历来是主流。当然，这个主流思想也来之不易，是经历了西周颠覆、春秋战国纷乱，在大讨论和大博弈中，慢慢形成的。这种对各族兼容并包，以文明-价值统领国家观念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最好的总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adw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政策上的争议，则集中体现在李斯《谏逐客书》里。秦始皇，汉人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开创者，其先人是戎人，并非中原人。他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对来为秦国服务的外国人，采取包容态度，成就了秦国的强大，也成就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开创中华帝国的秦始皇是戎人后代
后来的中国，可以说在对待外国人这个话题上，也产生过许多争论，沿续超过两千年的“华-夷”之辩（或者说辩），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人在辩。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以及社会精英，整体上倾向于对异族、对外国人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他们更在意的，不是族群身份，不是来自哪里，曾经服务于哪个国家，而是进入中原，进入华夏王朝之后，对华夏文明的认可，对中华大一统的拥护，对儒家“道统”的遵循。
二、历次外国人“狼来了”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
当然，开放包容的心态，没有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好的治理体系跟进，面对外国人-异族人大量迁入，肯定会出问题。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因为毫无节制的放任外国人进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在讨论这些阶段的惨痛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导致中国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简单地归罪于进入中国-中原的“外国人”，那是自欺欺人。我们更要反省的是自己，在态度上，方法上，制度设计上，治理措施上出了什么问题。
最残酷的一次外国“狼来了”悲剧，就是“五胡乱华”。根据葛剑雄等历史学家考证，在西晋时期，人口颠峰值达到了3500万左右，整个五胡乱华期间，人口总量下降了大约1000万。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原、华北一带战争和灾害、瘟疫导致的死亡与递减，中原一带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从人口繁衍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构成了“灭绝式”的人口递减了。然而，这次人口大灾难，真的应该让“五胡”，让当时的“外国人”来背锅吗？看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中原地区的统治
五胡乱华悲剧不能只让“五胡”背锅
阶层，典型的按照“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的路径在走。正是司马家族的内乱，八王之乱，使得整个统治秩序崩溃，才令得外来人口融入进程被打断。统治阶层在杀害了许多自己的百姓黎民之后，无兵可用，又向外借少数民族势力的军伍兵卒，企图在内斗中占据优势，又进一步令得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快速武装化、军事化。尤其对比汉朝后期、曹魏时期大量匈奴人、东胡人内迁，并没有引发乱局，更突显了西晋时期，与其说是五胡乱华，不如说是司马家内斗招致祸乱。且这一时期人口的减少，八王之乱杀的中原汉人，以及因八王之乱导致的饥荒、瘟疫引起的汉人死亡，远比进入中原的“五胡”害死的中原汉人要多。
五胡进入中原后，相互之间的战争，既导致大量汉人死亡、南迁，也导致五胡人口丧失严重。这一场持续百年的乱斗，到前秦基本统一北方才结束，但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在八王之乱时期，而非五胡陆续建立政权时。根据葛剑雄等人的研究，五胡建立政权，在部分区域实现相对稳定秩序之后，中原人口反而快速恢复了。汉族在五胡乱华时期人口大减，但很快又恢复，并非汉族多能生，而是北方五胡先后汉化，不但为汉族增加了人口，而且为汉族补益了新的思想、文化与习俗。后来创立隋唐盛世的杨氏家族、李氏家族，本质上来说，都是西迁关陇的汉人，与进入中原的五胡杂交形成的大家族。当我们盛赞隋唐之强盛时，应该先好好思考一下，要不要把魏晋中原人口大规模灭绝的锅，让五胡来背。
其实，比五胡乱华，死的人更多的，是从辽到元时期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持续数百年的大战。尤其蒙古人统一全国的过程，前前后后可能导致五六千万中原人口损失。当然，那时候的“外国人”蒙古人，主体人口现在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且还不是蒙古族，而是北方汉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现在的我国蒙古族，应该只是当年蒙古人中的一支。宋朝时的这持续性悲剧，怪罪北方少数民族，怪罪当时的“外国人”也有些自欺欺人了，这时的悲剧，更主要的原因，是汉人血性与开拓精神的丧失，是封建王权与市民社会脱节，导致国家无法整合资源抵御外侮。也就是说，是封建制度体系系统性问题造成的。
明末清初的变局，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证明外族可恨的一场大变局，明亡清兴几十年间，全国人口损失上亿。满人的大屠杀确实可恨，但是明朝那些只知吃喝玩乐，却不顾国家生死的王公贵族们可不可恨呢？那些闷头发大财，国家有难却不捐一分一毫的民间富户可不可恨呢？一个人口达两亿的国家，被一个人口不到两百万的少数民族灭亡了，大规模人口被屠杀了，却怪罪这个少数民族，这种心理不是可笑，而是可悲。
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是高丽人
三、现代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外国人”情怀
1840年英国人入侵，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引起千年帝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邅变，也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国民”、“国民性”等等新理念。大历史的反思就不去做了，太复杂，但千年文明帝国，遭遇百年民族-国家，在人口上的反思，可以总结出几点：
第一，对外来人口过度的宽松确实有风险。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节制地放任外部人口进入自己的国家疆域，肯定是有大的风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样，唐朝中后期是这样，宋元明清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会例外。在对待外国人进入本国的问题上，一定要有节制，规则、节奏、标准一定要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能过于宽松、放任。
第二，过度的僵化封闭既不可能也非常有害。在国家发展强大之后，肯定会对周边国家的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想关起门过好日子，这首先做不到，其次也会让国民滋生盲目自大，极端狭隘的情绪。宋、明、晚清中国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思想、情绪，结果大家看到了。所以，让优秀的外国人进来，给他们国民化待遇，通过引进新鲜血液给中华民族共同体补充能量，是合理的选择。
第三，制度设计与管控措施要设计好。在承认应该吸纳外国人进入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好节奏，如何将外国真正优秀的人引进来，并为我所用，同时将不利于我国发展稳定的因素斟别出来，并堵在国门之外。其实在这方面，历史上曹操对待东胡人，李世民对待内迁突厥人，都是很好的经验，我们不能只看历史上的悲剧。尤其是唐朝这个开放包容的王朝，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只看到安䘵山、史思明两个番人首领叛乱，也要看到高仙芝（高丽人）为中华开疆拓土，李光弼（高丽人）平定叛乱，阿史那家族（突厥人）守护西北，李嗣源（沙陀）奉唐朝正塑等，研究一下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很好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四、再回到《条例》
在讨论条例中的一些条文之前，先看一组数据，2018年，中国的与周边国家的人均GDP对比，对于理解条例中的一些内容或许有帮助。在网上讨论《条例》的时候，反对者大多数都在说，万一黑人来得多了，赖在中国不走怎么办？这就是无知者的胡言乱语，敏感的情绪发泄错了对象。对于未来中国而言，真正要担心的“外国人”在华居住问题，根本就不是黑人，而是中国的邻国，相比起邻国民众涌入，黑人的数量不值一提，影响力更是差得远了。我国陆上边境线18000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邻国总人口超过16亿。在经济发展水平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邻国会有大量人口涌入中国寻找机会，会想通过嫁给中国人、娶中国媳妇、到中国留学、在中国就业获得永久居留资格。而且，这种人口涌入是挡不住的，因为不光邻国的人想进来，我国边境甚至内地许多企业主，也会愿意接纳他们。毕竟，可以花1/3、1/4甚至更少的钱雇到一个外国员工，为什么非要花那么多钱雇本国员工呢？
我国与邻国人均GDP对比
在经济差距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面对外国人涌入的市场需求大，但我国能够接纳的机会供给少的情况，适时出台一部关于外国人永久居住的条例，规范外国人在华居住条件，按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标准来筛选入华外国人，既是对本国国民负责，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国际大国应有的举措。所以，条例本身不是问题，应该制定这样一部条例。
那么在制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这或许是真正理性的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的，但这个思考，涉及法律专业研究，以及对中国发展现状了解，篇幅会很大。本篇暂不讨论条例具体条文应该怎么设计，后面再写一篇从法律和经济角度来分析的文章。仅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条例需要注意这样五点：
第一，进入中国的门槛要适度。门槛过高了，等于立了一部没有意义的法，因为能达到的人不会来中国，或者压根不在乎条例中开出的条件。中国现在对顶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与几个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如果我们对入华定居外国人门槛设得太高，这部法就白制定了。但也不能太低，不能谁都可以进来，条例第十五、十六条门槛设定整体上是比较适度的，争议比较大的是十七、十八、十九条，特别是第十九条，相当于开了一个没有标准的弹性口子。在这方面需要细化规定，而不能大而化之，赋权执法机构弹性执法。
第二，立法容易执法难。条例在认定标准，审核材料等方面的执法赋权和赋责，以及相关流程、标准的规范还是过于空洞了，在我国基层执法机构整体素质还不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现象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执法程序上的非常细致规定，没有配套的认定标准，没有严格的追责机制，很容易导致中国居住权，成为一些人“奇货可居”的买卖。
第三，配套设施设备跟进。想要有序管控外国人进入、居住，就需要有配套的管控设施与设备。仅笔者去过的许多边境地区，就可以看到，我们要防范外国人进出，其实非常困难。漫长边境线有相当大一部分，两边居民是可以自由进出的，甚至两边的人事实婚姻维持许多年了，两边的政府也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种田、务工等等，也缺乏管控的条件。如果边境线都没有很好的管控，那么所谓对外国人的斟别、筛选，以及认定其居留资格，便成了一句空话。
第四，要注意移民与反移民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移民与反移民，不仅仅是个人口管理、服务的问题，其实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现在看起来很亲密友好的国家，我们放宽条件，接纳他们的人来定居，很可能明天这个国家就成了敌人，那时候定居在我国的该国国民，又是什么呢？在整个发达国家群体，都掀起了反移民浪潮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向国民解释清楚，我们制定这个条例的目的是什么？诉求在哪里？接纳外国人定居，应该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服务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利益诉求。
第五，要制定促进外国人融入中国社会的系统方案。让人进来、定居都不是问题，但如果进来的人，不能够有效融入中国社会，不能够很好地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贡献，那这些人便成了负担。我们要吸取欧洲引入大量中东、北非难民，可是这些人只要福利、不要劳动的教训，更要吸取部分国家特定族群、特定宗教信仰群体在特定地方高度集聚的教训。优秀的外国人来华，我们要欢迎，但是要告诉他们，来了不是坐享特权与福利的，而是要与中国人一样，用自己的勤劳智慧，谋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同时为社会整体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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