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无情人有情，但是即使在充满温情的社会下，“一罩难求”的现象一时难以缓解。
- 面对当下口罩等抗疫防护产品越来越稀缺时，有的人坚称口罩不能提价，国家有难，商人不能失去“理智”；有的人说口罩已经稀缺，疫情下人工等成本无形中上涨，适当提价也是合理的；更有的人说口罩应当高价，做好统筹分配，让口罩流动到急需的人那里。
疫情中，口罩要不要涨价？不一而足，众口难调，各有各的道理！
可是，口罩终究是商品，即使疫情肆虐，仍然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就用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原理来看看，提价是不是“发国难财”呢？
一、帕累托最优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我们都喜欢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析市场行为。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经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原理。
那么，这个理论中包含了两层的外在含义：
1、只有竞争均衡才是真正的帕累托最优，必须要放在市场上公平竞争；
2、在适当的凸性假设条件下，要合理地对财富进行定额分配，那么帕累托最优的配置就是竞争均衡。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能够满足帕累托最优的这两个前提条件，自由市场下，政府的干预手段肯定是越少越好的。
然而，绝大数的情况下，总是会不断的出现“发国难财”的情形，这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重要假设条件：完全市场竞争。
也就是说，产品的价值并不是供需关系的最真实反应，而是一种被扭曲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单靠市场调节的手段也是无法弥补的，也是无法达成社会效用最优化。
为何要这么说呢？我们来举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垄断行业、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行业，还有部分供货商有特殊渠道的行业，这就会让完全市场竞争在无形中变得“失灵”了。
这次疫情中，口罩其实已经也是出现了市场失灵了！
二、疫情中，口罩市场“失灵”的解析
我们回到这次的疫情中，看看口罩这个产品，各种价格无奇不有，即使有钱都难买到，可以说口罩这种最重要的防护产品已经完全“失灵”了，我们需要具体解析下。
1、疫情突发，市场作用跟不上。
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属于短时间、一次性的突发事件，来得够快，而价格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显然是属于滞后的，变成一般只能指导下一期的供需关系才有价值。
疫情是瞬息万变的，口罩正是在万分火急的时候，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市场发挥作用。
2、口罩产品，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效应。
口罩作为防疫品，如果你买到戴上，对别人就是能受到很好的保护；而当别人都佩戴上口罩，你也是会从中受益的。
当下的疫情，政府三申五令的强制措施，要求我们出门上街都必须佩戴口罩，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的。
这就是说，不只是说你需要佩戴口罩，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你必须佩戴上口罩才好。
这就是一种“外部效应”，意思是说，当一个消费者或一个企业的生产可能会直接受到经济中其它个体行动的影响时，这个外部性就会不知不觉的产生了。
这个含义中特别提到的“直接”，其实就是已经排除掉即使价格调整也无法产生任何效应，说白了就是金钱也是无法衡量的效应。
我们可以再举例一些具有外部性的商品，比如一些企业或工厂必须要排污，如果它是非法排污，甚至是合理排污，个人都会因为它的排污多少受到侵害的，不是吗？
当商品具有外部效应时，即使你付出价格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效用，竞争均衡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市场也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的。
3、本次疫情还有特殊性，低收入人群佩戴口罩社会福利更高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放任口罩无限的涨价，那么，从事一些低端岗位，甚至是服务业的超市收银员、街道清洁工、外卖配送员等等，有可能会因为价格过高，他们会买不起，或者根本不愿意买。
可怕的是，这些人群的工作性质又会决定了必须要大量的接触流动人口，而且也是最需要佩戴口罩的群体，不是吗？
按照口罩外部性的特点，如果都能让这部分人带上口罩，不仅是保护他们，而且还是保护需要和他们接触的任何人，包括你我，甚至那些高价也会去买口罩的人。
如果急需口罩的人反而买不到，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或在家办公又享受高收入的人群才能买到，那就是一种严重的资源错配，这就是经济学中最需要避免的现象。
三、口罩“市场失灵”，如何解决更好
在面对疫情中口罩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外部化”的特殊性，尽量做到内部化。因此，小编提出一些供探讨的解决办法。
1、征税与补贴，双向出击
当出现负面的“外部性”时，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征税。道理很简单，那些污染性的企业，肯定会有负的影响，那么就要征收“环保税”。
如果是出现正面的“外部性”时，口罩其实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那一般就是可以做一些补贴政策。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群必须佩戴口罩，而且还能给社会直接带来的福利的，那么就可以多给他们补贴一些钱，这就是一种正向积极的调节方法。
当然，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给口罩生产商直接补贴，让口罩生产变得最大化，价格最大化，这都是能够起到良好效应的。
2、另一种调控：配额
我们经常说，市场调控要“两手抓”，那么除了征税与补贴之外，还有另一只手可以做的就是“配额”政策。
在现实的执行过程中，这两个似乎看起来有类似之处，但是两种政策执行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完全不同的。
现阶段，疫情紧急，我们就是需要市场调控和配额的两个手段齐头并进，一方面是在于稳定市场的口罩价格，另一方面则是促进口罩生产企业加大马力生产更多的口罩。
如果能够做到财政补贴与配额双管齐下，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制定出一套合适的方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走财务补贴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这需要对相关领域的生产情形、成本以及产品质量等做充分的调研才能出台的。
但是，行政手段是可以在应急的情况下马上生效，在这种疫情特别紧张的时刻，应该先以行政手段为主，多做配额，也许才是最理想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口罩市场调控手段就是限价，其实做好配额也是可以多多使用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终端价格限价，其实也是在无形中把盈利的压力放在零售终端的药店老板头上，这就是需要做各个环节的合理限价，同时做一些适当的补贴，帮助消化成本压力。
如果能够做到配额，就是相当于可以防止抢购、囤积居奇等等的恶意行为。比如采购到一批支援灾区的口罩，可以规定每人凭着身份证每天只能领取多少个，也可以通过采取政府的完全采购手段，直接按照居民定额分配。比如现在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执行一些摇号制度，还有杭州采取向市民免费发放口罩等，这都是一种配额的手段。
3、鼓励个体对外部性进行协调
当然，这是一种经济学上传统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放在这种疫情情景中，因为口罩对外部性是属于正面的，也不能通过协调去改变，毕竟佩戴口罩效应是可以实现“人人被保护”的。
也就是说，疫情下的口罩，做外部性协调是行不通的，不适用的，也是不鼓励的。
四、重点：政府该不该干涉市场配置？
上述提到的解决方案中，不断是限价还是做配额，其实都是需要有政府手段的干预。可是，这次对于口罩问题，许多人观点不一，这里的聚焦点其实就是在于：在灾害环境下，政府应不应当干涉市场的配置？
很多人都提供论据，认为放任自由市场，可市场也并不总能提供有效配置，这就是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特殊性所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要说用计划就能优于市场，而是计划手段也要用好的解决方式。
其实早在70年代美苏争霸时期，就有一大批制度经济学家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什么情形下，计划更有效。
2019年过世的马丁.魏茨曼教授的代表作《价格vs数量》就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即便完全解决了计划激励机制问题，也仍然存在市场与计划两种机制之间的基本权衡问题。当社会效益函数curvature足够小（例如随着商品的数量线性上升），即人的偏好更加灵活、可以在不同产品之间选择，同时当社会成本函数curvature足够大时，即产能存在刚性时，价格机制导致较好的结果，因为价格可以将最高效的生产者筛选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是如果是反过来，社会效益函数curvature较大，即人们的偏好更加死板，而社会成本函数的curvature较小时（产能提高并不会带来成本的加速上升，产能的刚性较弱），定量机制更好，因为数量机制可以在不引致高成本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可以看出，这是个值得争论的议题，我们无法轻易的去下定论的。
结论：用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原理，要避免利益最大化
口罩要不要涨价，如果用经济学的思维，还是会有人说市场就是无情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商业的本质，毕竟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如果用计划手段是不是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呢？
其实不然，小编坚持的还是帕累托最优的原理，所有研究和执行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只要能做到这点，就是最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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