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曾做励学篇阐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些话令多少读书人迷醉，十年寒窗，只为东华门唱名。时至今日，许多人都认为宋朝是“知识分子”的好时代，因为它善待读书人，不杀士大夫……事实上也正是这些优待催生出了帝制时代空前绝后的鼎盛文名，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其中尤以苏轼最具代表性，宋仁宗和韩琦都曾给予其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宰相之才，将来必定成为匡扶社稷的栋梁。如果苏轼的人生轨迹按照皇帝和宰执们的期望发展，这势必将为文名盛世添上浓墨重彩的注脚。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苏轼非但没能一展抱负，反而屡遭谪贬，流落天涯。
如此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好时代，“文星旷世”的苏轼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很多人会将原因归结于他性格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在重新审视苏轼的同时也细看那个时代，北宋真是“知识分子”的好时代吗？
一个不畏强权、不惟朋党且有良知的读书人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年轻的苏轼在凤翔府任官满三年，按制磨堪转官为殿中丞，从皇帝到宰执都对他寄予厚望，但厄运接踵而至，发妻与父亲先后离世，他不得不暂且离开京师，回蜀守丧。
直到三年后的二月，苏轼正式除丧返京，开封已经风云突变，英宗皇帝驾崩，神宗继位，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一场变法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就像当年的春风，即将吹遍神州大地。踌躇满志的苏轼应该很难想象，这场春风的初衷虽然是富国强兵，但却遭到了一众士大夫的坚决抵制。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的变法就因为党争出现而不了了之。年轻的宋神宗显然比祖父更具决心，克服重重阻力，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政。于是，变法派与守旧派必然因为新法而矛盾激化。
苏轼画像
苏轼在熙丰时期坚定的反对新法，却又在元祐时期转而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性格所致，可我们只要稍加了解支持其政治立场的动机，就会发现，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不畏强权、不惟朋党且有良知的读书人。
实际上，与很多旧党为了反对新法而反对不同，苏轼的反对往往落在实处。他所针对的，多是那些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的新法。
如雇役法，以钱代役的做法虽然可以充实国库，有效增加财政收入，但助役钱、免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名目过甚，再者政策制定仓促，具体执行标准因此而难以统一，这就导致了地方胥吏在执行时经常重复征收。
即成“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劳民”、“害民”之法。
又如“均输法”，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用以敛财的“徙贵就贱”之法如出一辙。
所谓徙贵就贱，就是官府在受灾歉收的高物价地区折价征收钱币，到丰收低物价地区采买粮食，以赚取巨额差价。这种创收方式，今天被我们称为“投机倒把”，与民争利过甚。苏轼在上书中明言反对此类新法，显然是出于爱民与公心。能够在新党的报复和反击中顶住压力，坦然面对逆境，坚守底线，不畏强权，这也是新、旧两党中士大夫普遍具备的优良品质。
直到元祐年间，旧党上台，苏轼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得势，而忘却坚守底线。当司马光提出尽废新法时，他这个旧党中人立即站出来，竟“不合时宜”的加以反对。
对此，苏轼还明确指出，新法虽有“雇役法”“均输法”这样的“弊法”，但同样也有于国于民有利的“益法”。所以，为政者应该去弊存益，而不是尽数废掉。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等旧党中坚对苏轼有援手之恩，他最终还是选择坚守良知，不顾情面的据理力争，这在党争激烈的大背景下，自然很不合时宜。
所以，今天的我们在评价苏轼时，可以认为他不是个游刃有余的“官僚”，但却是“不畏强权、不惟朋党且有良知的读书人”
“党争”之祸，自宋初开始就已经初见端倪，名臣如寇准、范仲淹无一能够幸免其中。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党祸”中，除了各派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有在“守道”与“附势”中挣扎的读书人。
“守道”与“附势”中挣扎的读书人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人生低谷时，友人梅尧臣曾作诗，规劝其学做报喜鸟，而少报凶讯，避免“招唾骂于里闾”
。范仲淹如是回应：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既是范仲淹表明心迹，同时也佐证了读书人在“守道”与“附势”中挣扎之艰难。到了北宋时期，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立于道，忠于义”的价值观。如果宋廷能够在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中持续发展，坚守这种价值观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范仲淹塑像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北宋的政治氛围在斗争中愈加败坏，党派间的攻讦也逐渐演变为“为了支持而支持，为了反对而反对”这种罔顾道义，你死我活的无脑纷争。
而有宋一代的读书人往往倡导积极入世，一旦进入仕途，势必要面对愈演愈烈的政治漩涡。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守道”，也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苏轼就在守道中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元丰二年，苏轼知湖州，在上书朝廷的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等语，新党便借此发挥，进行弹劾，并于当年七月底将其锁拿进京。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在其后议罪时，神宗一度因是否杀掉苏轼而举棋不定。其时，谪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
“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正是这举足轻重的一句话，避免了北宋杀士的先河。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苏轼并没有因此而吓破胆，依旧保持着他的良知，在“守道”中坚持己见。也因为此，他才会在元祐年间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不顾及司马光曾在“乌台诗案”中施以援手的情面。
当宋哲宗亲政以后，旧党悉数遭到清洗，苏轼不可避免的牵涉其中，再遭贬谪。
宋哲宗画像
实际上，党争激化时，在“守道”中挣扎的读书人远不止苏轼一人。
熙宁三年，山阴知县陈舜俞因不奉青苗法遭谪贬，甚至在谢表中仍旧不顾后果，坚持己见。
“若乃怀异议而奉行,张空文而布告,讽止民利,欺周朝廷,人或有然,臣则不敢”
限于篇幅有限，本文并不过多讨论新法是非，新法中固然有于国于民有利的有益之法，也如前文所述，有许多“劳民”、“害民”的弊端。所以，陈舜俞的立场倾向于旧党，与苏轼一样，根源在于爱民的“公心”。
《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在这种“正道直行”风范的引领下，士人“守道”虽然要经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却更激起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在痛苦中多了一分难以磨灭的荣耀。
一如吕陶诗中所言：“壮心摧更激,高节困尤坚。”
当然，北宋士人中，既有“守道”者，就必有“附势”者，而成就“附势”者的，恰恰是宋朝皇帝。
“黄金屋”和“颜如玉”成就的究竟是谁？
宋朝皇帝一直以“黄金屋”和“颜如玉”鼓励臣民读书入仕，而在古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利”和“义”往往是相互对立的，如“重利而轻义”此类说法不一而是。当皇帝一面以“利”诱人读书入仕，一面又倡导“忠义”时，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就为“附势”者提供了优良的滋生土壤，
宋末宰相蔡京就是“附势”集大成者。
熙宁三年，蔡京进士及第，彼时正是变法初期，新党当政，这位日后的大宋宰相自然而然的加入了新党。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有宰相之才，也是新旧两党都曾看重的人物。
之所以说蔡京是“附势”集大成者，最典型的一件事便是他在“差役法”和“雇役法”两者间的首鼠两端。
当新党得势时，朝廷议定役法，蔡京坚定的支持时任宰相章惇，推行“雇役法”。当旧党得势，司马光尽废新法，恢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又是蔡京率先改易，如约推行“差役法”。即便如此，蔡京还是没能摆脱被旧党清洗的命运，被贬地方。直到徽宗即位，他才重新被启用，并对旧党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算，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打为奸党，刻于石碑之上。
蔡京画像
今天的我们与其称蔡京为奸臣，倒不如将他归于“知识型官僚”一类。这是一群以自身利益决定立场的读书人，“附势”便是他们立身的根本。
宋朝皇帝以利诱臣民读书入仕来稳固江山，但泥沙俱下，最终成就的却是蔡京这种适应能力极强的“知识型官僚”。当宰执不再以国家为念，只凭一己私利而任意改弦更张，岂非事与愿违？
帝制王朝的彀中之物，“知识型官僚”永远无法摆脱人格上的从属地位
唐太宗曾偷偷到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曾不无得意的说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看起来这是网罗天下才俊后的志得意满，但“入吾彀中”此语从一代圣君口中说出来，总让人感觉透着说不清的别扭。说到底，“才俊”们尽入帝王彀中，并非仅仅指代身在彀中，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将彻底为王朝歌功颂德而服务。
换言之，所谓读书入仕，帝王圣君们希望读书人最终只成为帝制王朝统治天下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常常指手画脚的有良知的读书人。按照这种规划，在科举制积极推动下，大批量产出的只能是“知识型官僚”。
而北宋读书人同样面临这种窘境，他们一方面积极入世，一方面又在向“知识型官僚”转型的同时，经受良知的拷问。这也是他们在“守道”与“附势”中艰难挣扎的肇因之一。
回到最初的话题，北宋究竟是否我们口中“知识分子”的好时代？我觉得有必要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知识分子。
受西方人影响，我们将知识分子从知识阶层（脑力劳动者）中区分出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这与宋真宗的励学篇风马牛不相及，很难想象一个孜孜追求东华门唱名的读书人，会具有批判精神，更遑论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可即便如此，北宋一代仍旧产生了范仲淹、苏轼这样有良知的读书人，他们堪称北宋“知识分子”的典范。
但能够坚守底线和良知的读书人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而甘心入帝制王朝彀中，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型官僚，却永远无法摆脱人格上的附庸地位，
所以，我们只能说，北宋是知识型官僚的好时代，并非知识分子的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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