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值得》，是70後作家黃孝陽長篇小說新書的名字。
寫完了這個長篇，黃孝陽的Word顯示字數是27萬。小說完稿後，黃孝陽私下請幾位朋友幫著挑些Bug。有鼓勵的，說是“今天的《狂人日記》”“這個時代的《惡之花》”；也有批評的，說是“道德敗壞，是對讀者心靈的戕害”。
黃孝陽說，“戕害兩個字我不認可，不過不必解釋。有個問題得解釋一下。用一個女性朋友的話來說，‘這個作品非常男性化，荷爾蒙爆棚，沒有給女性讀者一點空間’。說得比較委婉。還有個女性朋友打電話說，看了開頭數頁，覺得被冒犯了，看不下去，想把書扔掉……”
《人間值得》
黃孝陽/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10月
記者：《人間值得》封面上印著“先鋒文學的扛鼎之作”。先鋒文學是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國內許多先鋒文學作家也都紛紛轉型，您依舊在堅持先鋒創作，是什麼原因呢？是有小說的內在美學追求嗎？
黃孝陽：這些年我聽到別人說我是一個先鋒作家就很傷感，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啊，只是我眼裡的現實與他們眼裡的現實不一樣。我們是“現代性”的孩子。我寫的就是現實，我從未離開現實半步，我呈現現實的方法是由現代性孕育的那些點、線、面，也不是什麼高難度的級數、波函數。有時我覺得這些方法就像使用微信添加朋友一樣，當屬於不言而喻的常識。
在我的理解裡，先鋒是一種精神，是一個“生而為人”該有的向度。在這個激流洶湧的時代，各種新發現、新闡釋、新範式層出不窮，文學不應該例外。要求得這個新字，就得有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願望——最起碼，這是對人自身的成全。這種精神向度能幫助寫作者成為一個更豐富的人，更有趣的人，何樂而不為呢。假如能靠其他工作解決吃飯問題，真是不必太在意敘事策略的改變所可能多帶來的那幾塊蛋糕。而“先鋒文學”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命名。批評家或出版機構如何闡釋我，這是他們的權利。
記者：“弒父”主題，很多名著也有相關的書寫，您的小說與其最大的不同在什麼地方？
黃孝陽：不再是一個勇士殺死惡龍取而代之的套路。在“弒父”主題下，父與子其實是一體兩面。這回我找到一個叫朱璇的女子來破這個局，她是新希望。
我覺得5000年文明史基本都是在父親的注視下，就像一個鐘擺已經擺到這一側的頂端。我想，是到了鐘擺朝另一側晃去的時刻了。
其實，這部小說裡99%的內容都是男性向的，像一個肥皂泡，像這個不斷膨脹的宇宙，讓人絕望；然後，那1%的內容，是對新女性的讚歌，猶如一根針，在肥皂泡上面紮了一下。“嘭”。我喜歡這種感覺。
記者：您的創作很像“理工男”創作，有批評家甚至認為您的小說更適合理科生來閱讀，而這一本小說轉為人性深層的書寫，這一創作的轉變，或者主題的選定存在怎樣的契機？
黃孝陽：這個小說在腦子裡盤桓了近20年，有著極強大的現實邏輯做支撐。張三等小說人物，此刻也正在我們身邊出沒。這個轉變或者說主題的選定，有很多因素。
這樣說吧，小說無非是人事物三者。人是魂魄所在，根源所在，符號所在，理念所在。要有人，但這個人不再是單向度的。《眾生》系列裡的元慶，他的新字在於文本給予了他的“生而知之”，以及對人工智能的思考，對“彼世界”的建構；而《人間值得》裡的張三，是一個生命哲學上的新。他是惡棍，且是一個完全迥異於《惡棍列傳》裡那些只懂得揮舞刀子的惡棍。他為自己的惡辯護，也正因為有了這種具備形而上能力的惡，所以“這世上一定存在著善良，值得我們奮戰到底！”
記者：您之前講過“我寫小說，基本上是抱著‘寫出新東西’的態度”。《人間值得》“新”在哪裡呢？
黃孝陽：前幾天布魯姆過世，看到他說過的一句話，“關懷人類，而不只是取悅讀者……作品裡起碼得有這麼一些生命質素”。當時我在微信朋友圈裡寫了一段話：寫了20年，最近這幾年才漸漸明白了，什麼是生命質素，或者說，是我在《人間值得》裡說的作為“人的長嗥”，不僅僅是對現有牢籠籓籬的打破撕扯，跨越躍起，建築構架——（追尋自由的歷程），更重要的是從諸多思潮觀念中抽身後退，儘可能擺脫迷宮奇觀與大江大河的誘惑，回到人之本性（第一性），再往前行，重新與此時代結合，確認自我屬性，人之邊界，事與物的各種維度，以及命運的澎湃賦格。
這本書最大的“新”在我個人看來就是它是獻給新女性（新物種）的一首讚歌。“隨著腦力對體力的取代，女性將崛起，將主宰，將構建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成為新結構的奠基者，新規則的制訂者，新律法的闡述者，新秩序的捍衛者。那些把她們定義為‘第二性’的女性特徵，要被揚棄。什麼是女性，會被重新書寫，定義。她們將是一個新物種。比如小說中尚在化繭成蝶的朱璇。她是希望所在。”
記者：這部小說在創作時，對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黃孝陽：在白天的工作狀態及夜晚的寫作狀態之間的切換。這很困難，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帶來的麻煩之一就是睡眠時間太少，比如凌晨兩點擱下筆，腦子也停不下來，沸騰如岩漿。等到三四點鐘迷迷糊糊睡著，一睜眼又到了上班時間。上班就得用另一套話語系統來努力了。我是一個有強迫症的人，做什麼事都想盡可能做得好一點。我的工作也應該算乾的不錯。這種心理缺陷確實讓身體疲憊，但，很快樂。
記者：從讀者接受的層面來講，作家在創作時腦海裡會有“隱含讀者”，那麼在創作《人間值得》時，您腦海裡所設想的隱含讀者是哪類人群？
黃孝陽：我是個寫作者，還是一個圖書編輯。在圖書這個行當裡，過去講讀者心理，現在說消費者心理。從讀者到“消費者”，這是一個根本改變。作為一名寫作者，我不在意消費者。消費者，英文為Consumer。科學上的定義為，為食物鏈中的一個環節，代表著不能生產，只能通過消耗其他生物來達到自我存活的生物。消費者急於尋找標籤，但讀者，我是說理想讀者，他是憎恨標籤的，那是對他智商的羞辱。他想發現“唯有他自己能發現的，深淵，仙境，或者其他”。這種獨一無二的閱讀體驗，才是讀者與寫作者之間達成的秘密而又神聖的契約。
說句不好聽的，不是說廣大讀者喜聞樂見的作品就一定是有價值的。人與人的差異，有時比人與單細胞生物之間的差異還要大。我無意去追求一個最大公約數，只是想為心目中的理想讀者寫作。不是說那些高智商的人，而是那些渴望不辜負自己這一生（三萬多天）的人。
現在大部分讀者對小說的閱讀還停留在說書人所提供的道德訓誡、經驗分享與童稚想象裡。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民眾的閱讀一定還會發生更為深刻的變化，我還是渴望自己能夠寫下文字，是一個身為21世紀的人寫下的，能夠幫助這世間的一小撮人發現之前所沒有的體驗與思考。
我覺得，當代小說家還是要有一種在陽春白雪的高度去書寫的願望。登上層樓，只有小說家先“會當凌絕頂，一瞰眾山小”，讀者才可能跟著攀援而上，欣賞到《望嶽》這樣絕美壯麗的詩句。坦率說，我其實並沒有覺得自己寫的書難懂，雖然在傳統的閱讀者看來，裡面存在各種腦回路與難以理解的因素。但是隻要在閱讀中稍有耐心，就不難發現它的敘事結構原理。我的作品挑人的，挑那些“有耐心”的人。而我確實也渴望讀者與掌聲，但是我不敢幻想此生能夠擁有多少。有句話叫“幽谷有佳蘭”，在我看來，不是說沒有讀者了，這朵蘭花就不要開放。讀者不是上帝，至少在我面前，我們是平等的。讀者讀我的書，是我的榮幸，不讀，不是我的損失。
記者：青年寫作者，人生閱歷等方面可能會有些許不足，一直處於一個“被保護”的狀態，對他們請您給出一些創作建議。
黃孝陽：很多人叫我作家；有時候開會，還有人特別加上兩個字，著名。這讓我不安。說件小時候的故事。十幾歲的我很喜歡下象棋，班上大部分人對此國粹毫無興趣，也算是打遍全班無敵手，就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是高手。後來到外地讀書，隨身行囊帶了一副象棋。一個江蘇太和的同學，看見了我行囊裡的這副烏木棋，就用很羞怯的目光說，“我也會一點點”。
我可是冠軍呢，這個自我認知，在面對這樣一個自稱只會一點點的人時，當然是要指點江山。我很豪氣地招呼他過來，箕踞，在尚未鋪上被褥的鐵架床板上。我輸了；再來，接連三盤，還是輸，乾脆利落；然後他讓了我一個車，我繼續輸。
這件事留給我的心理陰影面積，實在太大。我就是一個井底之蛙。今天我寫下了一些字吧，居然就是“作家”了，這件事跟我當年帶著那副象棋到學校一樣，有什麼區別麼？沒有太大區別。但我還是渴望從蛙類進化至人類。所以認認真真地寫著。我不能說我寫得有多好，或者多糟糕。只是說，“我在書裡說的全部是真話，沒有一句謊言，”這是文學對我的恩賜，在某些時候，能夠發現自己脅下就長出魚的鰭，又或者是鳥之翼，甚至聽見熙攘人群中那聲寂靜的巨響。
認認真真，凡事竭盡全力；敬惜眼前人，做好手邊事，這樣就很好了。
還有深情。對這個世界抱有善意，並且始終抱有善意。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能力。我總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當我們老去的時候，還能感受到美好，還能有這麼一種感受力，為那些美好的事物熱淚盈眶。
《中國青年作家報》2019年12月17日2版
黃孝陽
黃孝陽，男，74年生，江西撫州人，寫作者，現居南京。
我是我於午夜時刻，在夢境深處建構的一個人格，一次奇遇，一堆碎片；是一個生命及已被其所遺忘的所有細枝末節，是這些細枝末節在內心所激起的複雜神秘的迴響，是這個迴響從那個生命體大腦內的逃脫；是意義與形式，怪圈與纏繞的結構，晦澀不明的圖案與奪人眼目的裝飾花紋；是巴赫某支未完成的對位樂曲，是哥德爾的自指命題與悖論，是埃舍爾筆下那兩隻繪出彼此的手；是所有事物在無盡時空裡簡明清晰或含糊紊亂的所有聯繫……我是我的敵人，是概率的產物，是一切人類經驗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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