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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人民文學》創刊70週年之際，謹致熱烈的祝賀！
我是《人民文學》的作者，和眾多的中國作家一樣，對這份雜誌懷有深切的謝意和敬意。“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這是它自創辦之始就被寄託的期待和使命。70年來，《人民文學》以其不衰的實力證明它無愧於這份期待。未來它會站得更高，走得更遠，它將和時代與人民一道，迎來更壯麗的風景！
鐵凝
2019年9月19日
作家寄語
程樹榛
《人民文學》雜誌是新中國創辦的首家文學期刊，70年來，她一直引領著中國文學與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成為新中國的“編年史”，受到讀者的熱愛。願她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學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周 明
2019年，與新中國同步走過來的《人民文學》迎來70華誕。看到封面上毛澤東同志題寫的《人民文學》四個字，我想起一段難忘的往事。
1949年
七八月間，茅盾住在北京飯店籌辦《人民文學》，他致信毛澤東主席，請他為《人民文學》題詞和題寫刊名。毛主席寫的題詞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時，毛主席回信說，刊名宜由郭沫若寫。因此，雜誌封面的“人民文學”四個字，最初是郭沫若題寫的，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時，經周恩來總理提議，恢復《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希望復刊後的《人民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都能有一個新面貌。大家想到了1962年5月號《人民文學》曾經發表過毛澤東《詞六首》，那時毛主席給《人民文學》編輯部寫有一封信。大家建議採用那封信上的“人民文學”四個字作為復刊後的封面字。那四個字恰好是簡化字，也很好看。於是編輯部上書毛主席，希望他同意。毛主席在我們的請示報告上用一支大粗鉛筆眉批“可以”。從此，自1976年至今，用的就是這個“可以”的“人民文學”四字。
復刊後的第一本《人民文學》，是1976年1月20日正式出版的。當天我帶了5本刊物給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過刊物，看見覆刊號的封面題字是毛主席的字，問我這是什麼時候寫的？我告訴他這是1962年4月寫的，這次經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開用。我們還聊到1949年雜誌創刊時毛主席的那一封回信。說畢，茅盾轉身走進臥室，不一會兒，手裡拿著一個大信封走出來，展示給我看。作為一個在《人民文學》工作的人，我對這封信感到十分親切，於是向先生提出：能不能借我帶回編輯部給大家看看？他說，給《人民文學》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義，但是你三天後一定還我，我還要珍藏起來呢！那時還沒有複印機，我拿到王府井中國照相館翻拍了一份，三天後準時奉還茅盾先生。先生又小心翼翼地把信珍藏在他的書櫃中。
李佩甫
53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文學》。我是在一個廢品店裡看到的。它撂在一堆廢品中間。這本《人民文學》是1961年第11和12期的合訂本，是用手工縫在一起的，前邊的幾頁已經被撕爛了。記得當時我是用5分錢買下來的。從此，我才知道，我們國家有這麼一本叫做《人民文學》的雜誌。50多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那期被撕掉了一些頁碼的《人民文學》上，裸露出來的作品題目是《陶淵明寫“輓歌”》。
10年後，也就是1976年，在我拿到工資的第一天，我便開始訂閱《人民文學》。此後，《人民文學》伴隨了我整個文學生涯。感念《人民文學》的滋養。
劉慶邦
慶祝《人民文學》創刊70週年之際，我想起了一次閒談。那次閒談，是由時任《人民文學》小說編輯室主任的李敬澤組織的，並由當時還在《人民文學》當編輯的程紹武整理出了一篇稿子，題目叫《關於劉慶邦及短篇小說的一次閒談》。閒談的時間是1999年1月22日下午，地點在亞運村附近的一座茶樓，參加閒談的有林斤瀾老師、王一川教授，還有作家李馮。
這次閒談之所以令我難忘，是因為再次聆聽了林斤瀾關於寫短篇小說的教誨。話題涉及民族傳統、平常心和常態、深刻與和諧、概括力、短篇小說的美學特徵、語言的味道等諸多方面。在哪個方面，林斤瀾都有高見。比如我說到短篇小說對社會生活要有概括力時，林老提醒說，概括是需要的，但要警惕“硬概括”。談到小說的語言，林老明確地對我提出期望：“要寫出自己的味兒，必須有意識地努力，說別人所不能說的，精確地表達自己的獨特感受。”這些教誨讓我
終身受益。李敬澤對我的短篇小說的評價，差不多等於為我的創作指明瞭方向，同樣令我難忘。他說，川端康成致力於發現“日本美”，劉慶邦的一些作品寫的是“中國美”。
關於閒談的稿子發表於《人民文學》1999年第3期，同期還一下子發了我的兩個短篇小說，一篇是《誰家的小姑娘》，一篇是《回門》。前一篇還獲得了《人民文學》獎。
我一直珍藏著這一期《人民文學》，同時珍藏著《人民文學》對一個作者的提攜和作者對《人民文學》的敬意。
葉 彌
如果從18歲發表第一篇小說算起，我已寫了33年了，惟一被改編成電影的小說就是在《人民文學》發表的《天鵝絨》。記得是發在2002年第4期，後來被姜文拍成了電影《太陽照常升起》。所以，我後來一直想，應該經常在《人民文學》上發稿子。算起來，我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小說，一共有7篇，都是短篇。其中的《天鵝絨》和《桃花渡》都做了小說集的書名了。若干年後，我的兒子葉遲開始寫小說，第一篇小說也發表在《人民文學》上，也是短篇。我很是欣喜，也很是著急。對他說，你一定要好好寫，不僅要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短篇，也要發表中長篇，這樣才對得起施戰軍主編的厚望。
喬 葉
2001年，我調到河南省文學院當專業作家，經常聽到前輩們說起哪個青年作家寫了什麼作品併發在《人民文學》上。他們點頭稱許，似乎《人民文學》就是一條硬線，上了《人民文學》，就等於到了線上。
2004年，我暗暗立了一個小目標：5年之內，要在《人民文學》發一篇小說。2004年第11期，我的中篇小說《紫薔薇影樓》終於上了線。直到現在，大致盤點一下，散文加小說，我在《人民文學》上應該沒有跳隔過一年。僅是小說，怎麼也得有十來篇。靠著這些小說，我也收穫了十來次文學獎。
說這些，不是為了炫耀什麼，只是想佐證一下《人民文學》對我意味著什麼。不誇張地說，我在創作上的所有重要進步，都踩在《人民文學》的臺階上。諸多對我個人而言具有開創意義的第一次：第一次獲小說獎，第一次寫非虛構，第一次發表童話……都是在《人民文學》上。統統都是。
好編輯，這在《人民文學》不是個例，而是一個團體。每一位主編、編輯，都有不同的風格。我想鄭重地嚴肅地對《人民文學》的編輯們道聲：謝謝你們。我還想對《人民文學》說：君生我未生，我生君未老。君為常青樹，願君年年好。
李 唐
與《人民文學》的緣分，於我而言，是一次次的奇遇。很多年前，當我剛剛開始寫作，既不知自己寫的究竟算不算“文學”，身邊亦無可以交流的朋友。茫然之際，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投稿《人民文學》，居然得以發表。這種鼓舞非文字能夠形容，並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有時我會想，如果當年沒有鼓起勇氣投稿，我的寫作恐怕會是另一種樣子，甚至可能無法堅持到如今。之後的日子裡，在我陷入失落與自我懷疑時，《人民文學》都一次次地給予了我更大的鼓勵與包容。現實生活中，我與《人民文學》的編輯老師接觸並不算多，只限於作品上的交流。我珍視這樣簡單而古典的關係，如同強大的後盾支持我繼續走下去，又是鞭策，讓我不敢在寫作上有絲毫懈怠。
《人民文學》已經走過了70年，我為自己微不足道的名字能夠參與進它的歷史中感到幸福。祝願《人民文學》越辦越好。
來源 | 《文藝報》2019年10月23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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