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
摘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最近10年總是光顧“發展經濟學”，有時甚至把“經濟學獎”給了政治科學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戰”和“全球治理”上評論，我們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圍觀”就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許多人以為“貝爾經濟學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諾貝爾獎”，應該說，這樣說也沒有錯，只是不精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瑞典銀行獎，獎勵經濟科學各門(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設立於1968年，1969年首次頒發。挪威經濟學家弗裡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該獎首屆得主。瑞典曾是北歐強國，如今是世界上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瑞典有著各種各樣面向世界的獎項（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導的），最有名的當然是“諾貝爾獎”，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軟實力”。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經濟學家，理由是他們“採用實驗主義方法研究如何緩解全球貧困”。
“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給了“發展經濟學”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賀也是可憂可思的事。
我是經濟學出身的，在“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上過最好的“發展經濟學”課程。給我們講“發展經濟學”的是享年百多歲的傑出經濟學家楊敬年老師。以後，我儘管不屬於“經濟學界”，但是，一直與經濟學分不開，一直在觀察“發展經濟學”在世界的演變。
在評論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我建議人們不要忽略了該獎評獎委員會給出的理由裡面的“全球貧困”（global poverty）一詞。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
當前的世界，確實面對著“百年未有的大變局”，“發展”在全球範圍處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貧困”本來就位列頭號一批的“全球挑戰”。在過去30多年，由於各種原因，來自“不平等”、“氣候變化”、“不可持續性”等導致的世界貧困問題早已顛覆了傳統的“貧困”問題。
世界範圍內，“貧困”是“全球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用了“全球貧困”一詞。對“貧困”問題的解決，不僅是一個“發展”問題，更是一個“治理”問題。這裡的“治理”也不僅是在國內範圍（國內層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層次上，即“全球貧困治理”。全球貧困治理是過去30年，即冷戰結束後以來，包括“發展經濟學”在內的整個“發展科學”（發展研究各門學科）的一個主要趨勢。
我曾號召過自己所在的國際研究（全球研究）學科領域的“國際（全球）政治經濟學”（IPE或GPE）專業的學生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為題做學位論文。
“發展”與“治理”息息相關。這裡講的“治理”（governance）是與“統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區別的概念。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最近10年總是光顧“發展經濟學”，光顧與“發展經濟學”密切的“治理”學科，有時甚至把“經濟學獎”給了政治科學家（這可能使一些經濟學家對該獎不滿）。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為他研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當代世界最大（在全球範圍）的“大變局”，即“天變”。“氣候變化”是“發展”帶來的問題，反過來又制約了“發展”，惡性循環，成為當今的頭號“全球治理”問題。“氣候變化”在非洲、南亞、拉美等已經帶來了更嚴重的非傳統貧困。沒有氣候變化治理，也不會有21世紀的發展。對“氣候變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個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個個聯合國成員。未來的“發展”是在氣候變化和氣候年治理的條件下的。
2015年，蘇格蘭出生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ngus Deaton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因為他研究“發展”問題，尤其是研究“消費、貧困和福利”之間的關係。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大激勵了廣大的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學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劇”（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學家Elinor Ostrom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目前，全球範圍內，“公域”（例如氣候、海洋、極地等）面對的問題更加嚴重，在很多場合和層次，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卻不是Ostrom主張的制度主義。強勢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更不願意採納制度主義（“規則為基礎”）。特朗普的美國退出了氣候變化治理的《巴黎協定》，不少國家在搶佔公海、深海、遠海等國際法規定的“人類共同財產”，“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斷抬頭。到頭來，全球的“公域悲劇”更加惡化；到頭來，世界發展中的“可持續性”更不樂觀。
今日世界，呼喚“可持續發展”者很多，儘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機構說的“可持續發展”不同。“發展”就是“可持續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發展”。號稱“發展”的東西太多，但這些東西未必是真正的“發展”。“增長”未必帶來“發展”，缺少“可持續性”的快速“增長”可能帶來的快速破壞，併產生“發展的悖論”和“發展的停滯”。“可持續性”是“發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標準。我們看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是以“可持續性”為核心標準的。
結語：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發展中”的中國自然引起了不少評論。我看到的論者主要來自“經濟學界”和“經濟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對之的評論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狹隘民族主義，即為什麼“發展成就這麼大”的中國居然一直沒有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顧？為什麼經濟學科如此普及和發達的中國，為什麼也有世界級的經濟學家的中國，居然沒有“中國經濟學家”得到這一獎項？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偏見，不承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學研究的成就。我認為大可不必如此反應。這個獎畢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義的、享有世界聲譽的。我們還是好好地反思為什麼我們缺少“諾貝爾經濟學獎”意義上的“發展經濟學”以及與發展相關的“全球（問題）研究”？進入本世紀，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一直在呼喚、號召“科學發展”和“有質量的發展”（高質量發展）；與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國仍然留在《巴黎協定》，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貢獻不小，但是，伴隨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已經具有在解決“全球貧困”問題、在回答全球“可持續性”挑戰上的非凡答案？（作者為著名國際政治學者、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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