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畫，說得千千百百，好畫的通則，無非是得畫理、得畫趣。
▌先論“理”“趣”
評價山水畫就有“宋人丘壑，元人筆墨”的說法，從專業的美術用語理解，就是講宋元繪畫風格的異同。
說得更圓融落實的是董其昌（1555～1636年），他說：“東坡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餘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曰：‘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餘曰：此宋畫也。”
上述所說的是宋畫重“理”，元畫得“趣”。以這樣的觀念，舉出兩個典型的宋元之例，就以南宋夏珪（活動於13世紀下半期）《溪山清遠圖》（岩石一段）與黃公望（1269～1354年）《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山峰）一段來對比。
《溪山清遠圖》（岩石一段）表現出具體的空間感及岩石的質地堅硬感，畫中還細緻描繪江邊一角，展現出可居、可遊、可坐、可臥，得山川之理，黃公望《富春山居》（無用師卷）所繪山峰不能說無空間感，但畢竟表現出來的是重視筆趣與墨意，《溪山清遠圖》的斧劈皴用筆的節奏感也是世無等倫，當然這是就其對比而觀之。
歷代繪畫評論者都有對“理”和“趣”的討論，明清之際唐志契（1579～1651年）所著《繪事微言》評“蘇松品格”之同異：“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之準繩也；筆之所在，如丰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講“筆”，在此處他所說的是士大夫趣味，其實還是“趣”。“松江畫”第一人就是董其昌，他倡導南北分宗論，建立了以王維（701～761年）為首的南宗系統。
▌以古為師
董其昌《畫王維詩意圖》，董自題畫是辛酉（1621年）所作，題王維詩是隔年的壬戌（1622年）。右裱綾有希曾（活動於嘉慶年間）題跋：“此圖寫右丞詩意，其畫亦從右丞變化而出。削膚見骨，古韻蒼然。”細讀畫上所題王維《積雨空林詩》，詩中字句，實不關畫面。今日畫幅的題名，恐是見了畫上的王維詩，就取此名。想董其昌本人未嘗如是。
董其昌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歲在乙未十月之望，得借馮夢禎（字開之，1548～1595年）所藏王維《江山雪霽圖》，“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
就此幅董其昌所謂《畫王維詩意圖》，上半幅所繪江岸山石，實仿自《江山雪霽圖》的中段，又將平臺屋宇作了左右對換，這是鏡中影的手法；小樹的穿插，遠峰的兀立，都是自《江山雪霽圖》變化所出。皴法恪守“都不皴染，但有輪廓耳”的王維畫法。董其昌此幅是將王維的圓轉皴法“破圓為方”，成為一種又方又尖的幾何圖狀。《江山雪霽圖》雖無松樹，而董其昌此幅所繪之松，也藉助《江山雪霽圖》的枯樹造型，採用宋元以來的“李郭派”松樹造型，樹枝是往下斜伸（猶如雪松），將伸幹出枝畫得猶如人手起舞，充滿著律動感。左裱綾的第一跋：“用筆如針，惜墨如金”，第二跋：“削膚見骨”，描述出本幅細瘦的筆調與巖塊嶙峋的景緻，呈現的是一片晶瑩剔透的世界。董其昌在山水畫史上“以古為師”的本領，毋寧說是借古人軀殼，化出自身靈魂，這靈魂就如此幅。繪畫與真山水相比，“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絕不如畫。”真山水不如筆墨，也如此幅董畫。這也是他的自我說法。
金針度人，當然不是自董其昌開始，“以古為師”，嚆（hāo）矢於元初的趙孟（1254～1322年），這不待多言，比董其昌早的吳門畫派，陳淳（1159～1223年）的《仿米氏雲山圖》卷即是。陳淳的山水畫多數是以米家法的雲山表現。此卷作於1540年，陳淳時年57歲。畫中山巒起伏，近遠交錯，點筆為皴，使畫面有了律動的活力；水墨的溼度使山林樹石在雲蒸變滅中營造出山川的空間層次。我常認為“線狀”的皴法只適宜畫出石塊和裸露巖山，或者是山脈的大略輪廓。當滿山草木，鬱鬱蔥蔥，我總以為披麻皴、解索皴、荷葉皴只能畫出山陵大要，即使是牛毛皴，也只能表現枯草覆蓋著山陵。至於雨點皴，能體現樹林覆蓋山巒，最容易找到的例子是傳為董源的3件名作。“畫中山麓石塊，概用攢筆點剔……不為奇峭之筆……其用筆甚草草，近觀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這就是董源影像。“筆”即是千點萬點攢聚而成的皴法，山石以點為皴，稱“點子皴”，那來自於米家山的畫法，把點放大，或者說更近於眼睛中的理性。
前段的“理”與後段的“趣”，正足以來總結陳淳、董其昌兩人的風格是“丰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趣味也”。吳宏（1615～1680年，江西金溪人，移居江寧，即今南京）所繪《草堂讀易圖》，近景的大樹掩映著築臺架柱的屋宇，再上以“之”字路徑深入中景，又加上遠方綿延的山陵，這種景深的安排，使景物如在眼前，真是“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這是“理之所在”。同為“金陵八家”的樊圻（1616～？字會公），其《山水圖》畫只署“鍾陵樊圻”，畫中喬木扶蘇，一路蜿蜒，山峰層層疊疊推遠，加以景深的處理，煙靄在望，或高遠，或平遠，或山石環抱，又是“高下不失”，如出一轍。
明清的時代變局中，八大山人（約1626～1705年）與石濤（1642～1707年）常被引為標竿人物。說到“墨趣”，自是以八大山人的《墨荷圖》為翹楚。在畫的造型中，在具象與抽象之間，墨荷真是可以從容遊戲其間。張大千（1899～1983年）的潑墨荷花，則是將此“具象與抽象之間”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近現代畫壇，從理與趣的角度看，墨著縑素，濃淡分明，便是活墨。活墨有光，“以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在色彩上，添加時用花青襯底，“淡而不薄”；如張大千《勾金紅蓮圖》，豔而不俗，畫面的整體色感在豔麗中顯出沉穩。大千的潑墨荷花，將色、墨潑寫兼施的技巧發揮到極致，被賦予了興酣落筆搖五嶽的雄秀之氣象，使他筆下的荷花已超越了花卉的屬性。
觀近代中國的書畫發展史，20世紀初期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康有為（1858～1927年）1917年在他的《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提出了改革論：“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至今郡邑無聞畫者。其遺留二三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數筆，味同嚼蠟，豈復能傳後……它日當有閤中西而成大家者。……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國人豈無英絕之士應運而興，閤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其在今乎？吾期望之。”“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1879～1942年）首先在《美術革命——答呂徵》中明確指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大概都用那臨、摹、仿、託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像這樣的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在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因此，“四王”被視為末流，反對臨摹、提倡寫生成為一時風氣。
20世紀初期，當時真正的名畫家有否聽到康、陳這些言論，加以實踐，恐也難以說清。從今日所看到的作品，不出以古為新、引西（日）潤中的軌跡。然此際影響於畫家者，用今日的話來說是“資訊”。是大量的書畫書籍印刷品的出現，即使是限於黑白版，古書畫的影本更精確更容易流傳，畫家以之學習，開闊了視野。如唐雲（1910～1993年）就自稱是“珂（科）班出身”，他的繪畫技巧是從珂羅版印刷品學到的。從實品論，1915年在“紫禁城”成立的“古物陳列所”，展出清宮舊藏的古書畫，1925年故宮博物院又成立，而敦煌洞窟的壁畫再出世，都使書畫家的眼界得到無比的擴充。張大千則從敦煌壁畫學到了魏、唐氣度，亮麗色彩。陳少梅（1909～1954年）追隨其師金城（1878～1926年），倡導臨摹古畫，如《秋山行旅圖》就是對宋郭熙雲頭皴的仿效，畫風清新勁健。
齊白石（1864～1957年）的70歲時作有題畫詩：“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欲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讚頌徐渭、朱耷和吳昌碩的才華。素有“南吳北齊”之稱的吳昌碩（1844～1927年）年長齊白石20歲，這足足是相隔一代人。齊白石畫牽牛花、畫紫藤，設色和筆法都受吳昌碩影響。從“以古為師”的淵源分析，吳、齊所師，遠者青藤、雪個，近者趙之謙（1829～1884年）。品論吳、齊，當然要講書法藝術對兩人的影響。吳昌碩得之於石鼓文，齊白石得自《爨（cuàn）龍顏》《天發神讖（chèn）》《祀三公山》等碑刻，然而要問，天下多少人也學篆學碑，吳、齊筆下，韻味何以如此雄強渾厚，這是稟賦，還是後學？性之所近與藝術成就，這也是吳、齊之不同於青藤、雪個之處，或者可從筆趣上作一解釋。
▌西風漸進
17世紀初期，來華傳教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帶來歐洲油畫，國人見後訝異讚美。利瑪竇說了這一段評論：“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面驅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而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身。凡人之面，正面迎陽，皆明而白；若側立，則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這是以亮光與陰影比對出物像的立體感。中國畫或者中國人還是無法接受陰影存在於畫面，這最直接的是畫肖像畫，明清之際的肖像畫受到西風的影響，表達眼耳鼻口凹處，基本上還是以同一色調明度變化來處理。從徐悲鴻到蔣兆和的西洋素描式人物畫，堪為代表。
20世紀初期的畫家有機會直接接觸西洋畫作。徐悲鴻（1859～1953年）的《竹雞圖》，畫竹竿，用排筆先蘸淡墨，兩旁再蘸濃墨，一筆畫出有亮光的竹。傳統的水墨畫畫竹竿，為求一筆之間分出濃淡，先蘸淡墨再蘸濃墨於筆尖，下筆於紙上，一筆左濃右淡，這是一般的畫法，但徐悲鴻使用排筆，竹竿比一般粗闊，更加明顯。
林風眠（1900～1991年）的《鬧天宮》是畫京劇人物，採用立體主義的分割手法，裝扮乃至臉部的化妝敷粉施朱，所以能突顯在畫面，色彩用墨勾線，墨打底，畫面猶如舞臺上的聚光投射。我總以為這是得自苗族服飾的啟發，然其幽中透光，猶如珠明暗室，眼神為其閃閃爍爍所吸引。李可染（1907～1989年）的山水畫重墨之風格，墨法與西方明暗法相融合，創造出光影的獨特意境。
齊白石自題其畫於無年款的《松樹》，曰：“黑入大陰雷雨夜。昔人句也。餘能有此畫，不能有此詩也。”“黑入大陰”真是可以描述李可染的山水畫。李可染的《清漓天下景圖》得自齊白石的“桂林山”傳承，而發揮到極致。
他傳移西畫創作的光、色，用逆光法融合在傳統的筆墨體系之中，一如將攝影機面對強光照相所成的效果，儼然是光與影的遊戲。林、李之外，傅抱石的部分繪畫作品也復如此，這該是從中獲得運用的明暗法。將光轉為魔幻化境，那非張大千莫屬。
本文根據臺北王耀庭《清翫畫緣》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於2013年《收藏》0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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