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輔
華夏的歷史星空中，閃爍著千萬顆星星。仰望星空，讓我們明白謙卑和責任的真正含義。回望先賢的史蹟，是為了理解現在和謀劃未來。
這個文史專欄，由台州日報和台州市社科聯聯合推出，將介紹正史裡出現過的台州人。他們是時間長河中的匆匆過客，也是台州歷史天空中的星辰。星辰燦爛，依然照耀著這片故鄉的大地。
陳公輔：諍臣從來討人嫌
從《史記》開始的二十五史，到宋朝以前，台州人入正史的沒幾位。因為此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宋朝尤其是南宋開始，隨著建都杭州，台州作為輔郡，地位提高，人才開始大量湧現。正史，本質而言，是帝王將相的起居注，只有和皇帝走得近的官人多，記載入史者才多。科舉則是入官的臺階。民國《台州府志》統計，自唐至清，台州登文進士者共907人，而宋代就有587人，佔了一半以上。宋代台州文風大盛。據嘉定《赤城志》載：嘉定年間（1208-1224），台州一次郡試，參加者將近萬人。當時全州成年丁口318219人，幾乎三十人中即有一人參試。陳公輔，也是通過考試進入官場的。
陳公輔（1076-1141），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1113）走上仕途。這人是硬骨頭，不願攀附權貴。宋朝“六賊”之一的朱勔當時是皇帝的紅人，當官者奴事之，陳公輔絕不與他交往。朱勔兄喪，諸生欲往弔唁，陳公輔故意不告訴他們。朱勔知道了，很不高興，就通過私人關係將陳公輔下調到越州以示不滿。縱觀陳公輔一生所為，基本上不改耿介本色。
靖康初（1126），宋王朝舉步維艱。朝廷裡多宣和舊人，陳公輔向皇帝進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現在的四個諫官唐重、師驥、謝克家、孫覿，都同蔡、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讓他們行使監督職權，肯定無法稱職工作。希望陛下選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幸、慷慨論事者，作為合格的諫官！”當時吳敏、李綱講不來，陳公輔上奏：“陛下剛剛即位，日理萬機，正需要君臣上下同心合力，而這兩位朝廷重臣反而不和，並且已有跡象。希望陛下好好教育他們，務使他們團結一心，以安國家。”
徽宗被金國俘虜沒能渡江回來，人情洶洶，莫衷一是，陳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建議皇帝遣大臣迎奉。皇帝嘉許他的意見，提拔他為右司諫。他又進言：“蔡京父子懷奸誤國，不良影響沒有得到清算，人還在首都。今朝廷公卿半出其門，必有庇護之人。”皇帝馬上下令，將蔡京貶謫為崇信軍節度副使，遷出首都，在德安府安置。陳公輔又奏：“朱勔罪大惡極，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建議勿許其子女隨上皇入京。”
陳公輔因為喜歡提意見，得罪了領導，被貶謫到合州當稅監。
後來被高宗皇帝趙構召還。李綱當政的時候，不喜歡他總是在身邊叫叫嚷嚷著逆耳之言，陳公輔再次被外放南劍州。
紹興六年（1136），陳公輔升吏部員外郎。他上書皇帝：“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他認為王安石政事沒做好，學術也沒做好，造成了學風和社會風氣的敗壞，應當徹底肅清。被提拔為左司諫後，他又上書：“國家要中興，關鍵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高宗皇帝認為，陳公輔作為諫官，工作稱職，講得都有道理，賜給他三品服裝。又令尚書省畫了陳公輔的頭像送來，以便自己隨時觀覽。
陳公輔感動於皇帝的知遇之恩，更加盡心竭力地以忠誠回報君王，建議：“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並對國家的財政、稅務、軍事等各項大政方針，不管分內還是分外，都積極建言獻策，主動為國分憂，供皇帝決策參考。
高宗皇帝又提升陳公輔為尚書禮部侍郎。喜鵲人人愛，烏鴉總討厭。這個時候，丞相趙鼎向皇帝建議，官員應當能上能下，這既是幹部的制度，也是官員的本分，並且提及陳公輔。陳公輔知道話外之音，主動要求退居二線。於是任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不久擔任處州知州。後又升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同中樞機構也就漸行漸遠了。去世時，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留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世。
陳公輔作為大宋的政府官員，忠誠體國，論事剴切，疾惡如仇，在官場有聲望。他對王安石的政見、學術十分反對。王安石提倡“道德性命”之新學，主張研究學術的目的是經世致用、文以載道，要以“先王之道”來打破“祖宗家法”，顯示出一往無前的改革勇氣。對此，他不認同。對當時流行的程頤“性理之學”，他也同樣不認同，當時的知識界都為他可惜。
《宋史》評論道：“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
其實，這個很好回答：陳公輔是一個官員，也是一個學者。他認為，事國當以忠，有關國家大局的事，必須堅持原則，不管得罪誰，都在所不惜。他反對王安石，認為王是執政者，他的政見、學說會禍國殃民，所以態度堅決、不留情面。而對程頤之學，無非是學術問題，他心裡不認同，儘管人人都叫好，自己也不一定要跟風表態，人云亦云。說明陳公輔心中有底線，論事有自己的標準，決不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
人的短視和自利，總容不下異見。陳公輔這樣的國家諍臣，仕途上就不會太順暢，即使皇帝喜歡，直接的上司，也未必喜歡。對陳公輔而言，這些結果，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據《四朝名臣言行錄》載，陳公輔毫無城府，待人接物，一以至誠。生活自奉非常節儉樸素，也不問產業經營，他去世的時候，窮到幾乎無法辦後事。他的子孫中，有三名中了進士。
縱觀中國歷史，作為諫臣的陳公輔算是幸運者。因為有宋一代，皇帝對士人最為寬厚，並以“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為標榜，士大夫不但待遇高，幾乎沒有因言而被殺者。同時，士人之間，即使政見不合，也極少往死裡整。蘇軾與王安石政見相左，但彼此惺惺相惜，一方危難之時，另一方都會伸出援手，仗義執言，決不落井下石。所以，宋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巔峰時代，同這種寬鬆的社會環境是必然相關的。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寫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都是宋代人。這些士人“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生活得有尊嚴，所以都有著春秋時期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和豪情。
如果生活在明清時期，陳公輔這樣的人，就算有十個腦袋，也會在他六十六歲之前被全部砍光的。
源自: 文化大觀丨包建永 作者:趙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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