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除避諱字外，某些時代規定的特殊用字，因其“獨能行於一世而止”（《宣和書譜》卷一），故亦有很強的時代性，這對我們鑑定古籍的年代具有重要價值。據《新唐書》記載，武則天時造了十二個字，《宣和書譜》則說是十九字，《通志》又說是十八字，明人郎瑛的《七修類稿》，根據《後山叢談》等記載，認為“總計則又二十字矣”。不唯字數不同，即便是同一個字，由於輾轉傳抄，寫法亦各異。為了方便，今將《宣和書譜》等四家所記，列表於下，以作參考：
《新唐書》所載十二個新字沒有釋義，《七修類稿》將此字寫作“”，釋義為“幼”。
在這二十個新造字中，據宋人鄭樵分析：“天作，日作，並篆文也；年作，正作，並古文行於世者；授，古文亦作、者，國亦有作圀者；地，籀文或有作坔者。”這就是說，武則天時所造新字，並非全出杜撰，實際是用了不少古字，或者將古字作了若干變通或改造。遇到這些字就需要特別小心，因為前乎此或後乎此，都可能出現這些字，需要綜合它種因素才能下結論。但由此而否定這些字在鑑定古籍年代時的重要性，則是站不住腳的。
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囯政權，也規定了部分特殊用字，這主要是紀年月的干支，不用醜、卯、亥三字，而分別代之以好、榮、開。同時，太平天囯的“囯”字，既不作“國”，又不作“國”，而中間是個“王”字，大有尊重天王之意。這些字都有很強的時代性，其在鑑定古籍年代中的作用和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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