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岛

我今天在微博上分享了这则消息，可以说，普通老百姓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翟一平，如此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情理”与“法理”的冲突，确实让人纠结。大多数的老百姓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翟一平，是完全站在“情理”的角度想问题。

一个肝癌患者，从国外代购国内没有的抗癌药（抗PD1的免疫治疗药）回国，在原售价基础上加5%卖给了病友，病友通过注射治疗后发现的确非常有效，这是在帮助其他病友啊，而且只加价5%，很多人看来是良心价，更让大家想不通的是，这怎么能是假药呢？这可是国外上市确实有效的抗癌药啊，而且病友用了这个药后确实有效，也正因为如此，有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可见，多数普通老百姓是支持至少是同情翟一平的，但这只是从“情理”上来说，从“情理”上我也同情他。

但从“法理”上，他确实是涉嫌违法销卖假药。有的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假药呢？假药不是那些原料造假、制造工艺造假、以次充好没有疗效的药吗？这药明明是国外正规厂家研发生产而且确实对病人有效的药，怎么能是假药？其实，这只是大家理解的定义之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1、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1、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3、变质的；3、被污染的；4、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5、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可见，翟一平从国外代购的这种抗癌药，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假药，不是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也没有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而是属于按假药论处的情形，符合“按假药论处”中的第2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

翟一平从国外代购抗癌药，并加价5%后卖出（不管加价多少，都构成销售商业行为），可见，从法律层面，他确实是涉嫌违法销售假药。不管你情感上是否能接受这个现实，尽管我也同情他，但抛开“情理”，只谈“法理”，他确实违法，但他的情形又确实特殊，不过这属于另一回事，法官如何判，比如从轻，比如保外就医，这些就交给律师和法官去处理。

作为肿瘤科医生，对翟一平的做法我难于给出一个“最妥切”的评判，只能从情理和法理两个方面分别去说。希望越来越多国外有效抗癌新药能尽快在国内上市，希望这类药的药价也真正降下来，最终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抗癌新药，自然也就少了铤而走险的人。

肿瘤专科医生

我在《吃什么呢？——舌尖上的思考》一书里说过：有批号，再假的药也是真的；没有批号，再真的药也是假的。

在很多国家，如果药品没有获得本国的正式批号，那是不可能正常销售的，按照法律会以销售假药查处；相反，如果一个药本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蒙混了一个批号，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销售了。

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

肝癌患者翟一平被刑拘，原因就是涉嫌销售假药。他从国外代购的药物，虽然有国外的药物批号，但是没有中国的批号，他在原售价上加价了5%，不管这个加价是否合理，是否是良心价，这个行为已经坐实了他所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销售的商品又是药品，根据有关法律，就是属于销售假药。

新闻里提到，翟一平的代理律师认为，“是不是假药，不能一刀切，应该依据最终效果决定。”

如果翟一平的律师真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换一个律师了，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竟然也不明白这有关规定，也是比较奇葩了。

但是，中国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说，同样一个罪名，结果可能很不一样。

不是药神的陆勇，也是因为“代购”印度药而涉嫌销售假药罪。但是，陆勇没有在代购的药品上加价，患者的药钱是直接打给印度药厂掌控的银行卡，所以陆勇的商业行为并没有被坐实。

我还说过，如果生活中陆勇，如果像电影里一样，是一个药贩子，那他就会被坐实商业行为，检察院也不会撤回起诉。

对于翟一平来说，如果想走出困境，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争辩卖的是否是假药，而是要说明自己的行为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恰恰相反，如果有其他患者能站出来说明，翟一平所代购的药物带来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救了很多人的命，那翟一平也许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宽大处理。

不见得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也不会因为违反者是癌症患者就不予追究。

当然，癌症患者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至少可以申请保外就医。

一节生姜

据媒体报道，现年46岁的翟一平，2014年罹患肝癌，从2016年开始帮QQ群里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肝癌药，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一年前他干脆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从代购药物中获得5%左右的报酬。上月底，他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

自从翟一平罹患肝癌后，就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和E7080仑伐替尼。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自己治疗见效后，他经常把这两种药介绍给其他病人。由于PD-1需要全程冷链配送，患者自行购买无法保证温度，但翟一平销售的抗癌药，有冷链配送、有专门的德国渠道，价格只在德国原售价基础上加5%。但就是这5%的利润，使翟一平面临牢狱之灾。

为什么翟一平涉嫌违法？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意味着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真药也将被追究刑责。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即使你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购买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可直接认定为“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只要生产、销售假药的，最低处罚标准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造成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刑罚还会增加。

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首先，要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将国外代购的真药定性为“假药”并入刑值得商榷。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进口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直接认定为“假药”，这种管理方式着实过于简单。导致的后果是，销售了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触犯销售假药罪，要比生产销售过期疫苗只定为生产销售劣药罪重得多，明显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其次，希望国家能够加快药品的审批，去掉一些繁琐的手续。经临床研究证实无种族差异的，能够尽早的审批上市。让我国的患者能够早日用上最新的救命药。

最后，希望有关部门大力的扶持我国的制药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期待我国能够自主研发抗癌新药，惠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癌症患者。

普外科曾医生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立马想到的是《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也是4年前陆勇案件的翻版。

肝癌患者翟一平从国外代购国内没有的抗癌药PD1回国，在原售价基础上加5%卖给了病友。姑且不论其加价是否合理，单就这一行为就构成了销售假药罪。

“药物”不仅是医学名词，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

那么什么是假药呢？我们看《药品管理法》第二条和第五条是怎样定义的:

（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

（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

所以，很明显，从“法理”上来讲，翟一平确实构成了销售假药罪。大多数老百姓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翟一平，是完全站在“情理”的角度想问题。但抛开“情理”，只谈“法理”，他确实违法，而他的违法和陆勇案还不一样，陆勇的代购行为未收任何代购费，而翟一平收取了5%的代购费，这可能会影响法院在案件上的判决，不过这些就交给法院和检察院去处理吧。

还是那句话，于情可敬，于法该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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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其他问题或观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一起聊基因

即使卖药者本人是肝癌患者，卖的药是给病友。药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销售的，而且存在营利行为。他的行为是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这是常识。

关于这件事情，小超人有一点点自己的看法。

最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影响非常广泛，陈勇孤胆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癌症患者用药难的处境也得到空前的公众关注。世界有好药，国内用不上，真是一个忧伤的故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的空前发达，信息传达异常快速。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对自己的疾病非常清楚的患者，甚至有的患者会查询专业期刊文章和最新进展，另临床医生都汗颜。但是，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共性更有个性，治疗必须个体化，用药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盲目用药对患者绝不是好事。世间没有万能药，唯有新病、难病层出不穷。

我们可以希望药监局能够加快药物审核的速度更快，让广大患者受益。但是审核这个过程是不能忽略的，对药物的安全性需要特别谨慎。而且存在种族的差异，国外治疗有效的药，未必到了国内就十分安全和有效，这些都是需要评估和考量的。

个别人通过走私药品赚钱（程勇没赚钱），不管本身是不是患者，这种行为绝不可以被允许和推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法律是准绳。

妇产科小超人

我们先来大致回顾一下翟一平的故事：在2014年罹患肝癌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并经常与其他病友进行交流交流。了解到其中一位病友在北上广各大医院医生手中均束手无策的时候，翟一平向他推荐了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PD-1）和仑伐替尼（Lenvatinib）。前者是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后者是小分子靶向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的心态，那位病友尝试了两药联合治疗，体内五个肿瘤中仅剩1个37.5px的肿瘤，其余全部坏死。证实了治疗方案有效后，翟一平开始从国外代购抗癌药，并从中加价5%卖给肝癌患者。即便经过加价，翟一平代购的药物也比其他途径包括药商的价格便宜不少，而且疗效明显。但是即便如此，即便翟一平做了一件救人的事情，也难逃他销售假药的罪名。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我国什么情况算是假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

很显然，翟一平就是违反了“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这一条，从而被认定为销售假药。但是我们知道，他代购的药在国外已经被批准上市。2014年9月，PD-1/PD-L1抗体药物Keytruda获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的黑色素瘤，是FDA批准的首个PD-1抑制剂。从此之后，PD-1/PD-L1抗体药物的肿瘤适应症不断扩大，在2017年9月获得了FDA用于肝癌和胃癌治疗的适应症。同年10月，美国FDA批准了Lenvatinib用于一线治疗肝细胞癌的申请。虽然在代购药物的时侯并没有用于肝癌治疗的适应症，但是也处在试验阶段。可以说那位病友当了一回“小白鼠”，而这次当“试验品”的结果，就是他所患的肝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而才让他重燃希望之火，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多种肿瘤的控制率均达到了90%以上，有些肿瘤甚至高达100%。对于无数肿瘤患者来说，这就像救命稻草一样，许多人拼了命的去抓住它，好让自己能够活下去。但由于没有获得批准，它被归为了“假药”……

我们痛恨假药！且不说销售假药，销售什么假货我们都应当坚决抵制！之前的三鹿假奶粉让许多小宝宝患上了肾结石，假酒让人失明。最近人神共愤的假疫苗，让多少人暴露在被疾病威胁的风险之中。这些祸国殃民的假货，都必须被严厉查处！制造、销售假药就更应当受到惩罚。但是，这件事又有它独特的地方，就是翟一平所销售的“假药”，并没有危害到病人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反而在挽救无数癌症患者，让他们有药可用，让他们延长生命，让他们对生活又有了希望。所以，这种“假药”应不应当算作传统意义上坑人害人的“假药”，是值得商榷的。反之，如果断了药，这些癌症患者还可能面临肿瘤扩散甚至失去生命的风险。即便他加价销售，仍然比其它来源便宜许多，帮助癌症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他也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毕竟他也罹患癌症，经济压力也很大。因此，作为一名局外人，实在为他所惋惜，竟无语凝噎……

我希望更多有效的抗癌药加快在我国的上市进程，让更多癌症患者尽快用上这些药物，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我希望这些抗癌药物的价格尽量能够让人接受。不然，高高在上的价格，会让那些砸锅卖铁治疗癌症而变穷的家庭望而却步。我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机制完善一些，再完善一些，让我们的人民不会因病致穷、因病返穷。如此，幸甚！

许超医生

翟一平罪名是成立的

从网上获得的资料来看，肝癌患者翟一平的罪名是涉嫌销售假药。

（1） 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他从国外代购的药物，并没有获得国内的销售批准，也就是没有批准文号，不管其有没有治疗效果，法律上都算假药。有证的，再假的药也是真药，比如最近出事的疫苗。

（2）他在原售价上加价了5%，这就是一种销售行为。不管他是否为代购付出了成本，是否真正有获利，销售假药这条罪名应该是逃脱不了的。

相比之下，“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一没有加价，二没有直接收取药款，所以最终罪名没有坐实，检察院撤诉。

如何判罚，要考验法官的智慧。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对条款生搬硬套就失去了其意义。

让我们看看网上流传的2个小故事：

（1） 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进行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其偷面包的目的是喂养饿了几天的小孙子。老太太认罪，法官裁定10美元的罚款，然后起身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并要求现场每个人放进50美分，他说：“这是为我们城市的冷漠所支付的罚金。”

（2）一位美国女子因为违规停车，在短时间内被开了5张罚单，在法庭上，她需要缴纳400美元的罚款。

然而女子失声痛哭，这不仅对她来说是一笔巨款，而且她还经历着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儿子被杀，被停社保、失去住所……

法官将罚款降到50美元，但是这对女子来说，身上就仅剩5美元了。于是法官撤销了所有的罚款。

希望本案的最终判决，既能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也能维护人民心中的正义。

郑医生百嗑

如何看待「肝癌患者帮人代购救命药被刑拘」？

这的确像极了4年前的陆勇案。

现在，翟一平案，既然舆论已经形成，案件下一步更有极大可能沿着陆勇案的轨迹进展——在检察院，以不起诉终结。

4年前的陆勇案，相关检察院已经开了很坏的恶例。

当然，案件的关键还在于事实认定上，这包括，销售的是不是假药，所谓代购是不是销售假药的行为。

是不是假药

翟一平的代理律师认为，是不是假药，不能一刀切，应该依据最终效果决定。

这个说法很可笑，作为律师发表此论则更荒唐。

因为，“假药”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医学概念。假药的认定是法律的事，无关乎是不是有效。

答主多次强调，现代社会，“药物”不仅是医学名词，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

因为，药品，从研发、生产、流通、销售、使用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多重监管和约束。

关于假药的认定，国家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　

　（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

　（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

　（三）变质的；

　（四）被污染的；

　（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

　（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依法，无论是4年前的陆勇案，还是今天的翟一平案，他们所代购和销售的药品都属于“未经批准进口”的“按假药论处”之列，自然是假药。

涉及法律，而且有明确规定，身为律师，却声称不能一刀切，那需要几刀切？怎么切？由谁来操刀切？

由律师操刀吗？

是不是销售假药行为

既然涉及的是假药，代购并加价5%自然是销售假药行为。

其实，即使名义上不加价，也属于销售假药行为。

因为，你买来并不是自己用，而是卖给别的病人用。

如上所述，药品的使用也是受相关法律规范的，应该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或指导下使用。

因此，无论是陆勇案，还是翟一平案，药物都不是他们自己使用，而是转卖给其他病人。即使，像陆勇案，检察机关把代购销售生硬地定义成“购买行为”，那么，购买之后呢？最终是要用在病人身上，那么，不认定销售行为，也必然是“非法行医”行为。

因此，陆勇案，当事检察院最终不起诉实质上是一种枉法裁定。

至于，翟一平案，销售假药情节更为清楚。即使是他自己都承认“然后顺便自己赚点小钱”。

刑与罚

都说，法不容情。

事实上，法律也是可以有“情”的。论处环节，常常体现得更明显，那就是只要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依“情”从重或从轻处罚。

有关销售假药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无论是之前的陆勇案，还是今天的翟一平案，如果要讲“情”完全可以在论处环节来讲。很显然，销售假药并不一定就属于刑事犯罪，即使行政处罚，也是有可操作的讲情的空间的。

挣脱枷锁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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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非常轰动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就是真实的案例改编的，这次又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说明我国目前的现实。

所谓假药，官方的标准和民间标注是不同，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1、官方的标准更加严格，需要药物有效，原料合格，流程完全按标准，并且经过国家审批和允许销售等等。所以就会把未经国家授权同意的进口药物，视为假药。

2、而民间认为真药就一个标准有效。所以认为进口药物，有作用就不是假药。

这样就会出现这种药物有效，官方却说是假药的现象事情发生。

其实国家标准法律目的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保证用药安全，而不是不让大家没药可用。

这些事情我们心中有数就行了，只要国外正规买的药物，欧美上市药物管理要比我国严格的多，所以不要质疑这样药物的有效性。

希望我国也能研制出好的药物，药物价格起码和国外的一样，这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国外买药了，那时国家愿意怎么规定都行。

我国目前的药物研发能力急需提高，现在我国仿制药品有的都做不好，更不要说原研药品了。

这种情况下不能怪民间外购药物，如果走官方渠道不是没有，就是价位太高，老百姓更笨用不起，除非家里有矿。

目前，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患者能省点就省点，命是自己的，钱也是自己的。

所以我支持有渠道的人外购药物，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谁也不想早早的就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等一切都好起来，很多病人早已经没了。所以国家还是要关注重视老百姓的看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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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大夫

肝癌患者帮人代购救命药被刑拘，这个案例其实与前段时间一部火爆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讲的故事，一模一样，都是讲给人代购药品的故事。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去境外帮人代购药品是违法行为，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审查和批准，进口药品的销售，无论是药品的品种、种类，还是销售药品的主体，均受到严格的监管。因此，无论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帮人代购印度抗肿瘤药，还是肝癌患者境外帮人代购救命药，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这，其实深刻透视出法律的正义与伦理道德人之常情之间的矛盾，一种情与法的矛盾。

于法，境外代购药品，不管你是救命药，还是抗肿瘤药，不管你加价不加价，都是一种违法行为；与情，对于等药救命的患者而言，药就是命，有药就能活，没药就得死，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当警察抓住了购买印度仿制药的患者，那位普通的老婆婆对警察说：“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啊，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你们把他（药贩子）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是啊，他们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活着，老婆婆的话，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为之伤感，为之落泪。

但是，我个人认为，处罚药品代购者，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无论是谁，只要他触犯了法律，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既是法律的权威，也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体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合理不合法、合情不合法的事情，如果人人都是以“人之常情”来替代法律，那么，这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这个社会还不乱套了吗？

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需要高尚的纲常和伦理秩序，也需要完备的法制，道德伦理常纲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石，法律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保障，同样，如果没有伦理秩序、道德规范和纲常礼教作为无形的道义准则，哪怕再完备的法制，也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法律法制与道德纲常，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在关注“代购药事件”法律的公正性以外，我们同样要讨论，人道主义，人之常情，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因病至贫、因病返贫的困难家庭，那些等待药物救命的患者。最近，国家降低了某些抗肿瘤药的关税，减轻了部分患者的负担；社会上也出现了“将抗肿瘤药纳入医保范围”呼声，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智慧，一定会想出妥善合理的解决办法，给这些靠“境外代购药救命”的人群，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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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情理 健康 一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