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编辑 | 李雨欣 撰文|袁艺文 摄影|王小朔
弓箭的发明可追溯到黄帝时代，“后羿射日”的传说广为流传，可见人们自古以来对弓箭的重视与喜爱。如今，北京“聚元号”可以说是国内目前能够完整保留传统弓箭制作技艺的弓箭铺。
2006年，“聚元号”弓箭的制作手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福喜是北京“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也是唯一的传人。杨福喜还记得，官方消息公布那天，杨福喜的父亲——“聚元号”第九代传承人杨文通刚去世三天。
△已经六十多岁的杨福喜穿着一双满族摔跤鞋，一身黑色传统中式服装，拉弓时仍健壮有力。
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曾经汇聚了几十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人称“弓箭大院”。
最早的时候，这里是清代皇家特设的兵工厂，这里生产的弓箭是皇家专有，从业者多是皇亲，大多是满族人。弓箭上交兵部、礼部、户部，不能对外销售。
清末，弓箭作为兵器被洋枪洋炮取代，弓箭大院也变成了民间作坊。到民国时候，弓箭大院里只剩“聚元号”“天元号”“广生号”“隆生”“全顺斋”“天顺成”等几家。
后来，弓箭需求量逐渐减小，弓箭大院的人大多转行。如今还能找到的做传统弓箭的手艺人，大约就剩“聚元号”了。
从弓箭大院到私家作坊
杨福喜在弓箭大院生活到8岁，1967年大院拆除，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满族是马上的民族，弓马骑射必须娴熟。杨福喜讲，满族男子从一落生，床头就得挂一张弓箭。
“现在的满族已经不这样了。孩子们都抱着电脑和手机不放。我儿子也爱玩电脑，让他射箭，他也去，马马虎虎。”杨福喜对这一代满族青年有点失望。
说这话时，杨福喜仍穿着一双满族摔跤鞋，一身黑色的传统中式服装，白胡子、白头发，六十多岁的人，声音还是像青壮年。
讲起“聚元号”的历史，得从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讲起。
杨瑞林的父亲也从事弓箭制作行当，但去世很早，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学手艺。后来离开“全顺斋”，恰逢“聚元号”因经营不善，决定变卖店铺，开价40块大洋。杨瑞林凑齐钱，盘下了店。原来“聚元号”只卖弓箭，在杨瑞林的改造下，又增加了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经营面扩大，买卖也做活了。
1949年以后，“聚元号”弓箭销往国内外的订单量一直很多，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国。当时，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签了长期合同。
后来，国家号召“公私合营”，杨瑞林带领全家成为首批加入公私合营的单位，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
弓箭经营衰微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到了“文革”时期，弓箭做不下去，杨家八口人都改行做起了乒乓球拍、象棋、羽毛球。
看到这种情况，父亲杨文通非常失望，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另找个单位做木工。辗转了几处后，进了北京市水利局，多年后退休。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
杨福喜说，中国这种传统弓箭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筋角木反曲复合弓”。从名字就能看出制作弓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筋是牛筋，角是水牛角，木则多用产自江西的毛竹，这种竹子比较粗壮且结实耐用。
△用于制弓的水牛角。牛角大部分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
杨福喜后院的仓库里存放着大量材料。其中有一屋子水牛角，它们大部分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
如今国内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南方用牛犁地的也不多，牛角反而成了稀罕物。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长度至少60厘米以上，也就是五六岁水牛的角。但水牛一般长不到五六岁，就已经进了屠宰场。
如今，市场上一吨水牛角大约有350-400只，能够做弓箭的，最多能找出十几只，有时甚至连十只都选不出来。
做传统弓箭，要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几乎没有具体数据可供参考。
杨福喜说：“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像木材、桦树皮、牛筋、牛角等，没有一个一模一样，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计算使用多少材料，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
△形似斧头的制弓工具。据杨福喜说，这种工具只用于做弓，每个人用力、手法不同，一般一把工具只一个人用，一用几十年。
也有年轻人做弓箭用新材料替代老材料，也方便、好用。比如有人用某种进口胶替代了传统鱼鳔，杨福喜也觉得效果好，价格也便宜，但他没有这么做，原因是“我得传承传统手艺”。
过去，中国弓箭制造分南北两派，南派“总部”在四川成都，传统是一家店只做弓，一家店只做箭。而杨福喜传承下来的“北派”则可以一家店同时制作弓和箭。但做弓、做箭要分开，还有一个师傅负责画活，三个人一辈子都要相互配合，但从不掺和在一起。
△制作完成的箭。
杨福喜说，过去招徒弟，一次都招三名，分配在这三个岗位上。画活最难，需要天赋、创意，所以画活师傅薪水最高，民国时一位画活师傅一个月工资是一块二大洋。做弓师傅是一块大洋，做箭的则是七毛。如今，杨福喜一人可以做完所有步骤。
做弓箭最好的时间是夏半年，冬半年天冷，材料不够柔韧。制作一张弓，需要200多道工序，大体可以分为“白活”和“画活”。
“白活”指制作弓的主体，首先用竹子制成弓胎子，两头插上木销子，外侧贴上牛角，内侧贴上牛筋，弓的主体就成型了。
“画活”指装饰弓箭，要用桦树皮和珍珠鱼皮把弓包起来，涂上颜色，再画上图案。
△磨箭工具，帮助把箭头磨圆。
一个匠人一生能做多少张弓？杨福喜给我算了笔账：“如果一个手艺人能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做到老大概做不了一千张好弓。如果我一个人做，从40岁开始，这一生能做几百张弓，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张我做的弓。”
“申遗”之后的变化
杨福喜从架子上取下一张制作精良的老弓，弓身舒展匀称，刷成红、黄、绿三色，弓的正面绘有龙纹。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弓的内侧，刻有“道光三年毅甫制”。
他说这张弓是“聚元号”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特制的。“文革”时，为避风险，杨家人曾把弓锯成两段，藏在柴垛里。
△杨福喜工作室中挂着一幅康熙射箭图，他很喜欢图中的弓，给自己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
在开工作室之前，杨福喜也一度远离弓箭。1998年初，《北京晚报》刊登一条消息，国家射击队在北京西山的八大处射箭场举行射箭比赛。看到这条消息，父亲杨文通便和杨福喜带上家传的一张老弓赶到八大处。
父子俩到了才发现射箭队所用的弓箭都是国际弓，现代弓虽然好用，但缺少了文化味儿。
他们把祖传老弓拿出来给在场的专家看。恰好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还有时任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老师在场。中国传统弓箭让徐教练眼前一亮，他说传统弓箭是“国粹”，绝不能失传，一定要想办法恢复生产。
之后，父亲杨文通在朝阳区租借了一间平房，省吃俭用购买材料，利用业余时间教儿子制作弓箭。原本就有木工基础的杨福喜学得很快，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学成。沉寂了几十年之后，“聚元号”重获生机，杨福喜也重归家族手艺。
△杨福喜打量自己刚刚做好的一把弓。
但销路也是问题，销量最差的时候，店里积压了几十张弓，全靠妻子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一家人几乎要放弃了。
突然有一天，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前来拜访。他一直在学习中国射箭技艺，并收藏弓箭。他对杨家制作的传统弓箭爱不释手，一口气高价买下杨家父子刚制作好的20多张弓，还帮“聚元号”建立起英文网站。很快，国内外的弓箭爱好者都找上门来。如今，顾客一般需要提前一年订货。
现在杨福喜制作的弓箭，主要是满足一些博物馆收藏、展示的需要，也有部分出售，购买者大多喜爱弓箭制作工艺或射箭，或者作为民间工艺品收藏。
△倚墙而立的架子上放着一排弓，图案各有不同。
“与国内不同，国外顾客买弓箭多为打猎。韩国朋友告诉我，韩国的许多公园内都有射箭场，人们大都使用有民族特色的弓箭。射箭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在国内却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射箭场所。”
问起杨福喜，列入“非遗”前后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变化，他说：“我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说点儿实际的，原来卖两千块别人都嫌贵，现在一说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别人说，才三千多块钱真便宜啊！很多人想方设法地想获得‘非遗’的名头，除了文化传承方面的考虑，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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