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淚谷
用“山西”、“河南”、“河北”等現代行政區劃名去思考古代政權，是一個很不妥當的思路，大有“驢唇不對馬嘴”之弊病。畢竟如今的“省界”只是如今的“省界”，並非古人的“國界”或“州界”、“郡界”，總是拿現代地名去套古代政權，腦子裡的漿糊只會越來越稠。
那麼，本題如何表述才更有討論價值呢？不妨把“山西”改稱“太行山以西以北”，把“河南河北”改稱“太行山以東以南”更為妥當一些，畢竟以地形地貌為基礎的自然地理名稱，只會改名，但一般很難發生範圍與界限變動的，尤其山脈，幾乎沒在五千年以內變動過。
下面便是正面回答：
晉國霸業與三家分晉的格局是不一樣的，晉國霸業是由發源於汾河下游盆地的晉國一國主導整個北方與楚國相抗衡的霸業。要點有三：
晉國發源於汾水下游盆地；
晉國一國主導整個北方；
晉楚相抗衡；
上述三點就決定了晉國只能在“表裡山河”的太行山以西汾河下游盆地長久定都，無論是因為發源地在此（立國基石），還是外交（聯合北方）外戰（抗衡楚國）需要一個“表裡山河”的地形來易守難攻。
三家分晉則是對晉國領土的瓜分，三家都想佔有晉國核心領土（汾河流域），也都想分得晉國的戰略要地（太行山脈），所以整個汾河流域與太行山在分晉之初是三家領土犬牙交錯的，韓趙魏均在汾河流域與太行山區擁有碎片化的領土。這就肢解了晉土當年的戰略完整性，使得韓都平陽附近有趙邑趙城、魏都安邑與河內之間則被韓趙上黨分割、趙都晉陽附近則有魏邑榆次，這個局面是相當尷尬的。
就好比，三個兒子（韓趙魏）在分家（晉）時，把父親的祖屋一分為三，這個祖屋當然就再也不能住三個兒子中的任何一家了，三個兒子可不是得跑到別院再造各自的宅子麼？
再加上，春秋戰國之交，中原諸國受到晉楚多年爭霸影響，最為弱小疲敝，韓趙魏把都城遷往靠近甚至身處中原的陽翟/新鄭、中牟/邯鄲、大梁，本身也是為了更好地擴展自身領土的戰略決策，否則全部憋活在晉陽、平陽、安邑，除了自相殘殺以外就只能與秦國、戎狄硬剛了，是吃不到中原地區的油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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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鯤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從趙魏韓定都地點分別為邯鄲、大梁（開封），新鄭來看，都城位於大平原的三國都是為了逐利。按照司馬公《貨殖列傳》的記載，戰國時期，天下的經濟區分為四大區，即山西，山東，江南和龍門碣石以北。
這裡的山東和山西並非今日的山東與山西，而是指的崤山東西。崤山在今日三門峽和靈寶市之間。江南即是以長江為界限。碣石大致在今日昌黎縣與秦皇島之間，龍門則位於山西河津市與陝西韓城之間的禹門口。大致來說，碣石至龍門一線大致為古代中國的農牧分界線，按照今日的說法便是400毫米等降雨量線。統觀歷史，以農業立國的中原王朝與遊牧為主的草原民族經常在此一線拉鋸。歷史上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均自此線向南騷擾過中原。實際上，這一線以北的古人們也確實以馬、牛、羊為主的遊牧業為生。加之，歷史上這一部分向來是戎狄之地，所以在中原諸侯眼中，這個區域一般是逃命無處之人的最無奈的落腳點。此外，在按照戰國時大國分佈，可以看到秦國處於山西，即關中平原。此外，彼時的江南之地也並非像後世一樣得到充分的開發。所以，當時的諸侯國都以向山東之地發展為第一目標。
同時，春秋時期，由於鐵製農具的不斷改進，各國的農業已經普遍繁榮起來。按照《禹貢》的記載，古代按照土壤肥沃程度可分為九等，除了關中土地的黃壤為上上等之外，其次便是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兗州，梁州，荊州，揚州。相對來說，冀州、豫州，青州、徐州四州之地算是土壤比較好的，更錦上添花的是這四州還是擁有平原地區最為廣大的區域，即古代所說的中原之地。而且，其間的河流也是縱橫交錯，利於彼此交通。當時天下有名為四瀆者，為長江、黃河、淮河、濟水。長江，淮河東流入海，黃河，濟水東流入渤海。可以看到，四瀆中有三瀆都在冀、豫、青、徐四州之內。更不論，三瀆的眾多支流了。這無疑會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
鴻溝系統
此外，山東之地的商業也十分發達。春秋末期，吳王夫差曾開鑿刊溝使江淮交通得以聯絡。隨後，吳國為了爭霸又在宋、魯之間開挖溝渠。這無形之中就造就了春秋戰國時期一大商業繁榮之地——陶。相傳勾踐滅吳後，范蠡即是乘一葉扁舟來到陶地發家，乃號為陶朱公。可想而知，陶地處於水運縱橫南北交通要地，無疑會使有實力的強國覬覦。這也會是後來為何魏國在遷都大梁後，又進一步以大梁為中心開鑿了更加複雜的鴻溝系統。
大福讀史
大家好。
三家分晉之中，趙國取得今山西中部呂梁山以西至黃河東岸的部分地區，以及山西省北部和東南部的部分地區，逾太行山並領有今河北省的南部。韓國得到今山西省東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的地區。而魏國得到了最有價值的一份遺產，獲得了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原晉國本部精華所在。魏都安邑所處的河東（山西西南部）原為晉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故而一直到了戰國，魏仍被人們習慣的稱之為晉。
所以，韓趙的政治中心不在山西，而在河北河南有經濟上的考慮。戰國縱橫家張儀就說：“韓地險惡，五穀所生，非麥即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韓國境內的河南西部多山地，農業生產較差，只有河南的中部地區農業有一定發展。
再看魏國。在戰國早期，它地跨《禹貢》的冀州和豫州。司馬遷把河東與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太行山東南地區）、河南（今河南黃河以南地區）並稱為“三河”，認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這是農業生產發達、人口眾多的富庶地區。魏國河東所在的運城盆地，土壤肥沃，再加上涑、澮、汾諸水的灌溉，非常利於農作物的墾殖。戰國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推行“盡地力之教”，發展精耕細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單位面積產量，使魏國富強一時。
那麼魏國為什麼要把政治中心移到河南呢？主要還是有問鼎中原的雄心。公元前361年，魏國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接著開通了以鴻溝為中心的中原運河系統。鴻溝是一條走向從西北往東南的水道，大致是引黃河的水，向東經開封以北，再向南到淮陽東南，流入穎水。中原的主要河流都同它聯結。穎水南流進淮水，因此有了鴻溝，整個黃淮平原的水道交通就到處可以通行了。惠王搞這樣的大工程，雄心顯然很大。所以遷都的主要原因是要在三晉分道揚鑣後將魏國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個大發展。當時中原的魯、宋、衛、韓的君主都到大梁去朝見惠王，魏惠王是很神氣的。
大梁地處中原，“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地理條件優越、交通發達。在以進攻為主要形式的戰略中，這種地緣是非常有利於整個國家發展的。然而在桂陵、馬陵之戰兩次大敗於齊軍後，魏國一蹶不振，陷入四面受敵的窘境。“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阻”，四周和秦、趙、齊等強國相鄰而其處於中心，地緣政治環境非常不利。這種形勢，古人稱之為“四戰之地”，就是四面都可能受敵國攻擊。人稱“魏之地勢，固戰場也”，此後就只有捱打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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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史譚
這是因為封地的發源不同。就像現在的省會地位一樣。韓趙魏三國在晉國時期就像是晉國的三個省，他們都有各自對應的省會城市，這個城市在他們獨立以後便成了各自的都城。
古時候的城市跟現代不同，他們的人口對氏族的依賴性很大，基本上就是一個氏族的人分封到當地後開始發展，這個發展是那種一個人，一個家，一個村，一個城市這樣的。往往需要幾百年的歷史，也使得城市與氏族之間有很強的凝聚性。隨意遷都那就會失去根基。比如，周王朝就是這麼被敗掉的。這也是三晉分家之後保持在各自封地建立都城的原因。
其次，並不是三個國家都把都城建立在河南河北，比如魏國就仍然留在山西，剛分家之時魏國的都城是在安邑。後來秦國崛起後，魏國才不得不遷都大梁城，這是魏國都城在河南的主因。
優己
在古代根本沒有河南河北的劃分，那時是以河東河西，河內河外來稱呼上述地區的。
最初，三國都城皆在山西境內
趙都晉陽，魏都安邑，韓都平陽。通過《資治通鑑》關於三家滅智伯的記載得出了三家當時都城所在地。
趙都晉陽，就是現在的山西省太原市。
魏都安邑，就是現在山西運城市。
韓都平陽，就是現在山西省臨汾市。
由於不同原因，三國相繼東遷
最早遷都的是趙國，大約在春秋末期，趙國就將都城遷到了現在河南鶴壁一帶。趙敬侯時，趙國將都城遷往邯鄲。趙國的遷都基本是由於內亂造成的。但當時邯鄲是大城市。
魏國被秦逼的不得不遷都到大梁（現在的開封）魏國是戰國初期強國，絕對霸主，但由於魏惠王一連串的指揮失誤外加頻繁的對外用兵使得魏國在公元前339年被秦軍暴揍，不但獻出了河西之地，還被嚇跑，直接遷都到大梁。
韓國滅了鄭國後也遷都了。最初韓國將都城由平陽遷往陽翟（現在河南禹州），後來滅了鄭國，便把都城遷到了鄭的首都——河南新鄭，後來沒過幾年又遷回到了陽翟。
與三國的封地有關
當時這三個國家的土地是相互交錯的。不只是在晉國為卿時還是在分了智伯的土地後，他們並沒有固定的國都。一般就是老大住哪哪就是國都。這點從趙襄子選擇何處作為大本營抵禦智伯時就可以看出來。當時有三個地方供他選擇，他選了晉陽，那晉陽就是都城。當時，人們沒有很強的地域概念，只是隨著封地而都。現在咱們分河北、河南、山西三個省，那時分的沒有這麼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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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濤軒書法
三個不肖子瓜分了祖產，又嫌住在一起太憋屈，於是各自向外發展。隨著三人發展勢頭良好，對老宅子愈加不上心，疏於照料。以至於被老鄰居老對頭給霸佔了。老惡霸佔了老宅子之後，又對三兄弟的新地盤產生了興趣，於是用老宅子裡的物件把三人敲打了遍。三人今天丟點土地明天丟點房產，最後終於家破人亡。
聖張伯倫玉素甫江上春樹
春秋時代有“山西”這個行政區域概念嗎？現代的河南、河北，山東，陝西的部分區域都是晉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