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资深金融从业者）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美国1976年首次出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五、医学的发展
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发现了疫病来源于细菌和病毒，以及传染链条的真相，并发展起了预防、检疫、治疗手段。
中国11世纪就有人痘术预防天花。1721年英国引入天花接种。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1749—1823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法，逐渐推广开来。1776年，乔治·华盛顿命令为所有的士兵接种；1805年，拿破仑命令他的所有部下接受改进了的接种术。18世纪天花接种的大规模应用推广使得天花死亡率下降，是“医学界第一次有组织地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方式推动了人口增长”。
欧洲早期传染病理论有瘴气学派和接触感染学派（病菌理论），一度还否定了后者。“直到19世纪80年代显微镜对病原菌的发现，才戏剧性地扭转了这一边倒的学术舆论导向。”“第一批被发现的病原菌是炭疽病杆菌和结核病杆菌，分别由巴斯德于1877—1879年间和科赫于1882年发现。”1883年科赫发现霍乱弧菌，1893年研制出霍乱疫苗。1894年，日本和法国的细菌学家，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杆菌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随之逐渐浮出水面。”“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1896年，伤寒杆菌被发现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1921年，结核病疫苗被研制出来，等等。
“18世纪以前，医学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才开始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成功地将一个接一个的传染病‘病菌’进行分离和研究的医学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深入研究往往使医学家设计出有效的遏止传染病的方法，如合成新药或进行免疫注射；再如引进新的卫生习惯，改变人类与昆虫、啮齿动物或上述疫病的其他可替代宿主的接触方式；还有以别的方式设法打破疫病传染的既成模式。此外，国际组织还提供了城市和国家对付传染病的措施。”
“一个引人注目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出现了因清洁过度而引发的新疾病，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日渐流行，尤其是在格外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当中。”幸亏1954年研制出针对急性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再次攻克了这一疾病。
医学也不总是能无往不胜。“正如当人类学会了干预复杂生态系统的新方法后总必须面对的那样，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研究对微寄生关系的成功控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和危机 。”比如，抗药性的问题。比如“二战”以后大量使用DDT消灭疟疾的传播者蚊虫，使得疟疾的困扰突然减轻，但是，“DDT的大量施用毁掉了昆虫物种的多样性，还总会毒死那些吃了被化学品污染了的食物的动物。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结果——抗DDT的蚊虫出现了。对此，化学家又以研制新的致命化合物来回应。”
病毒的变异性给防控带来挑战。比如流感，“特点是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以及病毒的不稳定性”。“这给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迅速确认新的流感并立即大规模地研制疫苗。”
作者有两个担心：一是“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我想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人类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只是需要时间。二是“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我对阴谋论一贯不太相信，我认为这种隐患的概率，比换一个目的（为了科学研究）、换一个原因（因管理不善而不慎泄露）要小。
书中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哪个国家也不爱背全球传染病源头的锅。因为这锅太沉重了。“认为水痘产自印度的传统说法其实有相当合理的事实依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死病和霍乱作为人类疾病，可能也是从印度开始的。不过
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的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因此若要根据有说服力的（本土）历史文献，任何特定传染病的源头都不可能追溯到印度，当然也不可能追溯到其他任何地方。”有的疫病似乎起源地较为确切。比如书中说“长期以来霍乱一直是孟加拉的地方病”。历史上就算是疫病起源的国家，也是不可控制的自然之力，很无奈。而现在还多了是否实验室人为制造病毒的争论。
六、公共卫生的进步
在医学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了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公共卫生和医学成就共同减少了疫病的影响。
“自然界的调整节奏确实存在，以控制和补偿遭遇疫病损伤所造成的人口衰减。与这个生物进程平行的还有一个文化进程，人们（或许还有老鼠）在这个进程中学会如何降低被传染的危险。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15世纪末，意大利医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内，创立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对鼠疫实施检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时处理由此带来的大量死亡。通过16世纪的发展，这些措施更趋完善，也组织得更为有序。”“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检疫规定要求，所有来自疫区的船只必须停靠在隔离区，且40天内不得同陆地往来。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总能被执行；尽管人类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不过，预防措施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鼠疫的传播，因为只要隔离成功，40天足以让传染链在任何船只上中断。检疫制度因此被建立起来。”“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
尤其在意大利。官员们知道如何处理政务，比如，在鼠疫暴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能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体现了他们总体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遏止了重大灾难的发生。这些努力主要出现在鼠疫暴发时，主要地点在北方，是受公共卫生和保健设施比欧洲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意大利城市所启发的结果。”14世纪意大利是欧洲最发达、应对鼠疫最成功的国家，而现在意大利成了欧洲比较薄弱的国家之一。“19世纪里一再重复暴发的霍乱恐慌，直接推动了保障城市卫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实践。”“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1848年霍乱的再次暴发引起的社会反应更为重要。那一年，就在霍乱再度降临英国的前一周，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亚洲霍乱的可怕景象已经牵动了公众注意力长达一年。”那时疫病的国际传播需要一年，现在只需要一个飞机航班的时间。
“在美国，在新的霍乱威胁面前，一个以英国为原型的卫生委员会于1866年在纽约建立了。”1892年，霍乱爆发于欧洲时，从易北河中不经处理地直接取水的汉堡疫情严重，而它旁边设立了水过滤厂的阿尔托那城毫发无损。“霍乱传播的走向简直比有意设计的还要雄辩地表明，水源供应在界定疫病发作范围上的重要性，怀疑者终于哑口无言了。此后为杜绝细菌感染，汉堡等地开始系统地净化城市供水，霍乱真的再也没有返回欧洲。”“19世纪末的西方所有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大不列颠在1848—1854年首倡的新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城市生活要比以往更加远离疾病。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由此，导致儿童死亡的疫病威胁，在人口统计上也日益趋于无足轻重。”卫生委员会推动了城市供水、排水系统改造这种没有疫病压力根本推不动的耗资巨大又极其复杂的工程。
“科学家成功地发明了廉价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类传染病。不仅如此，能够有效推广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机构，也在各地迅速出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
“国际性的官方医疗组织可追溯至1909年，当时一个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在巴黎成立”“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联建立了一个卫生处。但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工作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攻克黄热病和疟疾的计划。1948年，更为雄心勃勃的新的世界卫生组织组建成立。
“20世纪40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了。在大部分地区，传染病已不再重要，许多传染病在它们原本多发且严重的地方已呈衰退之势。这种对人类健康与幸福纯粹的增益怎么评价亦不为过；现在若要理解传染病曾经对人类甚至对我们的祖父辈意味着什么，都需要想象力了。”我们现在就特别能理解和想象了……
除了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疫病减少还有一个原因，随着农耕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人类饮食中有更多的肉和奶，以及更多的蛋白质。“这很可能提高了人类产生对付各种传染病的抗体的能力 ，因为这些抗体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只能从其他蛋白质提供的有机物质（即氨基酸）中产生。因此，人们抵抗传染病的普遍水平，在相当大的范围得到了快速提升。”
人类在抵抗疫病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是，“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强化。”
七、思考与期望
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我不会来看这本书。看了之后很受震撼和启发。原来疫病对世界造成了这么深远的影响。读时感觉最吓人的是古代疫病造成的死亡数字，动辄几百万几千万！而且在早期不知疫病的原因，不知如何防范治疗的时候，人类是多么痛苦无奈。科学的光芒驱散了无知的黑暗。真是感谢历史上和现在，千千万万科学家、医护人员、卫生工作者的努力。
这次疫病中的人间惨剧，让人痛心伤怀。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不仁，不是有主观意识的人或超能力的神的不仁慈，而是大自然根本没有意识，即使将它拟人化，它对万物也是一视同仁的，人类和动物、微生物没有区别。而人类，总是要自居万物之灵，世界的中心。人借助语言文字、社区国家组织起来，发展科学技术，获得了超出其他物种的能力。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人类在自然疫病面前不那么束手无策，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但人类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有其平衡之道，生态失衡很多时候是人类造成的。在自然面前，要有敬畏之心。
医学、公共卫生的进步，使得人类在消灭防范疫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人口的膨胀、大城市的增多、“地球村”日益紧密的联系，也使得疫病传播加快，防控压力加大。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减少库存的管理和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加强了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
作者说，“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我想这种脆弱，是作为个体的脆弱，这本书也反映了，作为人类整体，还是有很强的从疫病打击中恢复和找到预防治疗方法的能力。
正如作者所言“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疫病和人，将长期共存。毕竟还是希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手段的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人类未来能更好地应对疫病。（完）(本文转自公众号“玉鉴琼田”，原文标题：传染病对世界的深远影响——《瘟疫与人》。此为文章第三部分，已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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