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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初人们提到朝代更迭，大家都会想到外族入侵，君臣昏庸等原因，我们的史料记载以及人们日常谈论都是按照这样的路数来的。比如商纣王的残暴，宋朝的重文轻武，明末的东林党。但是真的是如此吗？随着人们的考验以及出土的证据，如此有新的更深一层的说法，便是--“天命”
当然，我说的这个“天命”不是传统封建迷信所说的什么受上天认可，神鬼之类的说法，而是气候。
对于农耕社会以及游牧社会，气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气候不好，粮食会减产，牲畜也会死亡，粮食短缺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民众食不果腹活不下去就会造反，而官僚体系因为薪资欠缺也会导致执行力下降，更加不用说因为粮食减产经济下滑造成军队后勤恶劣导致的战斗力下滑。这还只是内部因素，在外部，因为问候不好温度下降会导致游牧民族南迁，因为高纬度的地区越来越冷，他们只能往下迁移到更温暖的地方，这样内忧外患就会一触即发。而我国在历史上温度有过多次的剧烈变更。
比如靖康之耻，大家就很熟悉，而那个时间段气温就有剧烈的下降，连太湖的水都全部结冰了，冰层厚到还能通车，可想而知当时冷到什么程度。特别在靖康元年，开封城暴雪连连，守城的士兵冻的手都拉不开弓握不住兵器，不少士兵直接冻僵冻死，而北方蛮族的抗寒能力也不是中原民族能比的，以至于女真将领等上开封城后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这是巧合，只是宋朝才有，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所作出中国历史气候图与挪威雪线高度的对比图，两者的是相差无几的。也就是说这些时期全球的气温都在剧烈变动中，而这些剧烈变动的时期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前1000年气候转冷，殷商王朝灭亡。
东汉末年，气候转冷，汉帝国土崩瓦解，接着是少数民族南迁，五胡乱华。
12世纪，气候转冷，宋朝灭亡。
17世纪，气候转冷，明朝灭亡。
所以，“天命”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不是那么玄乎的东西，只是自然界的循环变迁，而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这“天命”面前，也是随波逐流，无力回天。
鸣鹿鹿爱吃炸鸡腿
说一个让大家既长见识又笑喷了的啊。
大家可能对这两年非常火爆的海昏侯墓印象很深刻。从2015年开始，它们开始电视直接直播考古现场以后，形成了一股热，大家每天都在关心这个墓葬的发掘进展。其中有很多细节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考古领队杨军亲口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在一起有好几个老师在场，笑得我们呀不行不行的：
他说，练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在考古现场，一边要挖掘，一边要回答记者的各种问答，真是忙得晕头转向。
然后他就说发掘到马蹄金那天，大家无比地激动。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后来的展示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当时他们的激动之情。可不是么，他们是各种婀娜多姿地展示马蹄金啊。
当第一块金子拿起来的时候，记者们马上凑上去各种拍，眼尖的记者发现上面有一个“上”字：
于是马上问杨老师，他的反应也快，说这个应该是“上林苑”的简写，代表皇家监造。确实后来也有学者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如果只有“上”也就罢了，可是没一会儿，他们发现又来了：
上面有“下”字，这个“下”字怎么解，或者是“上林苑”之外的“下苑”，杨老师隐约记得有这么一说，但是现场根本没有查资料的可能性。好吧，有上就有下，总算交待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又来了：
这个“中”字，杨老师只好说，我也猜不出来了。
这一波三折的过山车体验，杨老师说每天都有，他的压力好大啊。
其实不止马蹄金有上、中、下三个字，麟趾金上也有，说明这三个字在当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当时具体的含义学界暂时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
兰台挥麈
最为典型的应该是睡虎地秦简了，实际上考古界并不缺乏改变历史常识的考古发现，不过很多常识都属于史学界认知的常识，民众并不一定了解。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一个连普通群众都知道的一个历史常识。
说起农民起义，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陈胜吴广，大雨失期，按秦律当斩，这群人因为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既然左右都是死，何不反了他，或许能够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众人造反，拥陈胜和吴广为头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泽乡起义，刘邦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他的做法是解散众人，各奔东西，他自己逃到山上，亡命天涯。但很多人因为无处可去，愿意跟随刘邦，这样刘邦建立威信，拉起了队伍，最后经过一番运作，夺去了江山，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史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家对此也都深信不疑，但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常识。大泽乡起义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其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始皇时期的秦法，这些书简是从秦朝一个叫喜的官吏墓中发现的，按照这些出土的的法律条文，像程胜吴广他们这种因为大雨晚到几天，根本不会杀头，只是丈二十而已，这在秦朝，应该是很轻的处罚。我们都被司马迁给忽悠了，古代农耕文明是以人为本，国家实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口数，所以古代非常注重人口发展，像这种不可抗力因素也要杀人，岂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如果秦朝真的制定这样的法律，那岂不是有点过分脑残了。适当惩罚是可以理解的，为的是避免有人找理由故意拖延，但是如果没有睡虎地秦简，就算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也不会去费心思研究，因为司马迁时代距离秦朝灭亡时间很短，而且《史记》的真实性还是有口皆碑的，根本不会怀疑司马迁故弄玄虚。
在考古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简单叙述一下，主要是让大家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证史，本身就是考古学的众多目的中的一个。
山野论史
1990年浙江杭州一名中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骨器、陶器碎片，还说曾看到过一条船，怀疑是上古遗迹，就报告给了老师，转到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工作人员去现场勘探，发现湘湖砖瓦厂已在此取土20多年了，遗址的堆积层只有十米多长，在这块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片。
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双耳陶罐。
彩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签，要知道举世文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那里只出土了4片彩陶，而湘湖砖厂数量巨大，且颜色鲜艳，比河姆渡要精美得多，而且文化特征不同，所以湘湖砖瓦厂是不同于河姆渡的另一种文化，考古工作者取名为跨湖桥遗址。
图为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发掘现场。
把出土的彩陶送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分析，鉴定彩陶的年代为8000年，早于河姆渡的7000年上限，如果真是8000年，那我们史学界认定的中国最早新石器文明遗址，河姆渡将被打破，而是早1000年的跨湖桥遗址。陶器比河姆渡要好，时间还要早1000年，史学界也争论不休，因为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跨湖桥遗址暂未定性。
《易经》记载的古人刳木为舟，跨湖桥8000年前的先人给了实证。
直到2000年因要修建高速公路，跨湖桥遗址开始抢救性发掘，不但出土了大量石量、陶器，骨器，共修复了陶器150多件，出土大量的动物骨胳发现那时先民已开始驯养动物，很多精美的石器已超出了工打造，特别是出土的黑陶，比距今5000年良渚出土的黑陶还要精美，不久中国最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得出的年代结论依然是8000年。
跨湖桥遗址的世界之最与中国之最。
但在2002年跨湖桥遗址专家会上，全国的考古专家却很难给跨湖桥遗址定性，因为我们最早的河姆渡是7000年，这个超越了河姆渡时期的，谁也不敢下结论，不久跨湖桥遗址传来一个震奋全国的消息，发现了中国人类最早的船了，它是个独木舟，长5.6米，船内发现有黑焦面，证实是用火焦法制造的，旁边还有两片木桨，当年河姆渡曾出土过8只木桨，年代为7000年，而这条船经过碳14和热释光检测，定为8000年，所以跨湖桥遗址将中国的史前文明向前提升1千年。
图文绘历史
第一，我们都知道《道德经》是老子的两本书，分上下册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称《道德经》，但根据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是《德》在上《道》在下，应该叫《德道经》，现代人看《道德经》是反的无异于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
第二，尧舜禹作为上古大贤大德的典范，采用禅让制，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但根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的说法，尧舜禹之间并不是友好和平的禅让，而是通过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舜发动叛乱赶走了尧，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领臣服自己，囚禁了舜，并且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家天下，《韩非子》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
第三，我们上小学时学的司母戊大鼎经证实应该是后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证出错的叫法。
第四，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在明末清初之时就有学者怀疑是假的，经过多方考证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为了提高知名度而伪造的，真正的《尚书》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就已经失传了，后来虽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书》结果又因晋朝末年的动乱而失传了，现在的《尚书》是伪造的。
SHEIKEI
我说一个比较偏门儿的啊。
之前普遍认为，蒙古族的前身——原蒙古人是居住在东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室韦人，在蒙古人进入蒙古草原之前，蒙古高原是突厥语族人群的天下，包括突厥人、回鹘人、黠戛斯人等等。直到突厥帝国、回鹘帝国相继崩溃，蒙古草原形成权力真空，东北的室韦鞑靼人才进入草原，随着原蒙古人突厥化的过程，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
因此蒙古高原上先由突厥人，后有蒙古人，先有突厥语，后有蒙古语。公元5-7世纪突厥人纵横蒙古草原的时候，原蒙古人还在东北地区默默生活。这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常识。
然而在2017年匈牙利召开的国际阿尔泰大会上，Alexander Vovin（没办法说他是哪国学者，Vovin教授生于俄罗斯，在美国长大，本来主要研究日本，现在在法国工作，中文和蒙文也都非常流利）发布了一块在蒙古国发现的婆罗米文石碑。简单说来，这是一块7世纪的石碑，使用婆罗米文字，但写的是蒙古语。
这张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蒙古学信息服务平台
在此之前，最早的蒙古文石碑是蒙古国北部库古苏儿省的成吉思汗碑，也叫移相哥碑，时间是13世纪早期。这块碑比成吉思汗碑早了600年，也就是把蒙古文和蒙古语的历史向前推了600年。
这块石碑是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奎苏陶鲁盖（hüisü toloγai）发现的，这证明了在7世纪，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带，也已经广泛生活着蒙古语族人群。
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以及未来数年内蒙古学最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写民族史、蒙古语文史和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不少教科书和论文都要重写了。
来一张Vovin教授
pku小动物
19世纪，算是考古大发现时期，颠覆了许多旧知识，挖掘出许多新历史。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实证精神：巴比伦泥板书、亚述尼尼微古城、印度哈拉帕遗址......统统都揭开了尘封几千年的历史。19世纪我们的很多文化人在干什么？研究茴香豆的“茴”几种写法？考证红楼梦里面谁跟谁“扒灰”？
《红楼梦》固然是了不得的好小说，但是整出个“红学”，消耗人力物力，美其名曰“考据”，实际是专门抠字眼抬杠，就算证明了“三个男人跟秦可卿乱伦”，又有什么意义？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闲话少叙，话归正传：
“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不但在西方广泛流传，就连咱们也是耳熟能详。讲的是“一个女人引发的两国战争”：斯巴达的美丽王后海伦，遇见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双方一见倾心、两情相悦，就牵手私奔了。斯巴达国王怒了，就喊着希腊的众兄弟城邦，组团开战，要暴揍特洛伊人，抢回老婆。
希腊联军群殴特洛伊人，打了十多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都战死了，海伦还是没有回心转意，转身嫁给了帕里斯的弟弟：得伊福玻斯。（邪恶猜想：估计斯巴达国王太丑，或者有狐臭？反正海伦就是不想跟他过）。硬干是在没辙了，那就智取呗，希腊人想出了，木马里面藏人的招——留下个大木马，假装退兵。特洛伊人把大木马，当成战利品推回城里。夜半三更，木马里爬出人，打开城门，里应外合，特洛伊城终于被攻破。
这本来就是古希腊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后来靠着《荷马史诗》发扬光大，传到整个欧洲。大伙也都把这当成是神话故事，夸夸瞎子荷马写得好而已。有个德国愣头青，偏偏认为神话里面隐藏着真实的历史。他就是德国版的摸金校尉（传奇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
这是个狠人，为了证明故事里的国家真实存在过，非要到实地去搬山卸岭。先是经商攒钱，接着是学外语，不知道会用到哪门外语？没事，先学会18门再说（欧洲、中东的语言基本学了个遍）。40多岁时终于开工，七八年的分金定穴（实地考察），终于在土耳其和希腊发掘出，《荷马史诗》中提到的一个个古城。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国和迈锡尼古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在一座迈锡尼遗址，海因里希·施里曼发现了大量黄金：黄金酒杯、黄金王冠、黄金匕首......正好证实了故事里，迈锡尼富有黄金的说法。看到头戴黄金面具、胸着黄金盔甲的男尸，海因里希·施里曼霸气给希腊国王发信：我正在看着阿伽门农（希腊的众王之王）。
尔朱少帅
必须是“司母戊大方鼎”啊。
从小就知道叫这个！
然后，现在，人家叫“后母戊大方鼎”啦！
还有，张献忠和洪天王。估计某天要翻船。
张献忠的宝藏，在岷江江口考古出土啦。
那么多的文物，从王侯之家的金券元宝，到贫民百姓女子的最朴素的耳环戒指，都有都有。
好像不容易洗白？
最近居然说屈原也是子虚乌有？
不黑不吹，坐等更新历史常识。
云是鹤家乡680
这里来说说均田制。这是一种存在于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制度；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夫一妻田百亩——再穷的人，也要有田种。
100亩地中，口分田80亩；这些田，死后不能传给子女，要交还给政府，政府再分配给需要的人。
余下20亩，一开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业田，其实还是桑田，可以传给子女。为什么桑田可以呢？因为桑树长得慢，一代人的时间里，还不能完全长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没人认真种桑树，养蚕宝宝了。
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要介入基层每家每户的土地分配。
上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很多数学者不相信一个古代的政府，一个落后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这样的事情做起来。比如，日本学者铃木俊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唐朝的时候，这些田其实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业田的名义登记，政府根本不可能给每家每户授田。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见铃木俊《关于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关系》，徐少举、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综述》）
要之，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不少学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会把土地分配给农户。
然而，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的深入研究，学者推翻了这一认识。大家终于认识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种制度，只是对于各种细节还有许多争论——比如实行的范围和程度，什么时候开始消亡啦。就是说，政府真的在给普通农户授予土地：
上图截取自池田温《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是当时普通人户获得土地的记载——其中，田四十亩、二十亩、三十六亩不等，即敦煌县授予均田农民的土地。池田温还整理了文书所见八世纪敦煌的土地授予情况：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敦煌、吐鲁番等地文书的出土，很多学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个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层执行均田制，给普通农户分配土地。
在野武將
盗墓贼揭开了古代圣人明君尧舜禹的真面目！
“尧舜禹是相互惨杀，我国古代没有禅让制。”我们初中历史学过的“尧舜禹”三代是禅让制度，和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相符，古代的历史学家也一致这么认为；然而在东晋时期，因为一位盗墓贼盗发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而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晋人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尧舜禹三代都是谋权篡位；
这部书被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虽然历代的史家似乎不承认尧舜禹之间是互相谋权篡位，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样的说法是极有根据的，在一个文明程度还不算高的时代，怎么能出现当今这样开明的政治制度，而且舜帝死在远离当时文明活动的黄河流域很远的广西一带，显然是被流放；所以，李白的诗歌《远别离》中写到：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尧幽囚，舜野死。 历史原来就是这么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