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咿呀呀歐雷歐……”對不少上了年歲的中國觀眾來說，每當這句非洲歌詞響起，都會自行腦補出一幅聲情並茂的畫面——曾幾何時，舞蹈家出身的朱明瑛，竟然是中華大地上演繹非洲歌曲第一人。她穿上非洲特色的衣飾，用油彩把裸露的皮膚塗得黝黑，載歌載舞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以致於1984年除夕夜，當她一襲黃裙登上春晚的舞臺，唱響“左手一隻雞，右手一隻鴨，身上還揹著一個胖娃娃呀”的《回孃家》時，不少觀眾才發現她原來是個俊俏的“小媳婦兒”。
作為中國當代流行音樂史上的“異類”，朱明瑛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藝術生涯巔峰之時卻選擇了急流勇退，負笈美國學習現代音樂，探索藝術教育和文化產業，回國後更長期從事藝術工作。回憶過往，這位共和國的同齡人告訴澎湃新聞，“這麼多年來不管做什麼，祖國和人民都裝在我心裡，這是我不變的初心。”
以下為朱明瑛的自述。
朱明瑛
“在藝術上，我的眼睛永遠不能往下看”
我生在瀋陽，媽媽家據說以前是山東蓬萊的。雖然是漢人，但被清室冊封為旗人。我兩歲時跟著母親來到北京，對家族以前的事兒聽不懂也不大明白。但事實上，我是在黨的教育下長大，沒有受到任何家族的影響。爸爸的祖爺爺是清末名臣張之洞，算起來我是第五代，本姓張。前些年，我曾到河北省南皮縣查閱地方誌，也看了當地政府給張之洞蓋的紀念館，古色古香的。張之洞是近代中國鋼鐵工業創始人，洋務派，他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多多少少也是我後來從事的志業，冥冥中算是個巧合吧。
我小學上的是匯文學校，著名的“故事爺爺”孫敬修是我的班主任和美術老師，也是我的想象力啟蒙老師。接觸到專業藝術表演，還是1950年代，有一天媽媽帶著我路過評劇院大眾劇場，我偷偷鑽到後臺外面，在化妝室門口扒著門縫往裡看，第一次看到演員們在化妝的情景。回到家就求著媽媽帶我看裡面的演出，第一次就是看新鳳霞的《劉巧兒》，舞臺佈景相當逼真，新鳳霞一邊演一邊唱，令我印象深刻。之後，恰巧另一位老師給看了一張《虞美人》的節目單，上面還有一張葉淺予先生畫的舞蹈速寫，讓我正式萌生了學習舞蹈的念頭。
1950年代印度電影《兩畝地》和《流浪者》被引進國內，我那會剛剛上小學一年級，路過電影院看到電影海報，第一次懵懵懂懂有了對印度歌舞藝術的感知。放學路上聽到人家收音機裡面在放印度電影剪輯，就在人牆根兒下站著聽，當時還下著小雨，我一直聽了兩三個小時，聽完還不肯挪步子。之後好多年，腦海裡都有這個旋律，到處找這首歌，最終知道這是電影裡的插曲，叫《搖籃曲》。找到唱片之後就跟著學，1980年，我出的第一盒磁帶裡就收錄了這首歌。
那時也不大懂事，因緣際會倒是遇到過很多藝術大家，這些人給我的影響，現在想來是潛移默化的。媽媽有一個閨蜜就住在梅蘭芳先生家隔壁，我小時候跟著院子裡的孩子到梅先生家串門，梅先生就坐在院子裡，笑眯眯地看著我們。他沒和我們說過話，儘管穿得很樸素，但那氣質、氣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剛剛開始唱歌的時候，大概1980年前後，有一次遇到侯寶林先生，他就跟我說搞藝術需要三個條件，第一是天分，第二是聰明才智，第三是努力，缺一不可。他說我現在三個條件都具備了，但千萬不能驕傲，還要好好地繼續積累自己的曲目。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觀摩學習的機會就更多了，看畫展、看演出，看芭蕾舞是白淑湘老師的《天鵝湖》，都是當時最棒的演員。1985年出國之前，我和著名舞臺藝術家陳愛蓮學跳《春江花月夜》，她是跳中國古典舞的，古典舞其實源自中國戲曲，而中國戲曲的特色用今天的話來講，本身就是載歌載舞。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是中國觀眾最喜聞樂見的。正是這些機緣巧合，讓我能夠和這些大師有了交集，他們的隻言片語，他們的舞臺藝術，為人處世等等都影響到我，給我一個什麼影響呢？就是在藝術上我的眼睛永遠不能往下看，不能接受做一個平庸的藝術從業者。
17歲畢業考試
1961年我進入中國舞蹈學校。1966年畢業後，進入東方歌舞團，成了一名舞蹈演員。東方歌舞團的“東方”，其實是個政治概念，不是地域概念，指的是“第三世界”，包括亞、非、拉三個大洲的藝術形式。東方歌舞團是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親自倡議和關懷下成立的，周總理曾對我們講，“你們不僅是藝術家，還是外交使者。”1962年月1月13日，東方歌舞團正式成立那天，陳毅老總親自來給我們講話，他有很濃重的四川口音，鼓勵我們把中國傳統民族民間歌舞藝術和表現現代中國人民生活的音樂舞蹈作品介紹給國內外觀眾，同時把外國健康優秀的歌舞藝術介紹進來。
“任何時代變化的時候，最先萌動的一定是文藝”
1978年改革開放，尤其到了1979年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出現了復甦。當時我聽到一個故事，講一名醫學院的大學生，入學不久趕上“文化大革命”，別人的時光都荒廢了，他卻當上了赤腳醫生，十年時間走遍鄉村大山給老百姓免費診療，“文革”結束後他成了醫院裡各科室都爭著要的主治醫生。這個故事讓我腦洞大開，覺得自己這十年時光損失太多了，要把失去的時光補回來。那時東方歌舞團剛剛有恢復的跡象，可舞蹈演員25歲以後就不能作為培養對象了，我必須認真地想一想，如果繼續從事歌舞事業，自己還能做什麼？
那時中國剛剛恢復英語函授，我在廣播裡聽過北京外國語學院朱鑫茂老師的課，就想辦法找到了他拜師。為了練聲樂，我找到了總政歌舞團調來的岑冰老師。在藝術觀念上，我認為藝術感染力就是它的靈魂，你在欣賞藝術的時候，實際上就是你的靈魂被它吸走了。我那時就像一塊剛乾的海綿，到處去吸收養分，走訪國內各地的老藝人，跟徐玉蘭學上海越劇、跟駱玉笙學京韻大鼓、跟紅線女學廣東粵劇、跟丁是娥學上海滬劇、跟東北藝人學二人轉……走哪兒學哪兒，求知慾特別強。
作為東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我當年曾主攻亞非拉舞蹈，東方歌舞團“歌”在“舞”前頭，我就想能不能把歌融入舞蹈，填補東方歌舞團的空白？ 那個時候剛開始可以接觸到外國音樂，沒有人說這些歌能不能唱，但肯定沒人教你唱，只能自學，還得悄悄學。我在宿舍反反覆覆地聽一盤當年去非洲采風錄制的磁帶，把每一個發音都標註起來。再後來，我跑到國際廣播電臺的老師學斯瓦西里語，當時在非洲有一億多非洲人都在說斯瓦西里語。然後整天泡在北京語言學院，一看見非洲留學生就跑過去跟他們聊。我也學了阿拉伯語，阿拉伯語是世界上所有語言裡面最難學的，特別是它的發音方法和我們唱歌的發音方法完全是反著的。
阿拉伯舞蹈
非洲舞蹈
在東方歌舞團一次春節晚會節目審查中，我毛遂自薦了準備好的歌曲。先唱了一首扎伊爾歌曲《願大家都成功》，唱完在場的人都感到意猶未盡，於是我又接著演唱了《我心中的痛苦》和《咿呀呀歐雷歐》。非洲歌曲本來韻律性就強，又和我舞蹈專長結合起來，我成了國內演唱非洲歌曲第一人。當年在舞臺上，我穿著非洲裝束，用油彩把皮膚抹得黝黑，裸露出的皮膚都要塗黑，載歌載舞的形象可以說深入人心。雖然唱非洲歌曲很出名，但那時我其實並沒去過非洲。這事當年說出來，外賓們都不相信。那些年接待外國首腦，我在聯歡活動上經常表演對應國家的歌曲。日本演員高倉健來中央電視臺聯歡的時候，我也穿上和服，演唱日文歌曲。
日本民謠
我一直在講，作為一名中國演員，我不能只會唱外國歌，必須要學習自己國家、民族的歌曲。1981年，我有幸演被著名作曲家王酩先生邀請，為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演唱其中的插曲《角落之歌》。當時我沒有看到電影，導演跟我講要調動一種悲傷的感情，他給我的辦法是腦海中想象著墳頭（笑）……後來我在大華電影院看到電影海報，還是自己買票進去看，聽到這首插曲時，就默默流下淚來。當時就想，要是能知道劇情，我就唱得更好了。之後我演唱了《大海啊，故鄉》，那是電影《大海在呼喚》的插曲。我到了作曲家王立平家裡，他坐在鋼琴邊，把歌詞唸了一遍，我就哭了。我是個很感性的人，而作曲家對時代變化是非常敏感的，其實任何時代變化的時候，最先萌動的一定是文藝。作曲家捕捉到時代的氣息，他們知道時代需要什麼樣的音樂，儘管只是聽過我演唱非洲歌曲，還是敢讓我來演唱電影插曲。
我並不是一個專業學習聲樂的人，老師給我一些指導還是很受用的。比如上臺演唱的時候不要總想著演唱方法，怎麼唱得美就怎麼唱。表演是要讓別人舒服，首先演唱者自己要舒服，我自己要覺得美，聽眾才能覺得美。還有一點，我是北方人，北方人性格開朗，相對而言更容易解放天性，舞臺上表演能放得開。我知道很多普通的勞動者唱得一點都不比專業歌手差。下基層演出，我曾經遇到一個扳道工人，演唱水平相當了不得，我們都勸他轉行做歌唱家，但人家覺得自己的工作就很好，唱歌只是業餘愛好。勞動人民的質樸和爽朗，也讓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很多養分。
“既然出去就要去流行文化的‘老巢’”
1984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我一人連唱了《大海啊，故鄉》《回孃家》《莫愁啊，莫愁》，三首都成為了當時膾炙人口的歌曲。《莫愁啊，莫愁》要唱出南方水鄉姑娘的感覺，聲音很輕，溫婉細膩，作曲家陶思耀帶著我在南京莫愁湖公園轉了一圈，就找到了這個感覺。當年海外華人愛《莫愁啊，莫愁》，勝過愛《大海啊，故鄉》。《大海啊，故鄉》這首歌是一種訴說，找到歌曲本身的感覺，也就掌握了這首歌的靈魂。《回孃家》則要唱出小媳婦兒的詼諧幽默，還要和表演融為一體。因為我學過民族舞蹈，在唱的時候邊唱邊跳，也加入了一些北方民間舞蹈的元素。
《回孃家》
1985年的時候，我由文化部公派自費赴美學習現代音樂。說實話，有了名聲之後放下這一切並不容易，這需要勇氣。我早就想好了，自己算是最早一批在國內唱流行歌曲的人，但公眾包括一些演員對於什麼是流行歌曲，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於是我就有了要出國留學的想法。我瞭解到當時最火的港臺藝人，都是從日本學習，而日本人又向美國學，那既然出去了，索性就要去流行文化的“老巢”美國，去那看看流行音樂到底是什麼樣的。
當時的國家政策是過了35歲就不能出去留學了，我天天跟王昆團長軟磨硬泡，最終去了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留學。到了美國，首先要惡補英文，課餘還要大量地聽歌，我的歲數比學院不少老師都要大，用人家的語言學習人家的文化，初期很是辛苦，我是咬著牙堅持下來。全校3000名學生（800名外國留學生），我是唯一一個連續八個學期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學生，每個學期成績單下來，我都會寄回東方歌舞團。我還常常隨學隨譯，積攢了一本一本的學習資料。等到我最後回國前，足足收拾出一個集裝箱的行李，光資料就裝了17個大紙箱，前後花了3個月時間海運回國。
1990年，市政府邀請我回國支援北京亞運會。我終於把多年的願望實現了——讓外國人給中國人伴舞、伴奏、伴唱，了卻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這就是當年“藝術家之夢”朱明瑛獨唱音樂會。1992年，我和美國的老師同學們一道回國舉辦了“92美國現代音樂演唱會”，我一個人做團長，又是翻譯，還要賣票，接受採訪，參加演出忙得不亦樂乎，能把原汁原味的美國現代音樂搬回國內演出，也算是了卻了我對中國流行音樂樂壇的一樁心事。
美國踢踏舞
1995年5月23日，滿打滿算出國十年之際，我選擇回到祖國。回國前做了兩年調研，張朝陽是我在波士頓時的朋友，他和我前後腳回來的，之後創辦了搜狐。在波士頓時，我們就一起探討怎麼在中國推動文化產業，他曾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奧斯卡評委，希望一起在華開拓電影產業。回國後，我選擇的切入點是引介具有國際視野的科技紀錄片，前前後後選了52部紀錄片。自己是做市場、簽約、接廣告，跟各大電視臺接洽。這個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其實最缺的還是文化產業相關的人才，所以辦一所產教融合的學院，是我最近這十幾年來最主要的工作。
文化產業在美國稱為娛樂工業，美國娛樂工業的發展可以說已經有100年的歷史，很多的經驗教訓都值得我們借鑑。比如說美國的藝術教育都是圍繞著市場需要設置的，他們教授給學生的知識結構非常完整，除了藝術上一技之長，也有一定的法律常識和版權意識。中國過去都是講文化事業，“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現在提到產業化，增添了市場理念、消費理念，也迎來了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但說到教育，過去培養藝術人才的方式太單一了。所以我的教育理念還是要做產教融合，在海納百川的同時，讓外國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經驗和管理模式在中國落地，否則就會水土不服，更不能什麼都照搬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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