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劇透-
電影的開始，車站外的男人緩慢地抬起手臂，讓我們跟他一起凝視腕上的表。由此我們知道時間對他很重要。
這個叫周澤農的男人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裡，兌換生命的剩餘價值。特別之處是，這種剩餘價值的實現，不是通過為這個世界生產或者創造什麼，而是通過他的死亡，通過他從這個世界上離開。
那具傷痕累累的身體被明碼標價，成為一件昂貴的獵物。南方車站的聚會，是一場殘暴的盛宴，各路人馬如同禿鷲般在周圍盤旋，伺機撲上去，啄食這個將死的男人，分搶那份剩餘價值。導演頗為任性地將一場剿殺次要人物的戲安置於夜間的動物園，讓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睜大眼睛的籠中困獸，作為周澤農命運的一種顯明修辭。
人必有一死，刁亦男所創造的周澤農深諳這一道理，所以逃亡並不是對死亡的最有效的反抗，相反，如何自由地處置自己的死亡，倒是生命意志最能得到彰顯的地方。刁亦男試圖在被時代、社會、律法擠壓成一條縫隙的生存空間裡，定義一種極其卑微的個人英雄主義。一如西爾維婭·普拉斯詩裡寫的那樣，“死去是一種藝術/和其他事情一樣/我尤善此道。”
前來車站趕赴聚會的周澤農，決定將自己的死亡當成一種藝術來創造。他要把它作為禮物，送給虧欠多年的愛人。但是想把這件禮物交到妻子的手中並不容易。兩人之間所能建立起來的橋樑全部被切斷了，他們需要一個運送這份死亡的郵差。一個叫劉愛愛的女孩適時出現，領受了這份使命。她的任務是護送周澤農、或者說周澤農的死亡最後一程。陪泳女這一意味深長的身份，在這裡轉化為將周澤農送至生命之河彼岸的擺渡人。
河或者湖作為生命的象徵，在電影裡被反覆強調。但是如果說，一個硬幣就能使瓶中女伶唱上一遍的《美麗的梭羅河》歌頌著一種普世價值裡的生命，透過周澤農的眼睛所看到的生命，則是夜幕下黑沉沉的一片，沒有目的地的小船成為孤島，容納著他的最後一點慾望。被剝奪了未來的當下，變得毫無意義，不值得留戀。
劉愛愛跳下水游泳，用自己的身體攪動著這片死水。這個蹲在夜市貨攤前擺弄閃光的燈束並流露出天真微笑的女孩，顯然有著淺白而明確的生存意志。她是否試圖喚起周澤農的求生意志？但是她的確詢問過他的意願，即死亡是不是仍舊是他的選擇。那個肯定的答案很重要，到電影結束的一刻，我們會更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當時他們眺望著遠方星星點點的車燈，是電影中最奢侈的一個浪漫時刻。但是遠方對周澤農究竟有什麼意義？他在扁平的時空裡，既沒有明天，也沒有比這個南方更南的地方。
在這個電影裡，導演讓渡於剪輯的空間是有限的，影片的名字決定了他不打算從禍事的開頭來講這個故事。因為相較於具有偶然性的殺人，他更關心的是必然的死。所以車站是電影的開端，那個時候周澤農已經想明白瞭如何處置自己的死亡，而劉愛愛作為協助他死亡的人前來赴約，承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以相遇為開場的故事裡，我們獲得兩條岔開的線索，第一是周澤農將會如何死去，第二是劉愛愛在這個死亡漩渦裡的歷險。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者變得越來越明確，因為空間和時間都在收縮，而後者依然撲朔迷離。雖然導演十分慷慨地向我們展示她的生活空間，充滿情慾的湖邊，令她戰慄發抖的夜市，但是我們始終不太確定她的意圖。
當電影裡的某個角色說：“那個婊子不屬於任何一夥，她只是為了錢。”我們也跟著懷疑她。因為在這樣一部有著強烈的虛無主義色彩的電影裡，或者說在刁亦男所建構的電影世界裡，懷疑是最容易做的事。他要求我們懷疑一切價值，否定一切價值，捏碎所有虛假的肥皂泡，直視在存在主義的盤剝下變得瘦骨嶙峋的真相。
但是這一次，在徹底的懷疑和否定之上，刁亦男選擇了去相信一種價值。劉愛愛正是這種價值的化身，她通過兌現自己的承諾，也兌現了周澤農死亡的價值。讓這場死亡在一片無意義之中生出了一點意義，如同無邊黑暗裡升起的一簇光，或是虛無的荒原上長出的一莖野草。
電影沒有向我們正面展示，兩個女性的結盟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或許那遠比我們認為的更早。當劉愛愛將衣服遞給困囿於狹促衣櫃裡的楊淑俊，導演已經向我們暗示過那個頗有默契的傳遞和交付的動作。一個保護了另一個，另一個則代替她走完這段無法前往的旅程。人們可能會說，這是一次女性的勝利，卻忽略了這也是周澤農的勝利。
劉愛愛用一種抱著骨灰盒的姿勢抱著那袋錢，楊淑俊挽著她的胳膊，兩人穿過狹長的街巷，目光凜然地並肩前行，宛如從一場葬禮上歸來。直到路邊洗車的水管將水柱濺在她們的臉上，如同一場受洗，昭示著新生。這種新生不是個人的，而是屬於某個共同體，如同是熊熊熔爐裡的一小片結晶之物，被導演小心翼翼地擱在這座恢弘建築的最頂端。建立在懷疑和否定之上的相信和肯定是困難的，但這份困難，正是藝術家在思考角力和精神跋涉中，所能為我們帶回的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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