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杨义唯、记者皮泽红报道 11月29日，“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2019”学术会议于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和澳门科技大学作为支持单位。
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2019” 学术会议现场
会议聚焦“迈向‘十四五’的中国经济——全面小康起点上再出发”这一主题，从“十四五”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愿景与规划、“十四五”区域格局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及相关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深度的交流和探讨。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银保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出席会议的还有广州市直属部门、民营企业，广州市经济部门代表，中央省市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25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十四五”将是中国通过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基本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和以往的五年规划编制相比显然也有特殊之处，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起点而再出发，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前行。沿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行，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在以往以规模和增速为主线的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而不是以往的需求侧。如何走出一条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相兼容，需求侧问题和供给侧问题彼此依存的规划编制制度，需要重点思考并试图回答。当看到主要矛盾来自于供给侧，来自于结构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政策调整之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深化改革上，以改革的办法，以开放的办法去解决“十四五”期间我们所可能面对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在未来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金融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如何着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他认为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宗旨就是要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促进现代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提升现代金融体系的创新、风控能力，推动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和超越监管能力和水平的创新，并处理好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进而实现现代金融体系的普惠化、数字化、国际化转变，努力完成完善金融调控体系、健全金融市场（组织、机构）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夯实金融保障体系等四大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四大任务。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近年来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广州“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趋势性研判和思考。他认为，“十四五”期间土地、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供给持续趋紧，党和国家重视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广州经济结构将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提升，产业体系将趋向高端高质高新化，内需导向将更加明显，创新贡献将更加突出，城市空间将加快优化拓展，民生保障将不断丰富完善，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将更加凸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就“十四五”时期内外环境和战略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将为我国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创造条件，但也将面临西方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挑战。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对我国战略遏制将成为影响外部环境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日益凸显，人力资本条件和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城市群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显现，特别是国家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将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结构性矛盾、科技“卡脖子”、收入差距扩大等方面挑战。从战略取向看，未来15年我国要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并将之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发挥全局性、战略性引领作用。要把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作为主战场，把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作为主攻方向，把增强社会流动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途径。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应对当前经济不确定性、复杂性、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政策应该是各种政策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在消费政策、投资政策、进出口贸易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方面综合发力，不能过多依赖于金融来实现逆周期的调控。要使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真正落实科技驱动发展战略，同时要不断地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更加重要的是不断释放和激活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力量，这样才使我们的经济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阐述了“十四五”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的战略问题。他认为，第一个问题是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结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造区域产业发展雁阵。第三个问题是有效防控产业发展风险的增加。第四个问题是把加强营商环境和企业生态放在推进产业发展首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依绍华就高品质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演讲。她认为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要推进消费高质量发展:一是建立需求导向高质量生产体系，实现品牌价值提升。品质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消费的品牌化。二是丰富商品与服务多样化。居民消费已经分层，应在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分级，实现精准化定位，按照不同档次，提供多层次商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同时要提高下沉市场消费设施供给质量，主要是三到六线城市的基础设施、流通网络及网点覆盖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三是优化消费环境，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包括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同时打通现有法律法规边界，提高法律适用性，同时还要建立流通环节可追溯制度，实现商品全覆盖，使整个商品在销售过程中实现全程可追溯管理。四是提升消费者的地位，降低维权成本，简化维权程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就“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进行了政策思考，认为“十四五”时期有机遇又有挑战。也是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期,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提质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以及应对百年变局，主动塑造国家有利外部环境的关键期。当然，“十四五”时期可能会是金融风险的高发期。他认为，城市群发展对于区域格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区域格局中特别要进一步发挥城市对于区域格局的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以往靠税收政策、基础设施政策或者银行信贷政策等支持不同，现在注重区域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协同性，特别关注到区域之间的关联和功能的提升，我们现在的区域政策是从过去倾斜性的政策向功能性的政策转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就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趋势进行了阐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部加起来大于3.77万平方公里，自贸区已经成为了不是区域的区域问题了。他认为，金融的改革开放，一是市场准入；二是服务贸易协议。金融开放的面很宽，但比较浅，深度不够，市场准入里最大的问题是股权比例，对外资机构的股权比例。证券公司、基金、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股权比例都放开了。在经营许可上，经营范围是有规定的，自由贸易账户也有规模、用途管制。三是金融产品的供给。外资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是中间业务，提供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如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做成金融产品，涉及很具体的政策问题。四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信息化平台、交易规则、监管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韦伟阐述了“十四五”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关键。他认为融合发展是“十四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主抓手。融合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四对关系：一是政府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关系。二是规划融合和机制融合。三是硬件融合和软件融合。四是运动融合和行动融合。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一是必须明确融合发展的主体是企业。融合发展，产业是基础，企业是主体。二是必须明确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这需要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改革、地方政府合作平台机制规范和制度化。三是必须明确融合发展的保障是中央政府。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十四五”是中国城市与区域现代化的关键期。从城市发展看，中国进入城市风险的多发期。从城市经济看，中国处在迈向高收入的跨坎期。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进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中国城乡关系正经历可喜的渐变而取向突变。从城市结构看，中国处在城市形态的定型期。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就大湾区与香港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融合，借深圳、广州之力发展，发挥七千万人口的规模经济效益与比较优势。中心是从地区价值链出发，香港担当一部分新的工序，重建工业。二是在原有基础，包括知识人才，也利用国际化的优点引进人才，建立新的相关工业，比如纺织成衣，依Zara及Uniqlo的fast fashion产业；利用国内外食材发展食物工业，如酱料、速食制品、水产加工等，扩建香港为海外需求服务的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服务行业，及专业顾问服务。怎么把发展的中心从房地产炒卖、A股的买卖转移到产业方面，这是个大问题。三是扩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和范畴。面向“一带一路”等非英美的经济体系，并从股市的单一重点扩大至债券、保险等各种融资金融行业。开放金融市场，招纳非英美金融机构参与扩建香港金融中心，认真的参考伦敦当年发展美元离岸市场的经验，并与伦敦合作深化扩建人民币离岸市场。四是创造新的体系与市场。绕过英美体制的垄断，例如中国独立的国际收支体系（CIPS）；北斗星的导航系统及相关技术与产业；新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发展。
深圳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为理认为在下一个五年应该做什么呢？要重点抓好三个关键词：创新、流动和文化。第一个关键词是创新。首先要抓住的金融问题。大湾区的金融地理需要有一些突破的地方。确立全球市场上领导者之一的地位，提高风投资金的快速聚集的能力。其次，创新要放在科技模式的方面。关键是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自身的优势，发挥其作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重镇以及新兴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承担好信息和技术组织中枢的角色。再次，创新往往还跟城市的地标式的公共空间非常相关。粤港澳大湾区也需要世界十字路口级别的地标建筑。第二个关键词是流动。谁占据了流动性的制高点，那么谁就赢得了这个世界。未来的湾区发展应该考虑适当的区划调整，靠市场的力量很难达到让这些区域相融，真正实现相融，如广佛肇一体化、深莞惠等等。要通过资本、信息、人才和贸易流动，形成连贯的区域空间。第三个关键词是文化。岭南文化放在世界级湾区这个层面来说是不足以支撑的，需要有类似于伦敦的市场与湾区契合的战略。要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包括要建立核心文化社区，能够像纽约时代广场一样的核心文化主流社区。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对建设一流湾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使命主要是：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尝试，对“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他认为，宜居宜业宜游的模式在澳珠极点有可能实现。建议澳门和香港应该积极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中去，但不能冒进。智慧城市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惠及民生的底色，而不是为富商服务。大湾区是“一带一路”的支撑，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发展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张斌认为，未来“十四五”时期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实现人、物、资金、信息自由地流动的税收政策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建立和完善促进自贸区建设的税收优惠体系，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二是未来要稳步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调整完善地方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源。引导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覃剑对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认为未来可从四个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一是形成更加均衡的功能空间布局，推动功能平台发展，整个大湾区各有特色的功能区支撑功能更加均衡的布局。努力形成超级CBD、超级CAZ、未来科技城、未来产业城、未来数字城等空间增长极。二是更加均衡的交通空间网络布局。三是形成更加均衡的公共服务网络的布局。四是形成更加均衡的城乡空间网络。五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会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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