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司利為朋，此自然之理地。然臣謂小人無閉，惟君子則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威，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晳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為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也。
這面的文字，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所著的名篇《朋黨論》，歐陽修發此宏論，原本是有感於改革派范仲淹等人受到呂夷簡、富弼等反對派的圍攻，想通過辨析"君子之黨"與"小人之朋"來為改革製造理論依據。
但是可是歐陽修在文中卻犯了概念性的錯誤，這就是不論是君子之朋，還是小人之黨，都同屬宗派朋黨。對王朝的政治都是有危害了，而這篇朋黨論，也無意中揭示出了兩宋王朝的弊政--朋黨之爭。
宋代的朋黨鬥爭，從宋初到宋末一直未絕。和其他朝代黨爭不同的是，宋代的朋黨之爭有著三大特點。
宋代的黨爭大多是官僚階層因政見不合而結成的政治集團，這些集團多以文臣為主，很少有其他階層參與其中，這是宋代朋黨鬥爭的第一個特點。
宋代朋黨雖然如火如茶，但因宋初太祖制定了不殺文臣的政策，因此朋黨鬥爭僅以免官禁鎇為主要形式，這是宋代朋黨鬥爭的第二個特點。
宋代朋黨鬥爭多以重大事件為背景，圍繞重大事件互相攻伐。是這是宋代朋黨鬥爭第三個特點。
宋代朋黨鬥爭對官僚政治影響極深，宋朝的滅亡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總而言之，宋代的朋黨鬥爭多是官僚土大夫階層的感情用事、意氣用事造成的。
北宋初年，它的基本是實行科舉取土製。宋太祖趙匡胤時期，經過科考獲得官員資格的人很少，每次只有幾人到十幾人不等。到了太宗時期，國家行政逐漸走向正規，所以國家就需要大量官員，於是便放寬了取士標準和數量，使得大批文人入仕。
入仕的文人多是有較高文化素質和極有報國救民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旦當了官，為了報效天子的皇恩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敢於言事，陳述己見，結果因見解不合而互相攻擊。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彼此互相拉攏官員入圍，逐漸就在朝中形成勢不兩立的政治集團。
太宗朝的朋黨鬥爭，是從新科狀元胡且、進士趙昌言等人同宿臣趙普、盧多遜之間的鬥爭開始的。當然作為新入仕的官員，新科狀元胡且、進士趙昌言等人勢力，自然是遠不能和趙普等人抗衡，所以這些年輕氣盛的官員就被分別外貶。趙普等人的仕途，也不會一帆風順，就在趙普等人被罷相之後，胡旦等人，於是就趁機攻擊趙普一夥。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趙光義北伐失敗，趙昌言、胡且等人被召回京師，擔任要職，為了抗衡宿臣，公開結黨，成為"同年黨"。"同年黨"的成員包括胡旦、趙昌言、董儼、陳象輿、梁顒。這五人常常舉行"夜半之會"，以清議自命，抨擊朝政。後來趙普等人得到太宗諒解回朝，兩派開始了鬥爭。
端拱元年"同年黨"攻擊宰相李昉，就此拉開了兩派黨爭的序幕。他們指責李賾失職，面對遼軍入寇，不憂邊患，飲酒作樂。太宗解除了李賾的相權，但是相權卻沒有交給"同年黨"中的任何一人，而是委任了趙普的同盟呂蒙正為相。
趙普再度執掌大權，"同年黨"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趙普以胡、趙等人結黨營私以及種種"不法"的罪名，問罪"同年黨"。太宗最怕官員結黨，結果"同年黨"五成員全被外貶。"同年黨"倒黴之後，宿臣黨也告別政壇，當時在政壇如日中天的是呂蒙正、張宏、張齊賢等人，和隨之而起的蘇易簡、李沆、寇準為代表的新科進士集團又產生新的矛盾。
淳化二年(991年)雙方鬥爭激烈化，呂蒙正一派失勢。不久趙昌言、胡且等人相繼回朝，朋黨鬥爭更加激烈，主要集中於胡且等人同寇準新的一派的鬥爭，結果寇準被罷相，胡且一派的領袖地位也受到動搖。
宋真宗即位之後，"同年黨"此時已如強弩以末，新的一輪黨爭，在張齊賢和李沆之間發生。李沆這一派有是敏中、來湜、張詠等人，張齊賢一派是呂蒙正、李至、夏候嶠、溫仲舒、王化基等人。鹹平三年(1000年)，張齊賢被罷相，李沆一派在朝中掌控了所有權利。
趙昌言因張齊賢的罷相，重新回到朝廷，此時的黨爭對立面變成了王飲若。王欽若的確是個"小人"，趙昌言等人自視"君子"。趙、王之爭，開了宋代"君子與小人之爭"的先河。從此之後就從政治觀點的不同變成了黨爭兩派，關於道德的人身攻擊。
寇準不久後再次回朝為相。而此時恰逢遼軍大舉南侵，逼進京師，寇準力勸真宗親征，在澶州和遼人簽訂盟約"澶淵之盟"。此後寇準威望大盛，將王飲若罷職而擢用丁謂。此後朝中朋黨之爭集中於寇準和丁謂之間。
宋初三朝的朋黨之爭，除了新科進士同老臣之間的鬥爭外，再者就是新老進士們之間的鬥爭。朋黨鬥爭使朝政日趨混亂。而仁宗朝所發生的的更大規模的朋黨之爭，為宋王朝的滅亡，直接埋下了禍根。
宋仁宗時期，國家承平日久，官場上就出現了許多弊端，一批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目睹國家危難，挺身而出倡言改革，這就是慶曆新政。為了推行改革，范仲淹等人組成了政治集團，核心人物有範忡淹、杜衍、歐陽修、胡璦、孫復、石介、李覲、孫沔、餘靖、蔡襄、尹洙等人。這些人大都懷有救國拯民的志向，他們都是來自於社會的中下層，對國家的弊政有著深刻認識，對改革有相同的見解。因此當范仲淹倡言改革、力舉新政時，很容易得到這些人的支持。
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整頓吏治，改革官僚制度，其中有兩點最為重要，一是考核官員的磨勘制、二是恩蔭制。這就關係到了許多官吏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一出臺，就受到了許多官僚的反對，新政僅存在不足一年便告失敗。
慶曆黨爭其實是保守派對改革派的打擊。范仲淹推行新政，不是針對某個人、某一政治派別，而是針對一大批碌碌無為的"庸人"，勢必激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而變革卻是宋仁宗所提出來的，攻擊新政一定會引起宋仁宗的反感，所以這些保守派就另闢蹊徑，用"朋黨"來攻擊這些從事變革的官員。
宋朝統治者有鑑於唐代牛李黨爭給政治帶來的惡劣影響，在末初頒佈了許多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結成朋黨、仁宗時也一再以此告滅百官，但是當慶曆新政開始實行時，反對派以范仲淹等結為朋黨為由大肆攻擊，致使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直言不諱大講朋黨，他們通過辦析"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來為自已的改革辯解，以正視聽。
慶曆四年(1044年)仁宗曾問輔臣"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與國家何害也。"范仲淹坦白是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之分的，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
范仲淹等人敢於承認自己是朋黨，雖然是君子之黨，但是無疑是給保守派以口實，他們攻擊改革派為朋黨，觸及了仁宗皇帝的心病，范仲淹遭貶，新攻失敗也就在所難免。
仁宗朝慶曆新政失敗，使保守派高興了相當一陣子，但是宋王朝的弊端不但沒有革除，反而更加激化。隨後就有了王安石的變法。這就是熙寧變法。
王安石在評價范仲淹時認為范仲淹為人正直，而且聰明，處理政務也很盡心，但是他援引朋黨不對，敗壞了風俗。說的是鏗鏘有力，義正辭嚴。
"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但是王安石他自己在變法期間，面對守舊派的攻擊，也是拉幫結派，力求自保，而且他所拉攏的所謂幹才，最後大多進了《宋史》的《奸臣傳》中，比起范仲淹敢於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的膽識，王安石的氣魄還是少了許多。
雖然王安石的氣魄不足，但是熈寧變法卻是正確的，變法的內容更改了許多宋王朝的祖制，這就使許多因循守舊的官僚不能容忍，因此朝野上下反對變法的大有人在。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就將反對派統統攆出朝，或閒養起來，或外流做官，這些人不乏有像司馬光、昌海、文意博、韓琦、高弼、程顒、張方平這樣的忠貞之士。而支持變法的官員中，是呂惠卿、章惇、曾布、蔡確、呂升卿、呂嘉問等道德品質低劣的人，但是王安石不論賢愚，只要是贊成變法的，一律拉入朝中，委以高官。
變法期間的新舊黨爭，人身迫害尚屬其次，主要是在對變法內容的批評上。由於變法未能盡善盡美，加之剛才我們所說的，王安石重用的一些品性不端的官員，所以反對新法的人越來越多。宋神宗中途變卦，王安石退居金陵，變法失敗。
王安石下臺後，保守派又掌握了大權，宋代的黨爭開始進入人身大迫害階段。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元祜元年(1086年)司馬光當政，除全面廢除新法外，改革派官員統被逐出朝廷，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去世，反對派亦因政見不合，分裂為朔黨、洛黨和蜀黨，這些人把精力都放在黨爭上了。
元祐四年(1089年)因蔡確即興寫了十餘首詩，被人告發譏謗朝廷，反對派開始大肆羅列新黨名單，蔡確黨有安燾、章惇、曾布、蔡京等47人，王安石黨有呂惠卿等13人。這些過火行為，更加加深了兩黨之間的仇恨。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親政，改元祐為紹聖，重新啟用新法，起用章惇為相，新黨人物隨後盡被重用。新黨人物一掌權，就開始大肆報復舊黨，追奪司馬光、呂公著贈爵，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流放範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之後再次打擊迫害舊黨人物。
元符三年(1100年)春，宋哲宗病重，宋微宗趙佶繼位。章惇、蔡卞被罷相，新黨人物蔡京、林希盡被驅逐。舊黨曾布等人得到起用。但是沒過多節，徽宗就又重新啟用新法，重用新黨人物蔡京。
蔡京當政首要之事就是迫害元祐黨人。被蔡京列為奸黨的有執政官22人，其中有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待制以上官員達35人。共有120人，由徽宗御筆書寫奸黨姓名，刻於端禮門的石碑上，以昭示天下。
曾布、章惇二人本來屬於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屬於新黨，但是因與蔡京意見相左，也被列人奸黨。蔡京對元祐黨人的迫害相當厲害，甚至殃及子孫。元祐黨人之爭整整折騰了7年，一直到了大觀二年(1108年)，微宗才漸漸為一些黨人平反。真正解除元祐黨禁是欽宗靖康元年，而真正為元祐黨人恢復名譽則是高宗朝。連綿不斷的黨爭使宋代政局更加混亂，元氣大傷，終於導致國家覆亡。
北宋因黨爭而亡國，這是許多人的看法，追根溯源是王安石的變法。因此南宋後宋高宗把一切罪過都推到王安石身上，說王安石"亂國亂民"，"天下之亂生於王安石"，並說"朕最愛元祐"不僅對新黨人物大加抨擊，併為元祐舊黨平反昭雪。
有了這麼痛的領悟，按理說到了南宋的時代，黨爭也該終止了。但是事情卻恰恰相反，朋黨之爭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愈演愈烈。
南宋第一奸臣秦檜把持朝政，政出私門，為了黨同伐異，打擊政敵，秦檜不僅網羅大批黨羽為其煽陰風，而且心很手毒，網織罪名殺害抗金名將岳飛，這些事比起南宋的黨爭"慶元黨禁"來說，根本就不叫事。
"慶元黨禁"的雙方是宗室趙汝愚和外威執政韓侂冑。韓侂冑因擁立寧宗有功，加之又是外威，所以能"出入宮掖，居中用事"。韓侂冑的權力越來越大，與時任宰相的宗室趙汝愚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為了搬倒趙汝愚，韓侂冑大肆培植親信，拉幫結派。
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趙汝愚擔任宰相剛剛半年，就被韓侂冑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山為由，遠貶他鄉，從此韓侂冑控制朝政達14年之久。
慶元二年(1196年)趙汝愚死，朝野上下一致哀悼，同時對韓侂冑一夥極為不滿。為了消除朝中的反對勢力，韓侂冑採取了諸多措施。為了打擊趙汝愚一派，韓侂冑指使其黨羽誣道學為"偽學"，稱偽學之黨為"逆黨"，於慶元二年八月下令申嚴偽學之禁，接著又在慶曆三年十二月置"偽學逆黨黨籍"，趙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入。凡列入黨籍的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凡是與他們有關係的人不得參加科舉，不得做官。其實在這些黨人中，有些根本不是什麼道學家，他們只不過支持趙汝愚，反對韓侂冑而已。
兩宋朋黨之爭，如火如茶，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有，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當屬慶曆黨爭、元佑黨爭和慶元黨禁。朋黨之爭說穿了是兩個敵對政治集團的公開較量，在鬥爭中，雙方所採取的手段無非是拉幫結派，結黨營私。
宋代的朋黨之爭，對官僚政治的影響是很大的，兩大政治集團的搏鬥，対封建政治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宋代之弱，從內部機制上講可以說是內訌太盛，這是歷史的沉痛教訓，正如北宋範純仁所說的這樣一番話，我們不妨用它來做本文的結尾。
"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致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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