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1 07:28:14 南方週末

那是絕大多數有過小鎮生活經歷的人最為熟悉的模樣。

我們和身在小鎮的少年們聊了聊，他們怎麼學習，怎麼玩，他們對於成績、小鎮和外面的世界，有怎樣的瞭解和認知。

從他們的回答中，我們看到了迷茫、快樂、奮鬥和夢想，那是絕大多數有過小鎮生活經歷的人最為熟悉的模樣。

說起“城裡人”、“村裡娃”，某種程度上都是調侃之詞，而小鎮少年夾在兩者之中。在“月薪三萬撐不起一個暑假”的話題裡找不到他們，在“一塊屏幕改變命運“的故事裡也沒他們的身影。

他們身處三線城市及以下地區，學習條件不算艱苦，但也稱不上優質。他們被父母、老師教導要好好學習，考當地的好高中、去大城市讀大學，無論是否做到，似乎都明白這一切是“為了自己好”。

電視劇《小歡喜》熱播時，他們互相問對方“看到哪一集了”，課下一起聊最喜歡的角色，彷彿能找到和自己的共通之處。但在父母面前，話題大多和“學習”相關，或乾脆就只聊“成績”。

小鎮少年的日常生活似乎被“學習”覆蓋，人生軌跡隨“成績”搖擺。

一定要考個好高中

7點，鎮上迎來一天中最有活力的時刻，學生們三五成群穿過街巷，湧入校園，一天的學校生活由此開始。

濮陽市第三中學（以下簡稱“濮陽三中”）位於濮陽市區（華龍區）與濮陽縣交界處。這所年輕的學校成立於2000年，教學樓上印著“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標語，醒目可見。這是一所四年制的初中，近年來學校以信息化教學為特色享譽河南。

濮陽三中校園

大部分成績中上的學生把考入濮陽市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一高”）作為近期奮鬥的目標。在他們看來，考上一高，就意味著有更大的機會走出小鎮，考上好大學，收穫更多的人生可能性。實際上，濮陽市每年近3萬名初中應屆畢業生中，只有不到2000名學生能夠如願考上一高，登上這個離夢想更近的舞臺。

馬佳揚的成績常居班級前5、年級前50名，像一名瞄準靶心的箭手，他的中考目標是考入一高的培優班，將來去清華、北大等名校讀信息科學技術化相關的專業。對他來說，好好學習是為了站在一個更高的平臺，有機會接觸更多、更好的技能。因此，他仍在給自己鼓勁，爭取擠進年級前10。

70人的班級中只有2名學生住在“老城”，馬佳揚是其中之一。除了在下午的預備鈴響起前踢會兒足球外，其餘的午休時間都被他用來做父親買的習題。

“老城”即濮陽縣，與濮陽市區相隔7公里、20分鐘的車程，但兩地相差的不僅是距離，還有學籍。

父親馬利民是濮陽縣一所中學的語文教師。1997年，他從濮陽一所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到鄉下老家的中學任教，個人發展和子女教育讓馬利民感到憂慮。“好老師基本都往城裡去，在農村教的再好，沒學生……”他沒有說下去，但事實已經給出回應。工作的第三年，縣裡招聘優秀教師，馬利民由此從鄉村走進縣城。

馬佳揚的姐姐馬佳芮曾就讀於父親任教的縣級中學。儘管女兒從小成績名列前茅，但馬利民希望她能夠進入更好的環境讀書，他始終認為城市裡“學生層次不一樣。”距離中考100天的衝刺階段，馬佳芮作為學生代表在縣中做了一場動員演講，隨後去了濮陽三中。

小鎮路邊曬著的校服

轉學後沒幾天，馬佳芮便遭遇了學生時代第一個“滑鐵盧”，模擬月考僅年級150名。父親告訴她，這種“月亮變星星”的落差，就是“縣城跟市區的差距”。

馬佳芮發揮不佳的癥結在於原學校教學進度落後，比如縣中化學還有半本書沒講時，濮陽三中已經講完了兩輪。馬利民找到老師求情，化學老師答應利用休息時間為馬佳芮補課，這讓他非常感激。

差距並非無法彌補。2013年，馬佳芮以年級20名的成績考入一高培優班，2016年考入鄭州大學歷史學專業，終於走出了小鎮。

與此同時，小鎮從未停止生長。從市區前往濮陽縣的路上，一幢幢高樓住宅拔地而起，正在翻新的道路將縣與市連接得更加緊密。2019年高考，濮陽縣第一高級中學創下佳績，打破了“0清北”的歷史記錄。

對此，馬利民更加堅定了想讓兒子也考進一高的信念，他認為，孩子“底子打厚一點”，未來才有選擇的空間。他希望兒子將來去上海、杭州發展，因為“南方城市往往都是經濟浪潮中的先鋒”。

教育就像是渡船——馬利民與妻子從農村走向小鎮，如今再次將改變的機遇定格在書桌前，希望孩子們可以走得更遠。

想要好成績只能靠自己

“馬佳揚還不如我呢，有時候同學一叫他，他就出去玩了。”同班同學黃鴻飛更相信自己的觀察，卻很難信服大人們的教誨：學習成績和自制力相關。

以往母親在家時，黃鴻飛通常會“勞逸結合”，寫半小時作業，玩十分鐘遊戲。爸媽都出門上班後，他會自動把玩耍時間無限拉長。即使沒收手機，關掉電腦WiFi和電視，黃鴻飛也常常能發呆一上午。“只要不寫作業，在哪兒、做什麼都行”。

5、6歲時買的科普繪本，他看了又看，實在沒意思就躺在床上發呆。“要不去寫會兒作業？”的念頭也曾浮現，但拿起筆後沒多久，他又總被有趣的東西吸引，筆從手中滑落。

在母親眼裡，黃鴻飛內斂、懂事，只是自制力不強。

轉變發生在黃鴻飛的姐姐考入一高。“考得（分數）好高啊”，黃鴻飛有點羨慕，在心裡劃下一根無形的線，也想讓自己的成績一點點靠近，甚至超越姐姐。

意識到自己的自制力不強，黃鴻飛主動要求去母親單位寫作業。母親曾是列車乘務員，2年前被調回濮陽站做客運員。下午的班時從2點到6點，黃鴻飛安靜地呆在辦公室寫作業，有不會的題等母親空閒時再問。母親常跟他說：“我好好上班，你好好學習，這叫各司其職。”

自家的手擀麵館幾個月前新開張後，黃鴻飛經常放學後直奔店裡。週五晚上的生意不錯，這個13歲的小鎮少年一手拎起垃圾桶，一手拿著抹布收拾桌上的殘餘，動作嫻熟。一切忙完之後，他再開始專心在手機上學數學，用演草紙做習題。

在麵館學習數學的黃鴻飛

黃鴻飛喜歡數學的原因是“要寫的字少”。他為數學題賦予了各種情景，比如水池一邊進水一邊放水、什麼時候把水放完的解方程應用題，“想到那個畫面就感覺很有意思”。算出離譜的答案也常常被自己逗得開心，比如將高鐵速度2000公里/分鐘的錯誤答案與光在真空中傳播的速度做對比。

初三的黃鴻飛成績排到班級30名、年級兩三百名左右，相比入學時年級四五百名，進步顯著。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提升的分數來自數學。

“成績不太好的時候，一到周測我就頭疼，覺得腦袋快炸了。但現在自己努力了，就特別想周測，期待看到自己的成績。”

根據歷年中考的錄取情況，黃鴻飛想要考進一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今年剛剛入學一高的姐姐既是榜樣，也是壓力。姐姐每半月回家一次，黃鴻飛會趁機拿她的高中教材來看，試圖找到自己會做的題，“如果能解出來，很有成就感。”

孩子讀高中，意味著家裡每年要承擔近2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為此，黃鴻飛的家人在工作之餘，又開了一家手擀麵館。母親感慨，雖然自己讀書時沒有條件補課，但希望可以給孩子請得起好老師。她不曾想過，“好老師”也存在於手機裡。

“學完了再把手機拿走”

時代變了，小鎮也不例外，不僅衣食住行開始網絡化，教育也走上了網絡。在黑板、粉筆之外，信息技術正在改變傳統教學。學校裡，老師們使用多媒體講課，回家後，學生通過在線教育APP繼續學習。

問及日常如何學數學，馬佳揚、黃鴻飛異口同聲“洋蔥數學”。“課前預習，帶著問題看視頻，結合課本與視頻整理預習筆記。”數學老師範明甫表示，這款軟件用於濮陽三中的教學，“看視頻學習，相當於學生課前已經學習40-50%的知識，第二天帶著問題上課，效率更高。”

2014年，範明甫偶然接觸到洋蔥數學，發現這種語言輕鬆、活潑的動畫授課形式，能夠將知識深入淺出地教給學生。不過，當時的課程很少，也只能在電腦上學。範明甫挑出十幾名學生進行“試點”，利用兩節晚自習課帶著學生在自己辦公室的電腦上做題。

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也得益於手機的普及，範明甫開始在小鎮上廣泛推廣這種學習方法。“學校老師大多講得比較生硬，但通過生動有趣的視頻能把枯燥的知識講清楚，學生很願意學，遇到不會的還能反覆學習。”

學生們在課堂上進行小組討論

對於教師而言，過去給學生上課更多是經驗之談，而今從軟件上可以直接看到學生的答題情況。正確率達到60%的會用綠色標記，讓學生自己看解析或者小組討論就能解決，而用紅色標記的是提醒老師，上課時要給學生重點講解。

“好好學習”幾乎是每個家長對孩子的期待，但小鎮少年們沒有那些大城市才有的資源。當北京、上海已經流行遊學和第二外語時，小鎮少年的週末補習仍然以“補差”為主，在線教育成為一種社會公平的體現。

馬佳揚有四門學科都用在線教育的方式補習，但馬利民發現，兒子總是偷偷玩遊戲、聊QQ。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兒子學洋蔥數學，他就跟在旁邊看，學完了再把手機拿走。

在線教育的使用需要家長配合監管。範明甫為此多次召開家長會，用半個月的時間展示如何使用，但反覆溝通後的效果仍不盡如人意。他要求家長檢查晚上及週六日作業，但很多家長只是問孩子一句“作業完成了嗎？”，待孩子到了學校翻開作業，卻被老師們發現什麼都沒做。

目前，濮陽市像範明甫這樣的“先鋒老師”並不多。範明甫理解這種局面，許多教師由於自身更新知識的願望不夠強烈，或者嫌前期溝通麻煩，不願意嘗試新方法增加工作量，儘管可能對孩子更好。

範明甫認為，學校教學是教育的中堅力量，但在線教育將會是有益的支持。兩個班總計140名學生不可能逐一照顧到，有了洋蔥才能實現“一對一幫扶”。範明甫不知道的是，在北京、上海很多學校裡，這被稱作“數字化1對1學習”。

濮陽地處河南省東北部的魯、豫、冀交界處，距離省會鄭州210公里，乘坐公共交通前往需4小時，而鄭州至濮陽段的高鐵預計於2021年才能建成。

如果沒有互聯網，僅憑線下培訓和交流來提振濮陽的教育，恐怕會更加艱難。

“河南省的教師培訓、優質課展示都在鄭州，接觸到的專家的層次都不一樣。”範明甫認為，距離遠是限制濮陽老師外出培訓發展的直接因素，“一些大型的報告、專題活動，甚至都沒有接到通知”。

走出小鎮

自2000年濮陽三中建校起，範明甫已經在這所重點初中任教19年。

1995年，範明甫中專畢業後先是回到農村教學，“也曾度過一段渾渾噩噩、不求上進的時光。”後來在安陽師範學院函授本科調至濮陽三中後，他明顯感受到城鄉中學的差距：“自己也像變了個人一樣，開始認真備課、認真上課、認真關注學生的狀態。與其一上班就看到自己30年後的樣子，不如改變態度，當個好老師。”如今的他已是一名中學高級教師。

19年來，範明甫明顯感覺到這兩屆學生對學習的熱忱和投入有所下降。“強調了‘這是重點’，學生們也沒什麼反應，甚至我說‘要記筆記了‘，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知道動筆。”

在範明甫看來，小鎮少年們普遍沒有遠大理想，衣食無憂，想做的事也基本能滿足，因而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另一方面，小鎮少年們通過互聯網瞭解世界，有些見識可能超過了大人，教師的權威性有所削弱。

他不禁想起屬於自己的少年時光，農村孩子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而現在，大部分的小鎮少年已經去過北京。從電視劇和旅遊節目中，他們也“看見”過上海、廣州和深圳，多數人未來都想去一線城市發展。

而小鎮家長的眼中卻似乎只有“學習”二字。2019年的國慶假期前是連續8個工作日，黃鴻飛在第6天向母親提出玩會兒遊戲，母親不答應，擔心他一開始玩就停不下來。他有些難過，自己並非不願意學習，但從來沒上過這麼多天課，確實有些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