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晉的胡人問題，在當時的朝堂之上一直是爭論不休，在如何安置胡人的問題上當時有兩種觀點：
一種是之前筆者講過的關於江統、傅鹹等人的《徙戎論》，即將胡人遷回草原，禁止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混居在一起。然而這種方法就如同筆者之前文章所講，對於當時的形勢是不切合實際的：- 遷徙胡人所耗費的物資太大，實在是一個得不償失的決定；
- 當時世家門閥有眾多的胡人奴僕，遷徙胡人也不符合世家的利益；
- 遷徙戎狄對於一旦處理不好，可能還會引火燒身，引發更大的動亂。
由此可見，《徙戎論》實行起來實際情況確實是弊大於利，故而西晉朝廷諸多大臣除了利益上之考量，持反對態度也並非他們之短見。
既然《徙戎論》無法有效地解決當時胡人大規模內遷的問題，那麼當時西晉王朝又是怎麼樣安置這成千上萬的胡人呢？
對於這成千上萬的胡人安置的問題其實一直縈繞在西晉朝堂之上，對於胡人的安置問題他們更多的是借鑑東漢王朝以及曹魏時期的辦法：即並不完全排斥胡人，在防範他們的同時，也將胡人運用至各個方面，幫助司馬家族鞏固他們的統治，即所謂的“用夷”。
這種方法在史書之中找不到類似《徙戎論》一般的理論可供我們參考，可是在實際運用方面我們卻還是有跡可循：
軍事上的運用：以夷制夷，已夷為兵
自漢武帝大規模打擊匈奴之後，至西晉初期其廣袤的邊境線之上再無一個如匈奴一般的龐然大物威脅著西晉王朝。然而縱是如此其邊境線上也是不太平的：
東漢的西涼之亂等一系列問題至西晉初期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西涼之地不時還有小規模的叛亂，諸如“秦涼之變”。
胡人在黃河以北以及關中地區已經初具規模，其成群結隊地紮根在西晉的土地上，沒有了長城守衛的西晉而言始終是個威脅。
針對此一系列情況，西晉王朝也並非是毫無作為的：一方面他們挑選得力干將前往北方邊境線上平息叛亂；另一方面即利用胡人的驍勇善戰將其編入軍隊之中，即所謂的“已夷為兵”以及胡人諸部之間的矛盾對其進行分化瓦解，這種就是“以夷制夷”。
- 已夷為兵
已夷為兵是將內遷的胡人部眾編入軍隊之中擴充軍隊的實力。早在西漢時期，漢武帝就曾經利用過這個方法打擊匈奴，而當時大漢的兩大柱石衛青及霍去病其帳下都有不少的匈奴人。
而到了三國時期，由於連年戰亂，中原出現了十室九空的現象，而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也會導致實際可用兵源的下降。因而針對這一情況曹操、孫權、劉備都曾經將目光盯在了其周邊的少數民族身上，比如諸葛亮北伐中原之時其部隊之中就有南中人，而且諸葛亮還把這些南中士兵統一編隊，組建了無當飛軍；姜維北伐中原之時也曾經利用西北的羌人來牽制曹魏；同樣的東吳孫權也曾經多次將山越的兵源編入東吳軍隊之中。
因為前朝有這種先例，西晉朝廷將一部分胡人編入了西晉軍隊之中，而八王之亂之時參議叛亂的八王都利用胡人擴充自己的軍隊以此來壯大自己的實力，由此可見在西晉的時候胡人的有生力量已經成為了西晉主要的兵源之一。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作繭自縛。然而在筆者看來，這種做法對於西晉朝廷而言並非一無是處：
- 將胡人編入軍隊之中彌補了中原青壯年士兵兵源不足的局面，緩解了一部分壓力。
- 將一部分軍隊編入軍隊之中也緩解了中原百姓生存空間不足的情況，緩和了胡漢矛盾。
可以說已夷為兵的方法解決了當時西晉實際可用兵源不足的情況，可以說在這點之上西晉朝廷的想法並沒有很大的失誤。
- 以夷制夷
胡人自東漢之時便已經開始大規模內遷，至西晉初年已經初具規模。內遷胡人彌補了因戰亂而導致的中原百姓人口不足的情況，然而正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
- 當時的胡人人數實在是太多因習慣風俗的不同與農耕民族的衝突一直是不斷的；
- 東漢之時圍繞著西北這一塊地方所爆發的叛亂終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反而因為官員的橫徵暴斂反而引發了更多動亂。
針對北方叛亂迭生的情況西晉王朝也一直是頭疼不已，其中尤以禿髮樹機能的叛亂持續時間最長，針對叛亂迭生的關隴地區，西晉王朝也是花招百出：一方面為了剿滅禿髮樹機能西晉王朝數次派遣大將鎮守，其中除了文鴦有所建樹之外，其餘幾任都督都死於任上，直到馬隆徹底平息動亂；另一方面就如這篇文章所講採取“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胡人上下級之間的矛盾以及各部落之間的矛盾對其進行分化瓦解。
泰始七年，劉猛叛亂，晉武帝派遣何楨前去平定叛亂，而何楨則利用劉猛賬下部將李恪助其誘殺劉猛，不久劉猛的叛亂就被平定，匈奴諸部臣服西晉；劉淵自離石要塞起兵之後，幷州刺史劉琨藉助臣服於西晉的鮮卑族的力量屢次擊退了劉淵對幷州的進犯，迫使劉淵不得不改變戰略，轉而攻略河東；同時對盤踞在西晉北部邊陲的鮮卑諸部宇文鮮卑、慕容鮮卑以及段部鮮卑又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
可以說西晉以夷制夷的方略是極為成功的，如沒有後面一系列動亂的話，胡人諸部根本無法撼動西晉王朝統治的根基：
- 一方面由於胡人諸部之間矛盾頗深，以至於他們根本無法團結一心，
- 另一方面以夷制夷的運用，使得當時諸多雄才大略的遊牧民族領袖無法團結草原諸部抗衡西晉王朝。
以夷為兵以及以夷制夷的成功運用在軍事上位西晉帶來了諸多效益，緩解了西晉朝廷軍事上的壓力，讓西晉王朝可以安心的制定滅吳方針。
經濟上的融合：化夷為民
化夷為民，是指中原王朝通過各種手段，將內附的少數族群部眾轉化為編戶齊民，向當時的中原政權繳納賦稅，承擔勞役，以此來彌補因連年戰亂之後勞動力不足的情況，而關於化夷為民早在建安年間就已經為曹操所運用。
《三國志.魏書.梁習傳》：“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遊牧民族已經開始向農耕文化靠齊，這也為西晉初年晉武帝如何安置胡人提供了一個較為可靠的方針。
不良的一面：驅夷為隸
關於以夷制夷、以夷為兵以及化夷為民都為西晉帶來了諸多的效益，為西晉解決了諸多的問題，然而我們常說西晉在胡人問題上是極為糟糕的，這個極為糟糕的問題就是驅夷為隸。
即世家門閥通過各種手段將胡人部眾轉化為所屬的奴隸或者佃客，為自己攫取經濟上的利益，以供自己揮霍。
《晉書.石勒載記》：太安中，幷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並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谷，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驅。
而石勒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兩次遭遇了西晉地方官掠賣少數族群部眾為奴隸或田客，而且石勒自己也建議郭敬誘賣胡人，可見當時驅夷為隸這類事情發生的頻繁程度，而同時根據其他史書的相關記載，我們會發現也有不少胡人民眾被誘拐做為奴隸的記載，由於字數的關係筆者在此不多講了。
驅夷為隸堪稱是西晉在處理胡人問題上的反面案例，而西晉胡人問題上的失敗也多是由驅夷為隸而引發的諸多糾葛：
- 驅夷為隸是導致胡漢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世家門閥的橫徵暴斂導致胡人部眾一直不肯屈服於西晉王朝的統治，因而叛亂此起彼伏。
- 驅夷為隸讓人口本就不夠充裕的西晉無疑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而門閥擁有了諸多的奴隸供其驅使，長此以往就會導致其在經濟上以及地方的影響之上不在受其約束，這對於司馬家族的統治又是一件好事嗎？
司馬家族為了自己能夠順利坐穩江山對世家做出了諸多讓步，可是一味的妥協則會導致更多的問題發生，而驅夷為隸這一現象就是在胡人問題上的重大失誤。
結尾
自東漢以來胡人內遷已成規模，民族融合也是一種趨勢，由於文化以及習俗上的差異外加上官員的橫徵暴斂導致胡漢矛盾日益嚴重，因而《徙戎》的呼聲一直是不斷升高。然而由於中原地區自東漢末年以來，戰亂不斷，人口大量損耗，朝廷控制的人口更是直線下降。這導致在具體的實踐層面，兩漢以來形成的“用夷”策略和實踐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故而“用夷”比之“徙戎”更為切合西晉的實際形勢。
當然這也並非說“徙戎”是一無是處的，至少筆者認為江統的《徙戎論》中闡述的幾點的確是西晉在胡人問題上的重大失誤，如果早年間晉武帝等人能夠認真的聽取徙戎論之中的一些有用的意見，那麼西晉王朝或許可以避免一場災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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