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號臥龍（也作伏龍），漢族，徐州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散文家、書法家。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死後追諡忠武侯，東晉政權特追封他為武興王。諸葛亮為匡扶蜀漢政權，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師表》、《誡子書》等。曾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並改造連弩，叫做諸葛連弩，可一弩十矢俱發。於234年在五丈原（今寶雞岐山境內）逝世。諸葛亮在後世受到極大尊崇，成為後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寶雞、漢中、南陽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贊諸葛亮。

《出師表》是諸葛亮出師臨行伐魏前寫給後主劉禪的奏章，文中以懇切的言辭，勸說了後主要繼承先帝遺志，廣開言路，親賢遠佞，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出師表》傳世有二，為《前出師表》，另有《後出師表》。因建興六年諸葛亮率軍出散關前，給劉禪又上一表，即為《後出師表》。

出師表 / 前出師表

兩漢：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師表》以懇切的言辭，針對當時的局勢，反覆勸勉劉禪要繼承先主劉備的遺志，開張聖聽，賞罰嚴明，親賢遠佞，以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表現了諸葛亮“北定中原”的堅強意志和對蜀漢忠貞不二的品格。

三國時期，曹魏國力最強，孫吳次之，而蜀漢最為弱小。當劉備病卒於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縣東）時，他留給諸葛亮的是內外交困的局面和一個年幼無知、扶不起來的接班人。在這種危難關頭，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義承擔了蜀漢的全部實際責任，對內嚴明法紀，獎勵耕戰；對外安撫戎羌，東聯孫吳，積極準備北伐曹魏。經過幾年的努力。蜀國力量有所加強，呈現“國以富饒”“風化肅然”的局面，於是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今陝西省漢中市），以圖中原。就當時形勢分析，且不說蜀魏兩國實力懸殊，僅“勞師以襲遠”這種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諸葛亮仍堅持鋌而走險，（先後六次統兵伐魏）並表現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是先主劉備的遺願。後主劉禪儘管昏庸無志，諸葛亮還要竭忠盡智地輔佐他，儘管劉備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詔，他也不存半點僭越之心，因為後主是先主的遺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這是讀葛亮出師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後半生全部活動的精神力量。《出師表》正是在淋漓盡致地解剖了這種精神的實質從而表現出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這一點上，顯示了它獨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諸葛亮的忠肝義膽，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精神，在封建社會里被視為臣子的大節，普遍受到推崇：而當國家處於危難關頭，這種精神更煥發出強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所讚頌的“時窮節乃現”，“鬼神泣壯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視為“至文”而流傳不朽，主要原因在這裡。

由於此文是奏章，內容是諸葛亮出師伐魏前向劉禪陳述意見，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張，因此全文以議論為主。由於諸葛亮要讓劉禪知道創業的艱難，激勵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業，因而文中兼敘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隨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許國的經過。又由於諸葛亮對劉氏父子無限忠誠，披肝瀝膽相待，因而言詞充滿著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具體地說，前部分重在曉之以理，後部分重在動之以情。總的是以議論為主，融以敘事和抒情。全篇文字從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闢，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語言最顯著的特點是率直質樸，表現懇切忠貞的感情。前人特別指出在六百餘字的篇幅裡，先後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報先帝”“忠陛下”思想貫穿全文，處處不忘先帝“遺德”“遺詔”，處處為後主著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興復漢室”的大業。全文既不借助於華麗的辭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話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長輩的口吻。清朝丘維屏說“武侯在國，目睹後主聽用嬖暱小人，或難於進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師時叮嚀痛切言之，明白剴切中，百轉千回，盡去《離騷》幽隱詭幻之跡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讒毀、被放逐的處境中寫出《離騷》的，因而採取幽隱詭幻的表現手法。諸葛亮處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師表》感情充沛的特點和所表達的忠君愛國之情卻是一脈相通的，率直質樸的語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內容統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還有一些整齊工穩的排比對偶句式，如“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體現了東漢末年駢體文開始興起的時代風尚。此文有大量合成詞，是出於諸葛亮的首創，不少詞經諸葛亮的提煉，後來都用為成語，如“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損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言）”等。

諸葛亮這篇表文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讚揚，被視為表中的代表作。劉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薦禰衡表》相提並論，說“至於文舉（孔融，字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一時之英也。”陸游在《書憤》中寫道：“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文天祥的《正氣歌》亦云：“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感人之深，於此可見。

公元223年，劉備病死，將劉禪託付給諸葛亮。公元228年春，諸葛亮上《前出師表》率軍北伐魏國，蜀軍在佔有隴右三郡後，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結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諸葛亮獲悉魏軍曹休攻吳兵敗、張頜東下，關中虛弱，於是上《後出師表》決心再次北伐，急率軍數萬，走古道，出散關，圍攻陳倉。

後出師表

魏晉：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徵，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偽作論據

（一）良史陳壽修《三國志》，編《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捨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錄此表

（二）此表氣綏調低，與《前出師表》辭氣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蓋諸葛亮侄兒東吳大將軍諸葛恪偽作，目的在於以”此表為他的伐魏主張製造有力的旁證“，因為諸葛恪在《論徵魏》一文中曾說：”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而“陳與賊爭競之計”的只能是《後出師表》。（或說是張儼偽作）。

（三）表中所列史實有誤。《趙雲傳》載雲卒於建興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後表》卻說雲已死。

肯定觀點

（一） 陳壽《亮集》未載此表，不足為偽作之證。

陳氏修史編集對史料取捨，確實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卻不是完備詳盡的。將《亮傳》與《武帝紀》相較，前者顯然簡略的多，諸如伐吳、南征、八陣、渭南之戰等理應明確詳述的內容，他都一筆帶過，或未作記載。

又陳壽編《亮集》，主要依據司馬氏從成都接收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這個檔案經公元264年鍾會成都兵變後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諸葛亮“言教書奏”，有一部分明確謂“《亮集》載“；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絕盟好議》出自《漢晉春秋》，《與陸遜書》出自《江表傳》等；還有一部分未註明出處，如《公文上尚書》《與李豐教》等。這些都說明陳壽所編《亮集》並不完備。《後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情機密，不宜公開宣示，故流傳不廣；或因成都之亂散失，陳壽未見到。

裴松之就是針對《三國志》這種“失在於略，時有脫漏”的情況注補之，且對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懲妄論辯，但對《漢晉春秋》所載《後表》只存錄而並無疑義，看來裴氏相信這是諸葛亮所作。

（二） 所謂前、後表詞氣迥異、風格不同字觀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後表》所謂“才弱敵強”，既是諸葛亮轉述當初劉備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漢的總體人才質量、軍事力量跟曹操及其龐大的人才群和軍事力量作對比後實事求是的結論，它與《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義類似。

《後表》所謂“夫難平者，事也”，“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語，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後，針對議者非料度“必勝”絕不出兵的觀點而講，是就即將二次北伐的戰役而言，並不是對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喪失信心，諸葛亮所列舉的曹、劉集團成敗浮沉的曲折歷史完全證明諸葛亮“凡事如是，難可逆見”乃清醒客觀之言。所以《後標》並無“志衰氣喪”的情調。

再看二表的用辭風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說的是當前的任務，與《後表》“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辭義彷彿，所謂“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說的是自己的職責和決心，與《後表》“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心志一脈相承；所謂“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指長遠的目標，非認為一舉大勝，它與《後表》並不矛盾。

《後表》與《前表》及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點：講究對仗排比、有漢賦駢偶特色；音節鏗鏘，縱橫捭闔，迴轉層疊，說理透徹；感情真摯，語言酣暢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敘事抒情，《後表》專注於論述批駁，互為補充映照，合之為一完璧，故當出自一人之手。

（三） 諸葛恪不可能偽作。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吳公安督諸葛瑾致書通報軍情，言“與賊爭競之計”的《後表》應是此時傳送到諸葛瑾手中，而後其子諸葛恪看到，再有吳大鴻臚張儼撰《默記》時收錄。

假使諸葛恪偽作，他當會大讚叔父，貶抑曹魏，決不會造“難可逆見”一類有餘之辭；假使他做偽作的目的是為自己伐魏的樂觀主張做“旁證”，則會轉引其辭以說服他人，然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嘆息”而已；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時蜀漢尚在，兩國使者頻往，知情者均在；又諸葛恪作為吳臣，安肯曰“孫策做大，遂並江東乎？”所以，諸葛恪偽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張儼偽作，起碼首先騙不了諸葛恪這位知情者。

至於張儼將《後表》收入《默記》，一則因為儼是主戰派（由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可見，二則因為《後表》與《默記·述佐篇》體例相符。張儼曰：“餘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顯然，其“陳進取之圖”的，主要當指《後表》，他之所以主戰並對諸葛亮屢以弱攻強的進取方針予以肯定，受《後表》的感染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 關於趙雲死亡時間，可能是《三國志》有誤。今但知建興六年夏初趙雲箕谷失利退回褒穀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後活動一概不見史載，即使建興七年春取武都、陰平二郡之重大戰事亦不見有趙雲出現。由此窺測，趙雲有可能卒於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上《後表》前，靈柩運回大邑縣（蜀漢蜀郡江原縣境）安葬時至七年春，陳壽或有可能因此誤記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