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可以友誼聯結在一起，國家之間則只能由利害關係聯結起來
導讀
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是什麼力量在推動著各國角色的不斷切換？這樣的規律又是否是永恆不破的？
大國之間的關係說變就變。
這不，美日同盟就在變味。
10月份美日兩國終於簽署了新貿易協定，這份協定被媒體稱為曖昧的“雙贏”，協議中日本進一步對美國開放農產品市場，但對日本在意的汽車關稅領域，美國卻未“有所表示”。
美國貿易專家米雷亞·索利斯稱這項新協議“對日本不利”，而日本國內對這份協議也頗為失望和不滿。
事實上，自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美日同盟關係明顯弱於以前，安倍“擁抱特朗普”的戰略在日本國內也飽受批評。
就在美日同盟關係呈現走弱之勢的時候，中日關係卻開始走近。
今年中國春節和國慶期間，安倍都在賀詞中用中文打招呼，並且，今年國慶是安倍第一次通過視頻方式恭賀中國國慶。
事實上，從去年以來，中日關係呈現積極態勢，兩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動顯著增加。
在中日互相靠近的同時，中俄關系則更為緊密。
在中俄建交70週年之際，俄羅斯送來紀錄片《中國的重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重生》的播出，是中俄友誼歷久彌新的生動見證。
而在第16屆“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全體會議上，當談及中國時，普京不僅表示，“試圖遏制中國是無法辦到的”，還透露莫斯科正利用只有俄美掌握的技術，協助中方建造導彈襲擊預警系統。
為何大國之間關係轉變如此之快？或親近、或疏遠、或敵對，這背後存在什麼樣的規律？
國家關係總是隨著時勢的交替而相互轉化
正如丘吉爾所言，“我們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事實證明，國際政治間的“對手”與“兄弟”總是隨著時勢的交替而相互轉化，即使親密如當下的中俄關系同樣有著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蘇關係從上世紀50年代的親密期到60年代的衝突期，再到70年代的對峙期，80年代的緩和期，90年代戰略伙伴重構期，直至如今的中俄新格局，僅半個多世紀便已走過了“兄弟”與“對手”的兩次轉換。
在這過程中，是什麼力量在推動著彼此角色的不斷切換？
1）政經需求。50年代，朝鮮戰爭的勝利為中國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但戰爭洗禮後的中國不僅早已耗盡了內存，更是遭受了禁運的外部封鎖，經濟形勢岌岌可危；
與此同時，在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以及蘇聯國內出現推翻赫魯曉夫的浪潮下，內外交困的赫魯曉夫為鞏固其在國內的地位，急需得到中共在政治上的支持。
由此，中蘇以政治支持換經濟援助一拍即合，雙方關係自然加速升溫。
2）意識形態。事實上，從赫魯曉夫時期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如對斯大林的評價）便已有所惡化，在經歷了長達10餘年的中蘇論戰之後，兩國關係就此分道揚鑣。
而隨後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因路線的不一致導致了“珍寶島事件”以及“鐵列克提事件”的爆發，甚至幾乎由此觸發核戰爭。
3）國家利益。如果說意識形態只是面上的原因，那麼國家利益則是決定兩國關係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中蘇作為兩個獨立的大國，要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做出各自的選擇；另一方面，中共和蘇共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大政黨，又要按照共同的國際共產主義原則處理兩國關係。
鑑於此，不同的國家利益勢必難以用相同的準則來約束，所謂的思想意識衝突實則是其背後國家利益無法調整和讓步所致。
4）地緣局勢。儘管中蘇關係由兄弟變對手，最終落得兩敗俱傷，但地緣的力量往往決定了兩國關係的分分合合。
90年代後，中國通過政治關係的緩和走向起飛期，而蘇聯因失去對西方地緣政治的制衡而逐漸走上下坡路；如今，俄羅斯的大國迴歸之時，中國又面臨美國的戰略攻勢。
面對美國的強勢，正是兩者“一升一降”的地緣格局變遷使得兩國再次走向親密無間成為可能。
綜上可見，無論是當下的兄弟還是未來的對手，任何國家關係的演變過程都內置著鐵定的規律，即當兩個國家處於一強一弱的不平等地位時，兩者的關係都將是脆弱的，一旦上述幾大因素髮生任意的變化，都有可能帶來關係的逆轉。
若以此推斷，美日就像當年的中蘇，國家地位的不對等註定了矛盾終將被激活。
一方面，日本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載體和跳板，其在亞洲板塊經濟影響力的增大無疑是削弱中國權重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日本的經濟利益和美國的政治需求使得兩者同盟得以維繫。
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向來通過政治壓力、軍事力量來獲得對日經濟的主動權，而日本脫離美國鉗制的意圖也正日益明顯，一旦日本站穩腳跟，其“脫美”的政治意圖顯然與美國的經濟利益格格不入。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俄不但政治能量相當，經濟關係密切，意識形態上更早已涇渭分明，加之“制衡美國”這一地緣上的公約數，至少從短期來看，其戰略合作無疑將更有耐力。
再看如今的中日關係也是如此。經歷了改革開放40年，中國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日本，日本政府在去年10月安倍訪華前夕宣佈將終止對華ODA援助，意味著中日兩國綜合實力發生了根本變化。
而兩者國力的趨於平衡使得“中日關係升溫”成為可能，美國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全球多個國家發起貿易攻擊反倒只是成了背後的導火索。
國家關係有起有伏是常態
不過既然是鐵律，這就意味著巔峰過後必有低谷，分分合合自然在所難免。
就中、美、俄未來20年的發展趨勢來看：
其一，中國將在兩次市場化進程的洗禮中脫穎而出，“5+1”的特有優勢（工業化、城市化、國民稟賦、市場規模、戰略縱深和改革空間）將使中國經濟保持相對較高的速度發展；
其二，俄羅斯未來要實現創新經濟的發展則需要從能源經濟中獲取更多的支持，而政府為鞏固政權又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性支出來換取民眾的政治支持，本就過度依賴的能源資源依附型增長模式無疑將雪上加霜。
由此推斷，在創新經濟和結構調整短期內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其經濟前景很有可能將是橫盤中相對衰弱。
其三，美國經濟一定程度上將取決於科技革命，未來若能在科技領域取得突破，勢必將迎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如若不然，美國經濟還將保持橫盤。
屆時，當中國體量超越美國，地緣格局也將隨之而變。是中俄聯手抗美？還是俄美聯手製衡中國？未來中、美、俄國運的勢位差似乎決定了“誰是誰的兄弟”。
崛起的新變量將打亂原有規律？
或許“兄弟與對手交替變換”的歷史規律在時間長河中總會不斷循環，但若聚焦於未來一兩個年代來看，所謂的聯手與對抗或早已面臨前提上的釜底抽薪而變得不可循環。
所謂循環，即兄弟與對手的角色交替仍是永恆的趨勢；所謂不循環，即新的元素又會影響和異化規律。
兩國關係是兄弟還是對手，當下的選擇前提無不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之上，但未來隨著不同新變量的加入將會對沖國家力量，屆時，國家利益的權重被稀釋，超越國家的全球利益將打破單純國與國的關係，成為新的平衡元素。
具體來看，一是第三方組織（非政府組織）。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所說：“我們生活的時代裡，國家不再是主宰國際事務的唯一角色。”
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打破了國際政治中傳統的國家中心模式，就特定領域的利益格局來看，非政府組織往往佔據了舉足輕重的行業地位，甚至可以左右國家間的談判。
如多數國家的農業協會經常成為貿易談判中狙擊農業強國的主角，而類似國際電信聯盟（ITU）更是超越了國家，將互聯網規則握在手中，而其將成為統領全世界的遊戲規則。
二是跨國企業。貿易全球化令企業的主權意識越來越淡泊，由於跨國集團的海外經濟利益往往遠大於國內市場，因此，一旦兩國關係發生轉向就會給其帶來巨大沖擊。
但正因如此，集團企業的巨大體量同時也會在經濟上對頂層的政治選擇形成壓力，從而成為雙邊關係的緩解劑。
三是公益性類組織和機構。此類組織的宗旨往往站在全人類利益的高度，如紅十字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因此儘管其自身的執行力度有限，但卻可以通過在成員國間締結條約的形式來建立統一的遊戲規則，從而實現監督和制約主權國家行為。
由此可見，以上新變量的滲入將攪亂原有國家關係的演變規律和出牌方式，而福卡也曾有預測，未來全球將進入去國家化的階段（詳見《中美關係三個十年|第三個十年》），而在這場新老變量不斷混雜的浪潮中，兄弟與對手的交替趨勢也將變得更為精彩紛呈。
“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
今天我們正站在時代急劇變化的拐點上。如何對當下的變化形成正確的思想認知，把握變化的脈絡、趨勢，從而更好地指導自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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