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燈發出耀眼又炙熱的光，老黃的手止不住地抖。
他扶住身前的木製演講臺，清了清嗓子，開始向臺下的評委介紹一個名為“死亡體驗館”的項目。
演講稿他和朋友丁銳推敲了一晚上，還預想了各種盤問和刁難：打造一個4D空間，通過模擬的焚屍爐讓參與者體驗死亡的感覺，從而減輕對死亡的恐懼。他說，他們做了一份詳盡的PPT，逐一拜訪過有可能為這個項目投資的人, 包括政府民政部門、殯葬業的行業大佬、民間資本和企業社會責任部門。
現實殘酷。那些“大腿“抱不上，老黃站上了創業類電視節目的錄製現場，為“死亡體驗館”尋找落地的資金支持。
“咣咣咣——”不到三分鐘，三個亮起的紅叉終止了他的激情。
“我覺得人們不需要這種東西。”
“活人的事兒還沒弄清楚呢，談什麼死。”
“你應該造個天堂呀。“
臺下的投資人缺乏興趣。“媽的，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老黃想，“天堂？上帝早就造好了呀！”
四處碰壁後，“死亡體驗館”最終在眾籌網站上爭取到了180人的支持。老黃和丁銳自掏腰包加了18萬，項目以 41 萬元的初始資金正式啟動。2016年4月4日，“醒來”死亡體驗館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園區正式開館，花444元就可以“死”一次。中國文化裡最不吉利的數字，在這裡反覆出現。
成立不到一年半，老黃又給這家死亡體驗館定下了一個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體驗館將永久關閉。“中國普通企業的壽命是2.7年，‘醒來’到2019年就滿三年了，也算是壽終正寢。”在《奇葩大會》第二季的錄製現場，丁銳將閉館的消息告訴了更多的人。
240多位體驗者、20多場體驗活動已經排到了閉館的前一天。有人特意從外地坐飛機、高鐵趕到上海，有人因為買不到週末的票專程向公司請假，他們都想在閉館之前再體驗一次“死”的感覺。
（2016年4月4日，“醒來”死亡體驗館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園區正式開館。圖片來自網絡）
焚屍爐
為了籌備死亡體驗館，老黃和丁銳幾乎走遍了全上海與“死”相關的地方。他們去過墓園、躺過棺材、在停屍房跟入殮師聊天喝茶。
死亡是有氣息的。
在殯儀館，四五十具屍體一溜擺著，老黃在一旁跟入殮師喝茶，茶喝得多了，就能感覺到不同年齡死者的氣息差別。三十幾歲的人，還能感覺到他有一種情緒沒有表達完，但老人已經耗幹了。
最能傳遞死亡氣息的，是焚屍爐。老黃躺在上海益善火葬場的焚屍爐前，心跳得很快。
火葬場的園長破例允許體驗，他將其中一個爐子的噴火口關掉，在原本放置棺材的地方墊了塊布，安排老黃和丁銳挨個躺上去。這裡，是生命的終點，每年都有50000多具遺體被送過來，進去的是肉體，出來的灰燼。
傳送帶動了起來，老黃平躺著，慢慢向爐子靠攏。剛被送入鋁合金制的大盒子，鼓風機“呼呼”的響聲一下子灌進耳朵裡。主風口直直地對著老黃的臉，爐內殘留的骨灰順著風揚起，在紅色保溫磚包圍的幽閉空間裡上下翻動，“帶著口罩都覺得窒息”。
（從左至右依次為醒來“生花”、“初心”、“歸零”三個空間。圖片來自網絡）
被送出焚屍爐時，全程不到一分鐘，但在爐子裡，時間像是被拉長。“就像有個人掐脖子，快要窒息，腦子裡根本想不起什麼東西，那個時候的反應就是緊張，甚至不能思考。”
體驗結束後，老黃和丁銳在火葬場的院子裡坐了很久，身上沾滿了細密的白色骨灰。他們想要弄清楚自己在死亡邊緣體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是時間停滯的空白”。
這種“空白”被放在死亡體驗館的核心環節——體驗館由“微言”、“念塵”、“生花”、“無常”等十個空間組成，濃縮呈現了從生到死的全過程。每次體驗以12人為一組，進行12輪心理遊戲，所有人對各自的選擇進行辯論交流，並投票選出一名淘汰者。被淘汰的人即是“死者”，他要躺上傳送帶，進入模擬焚屍爐。
決定生死的辯論題目包括但不限於：
“如果你是一名反恐隊長，為了拯救無辜的民眾，你必須折磨恐怖分子4歲的女兒才能獲得情報，你選擇折磨還是放棄？”
“如果你是一名登山隊隊員，情況危急時你必須割斷繩子扔下最末端的隊友才能保障團隊的安全，你選擇割還是不割？”
“如果你的父親身患癌症治癒的希望非常渺茫，他告訴你想結束自己生命，你會選擇尊重父親的意願還是堅持治療？”
投票結束，“無常”之門伴隨著陰冷的風和恐龍的嘶吼聲打開，淘汰者要穿過一條全黑的通道，躺進“焚屍爐”。
剛一進去，180度的拱形液晶屏幕上瞬間燃起熊熊的火焰，耳邊充斥著“噼裡啪啦”燒柴火的聲音，鼓風機吹出來的熱風讓體驗更為逼真。五分鐘後，爐門打開，“死者”被傳送帶送到一個形如子宮的純白通道，腳踩滿地的白色塑料球，匍匐著爬出通道，迎來“新生”。
“死亡”成了人生命題
焚屍爐裡的的“空白”狀態，老黃和丁銳都曾體會過。一個是在失去財富、愛情、親情之後，一個是在獲得一切、物慾全滿之時。
老黃本名叫黃衛平，1969年出生在寧波一個條件優渥的家庭，日子過得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大院子弟一樣。20世紀90年代，他丟掉石化廠的“鐵飯碗”，開始下海經商。迎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浪潮，黃衛平迅速地完成了資本積累。剛闖蕩上海時，他的月薪只有1500元，後來，他的年收入迅速躥到十萬、一百萬，到1998年，做外貿生意每年的利潤能有好幾百萬。
“物質極大豐富後，人就容易迷失”，黃衛平的性格一下子變了，跟他合夥做生意的姐夫都常常罵他，“你就是個暴發戶！”
外商來時，老黃挎包裡每天都揣著五萬塊現金，高爾夫、馬球、遊艇等貴族運動成了接待的基本配置，上萬塊錢一頓的飯吃了也就吃了。很快，老黃的財富在無節制的“吃喝嫖賭吸”中消耗殆盡，家庭也因此破裂。2007年，妻子提出離婚，他和父母的關係也逐漸疏遠。社會關係一層層剝落、死亡，很長一段時間，他一個人窩在家裡整日整夜地吸毒，像是個“活死人”。
那時候，丁銳也陷入了類似的精神危機。2008年，在影視行業摸爬滾打不到十年，丁銳完全實現了財富自由。他決定不再工作，卻逐漸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
2008年5月，黃衛平買了一輛越野車打算開去邊境再也不回來，結果牌照還沒辦下來，汶川發生了地震。5月12日，他呆呆地看了一天一夜的新聞，決定去災難現場。
“人是不甘心莫名其妙地死去的”，黃衛平一直都在為自己找結束生命的理由。一開始是事業和財富的消散，接著是家庭的分崩離析，後來他想等陪伴自己15年的拉布拉多犬去世就去死。
去汶川，原因之一，也是想赴死。
黃衛平以為災區現場必定是滿目瘡痍，死亡的氣息四處瀰漫。但那幾個月，他看到更多的是死亡激發出的生機：地震沒過幾天災區的人就忙著在廢墟里撿鋼筋換錢；孩子們好奇他的紫色頭髮，圍坐著要聽他講城市裡的生活。
那一刻，黃衛平覺得自己根本不瞭解死亡，災難裡這種更“務實”的態度打碎了他關於死的臆想。這激起了“生”的意志，他要活下去，要繼續探索生死的意義。從2008年成立臨終關懷機構“手牽手生命關愛發展中心”，到2011年和丁銳一起籌備死亡體驗館，老黃一直在和“死”打交道。“死亡”成了他的人生命題。
“幹了件特別牛逼的事兒”
一開始，老黃和丁銳賦予了這個體驗館教育意義，“體驗死是為了更好地活”。
做臨終關懷的11年裡，老黃感受過太多次面對死亡的倉促和無力。有一天，他跟著一位醫生去病房做臨終告知。醫生交代完病情後指著他，“這位是心理諮詢師，你要是有什麼問題，可以跟他交流。”那一刻，老黃恨不得找條地縫鑽下去，“在那種境地下，我能幫他做什麼？又能怎麼勸慰他？”
老黃總是在想，如果當初有個人拉他一把，或者有這樣一個體驗館帶他思考生死的意義，或許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他希望死亡體驗館讓更多人從迷茫中“醒來”。
老黃和丁銳開始了長達六年的籌備。
募資嘗試過很多條路線，包括政府民政部門、殯葬業的行業大佬、民間資本、企業社會責任部門……但都沒有成功，很多人聊了幾句就直接或委婉拒絕了，“都不太想和死亡扯上關係”。
體驗完焚屍爐那天，老黃和丁銳帶著一身骨灰去朋友家吃飯，朋友的老婆覺得很忌諱，從那之後朋友再也沒幫他們介紹過投資人，也不再來往。
也有願意聊的，有個廣告公司的人聽完老黃的介紹深受感觸，還哭著聊起自己奶奶去世的故事，但第二天就再也不接電話，“還是覺得不吉利”。殯葬行業的人倒是沒什麼忌諱，但他們對死亡教育不感興趣，只在意這個新奇的想法能帶來多少收益。
錢最後是靠網站眾籌，老黃和丁銳又自掏腰包加了18萬，項目以 41 萬元的初始資金正式啟動。
但是把設計理念轉化為實體的困難又接踵而至。“沒有人做過類似的事情，探索成本非常高”。
2014年，丁銳把“彼岸”空間的設計交給了一個美院的團隊，也描繪了自己的構想：應該造一條幽暗靜謐的小道，讓人平和地走向死亡。對方一副“完全理解”的表情，倒騰幾個月後交給他們一個“山洞”：通道外壁是各種奇形怪狀的石頭，纏繞在牆上的蜘蛛網還時不時掉下來幾縷，通道整體被設計成一個以麻繩做扶手以木板作橋面的“奈何橋”。“完全是把它當鬼屋來建了”，老黃不滿意，眼看著臨近開館，他還是狠下心把它拆掉重建。
體驗館中，代表重生的通道被設計成子宮的樣子，老黃希望它有一個柔軟的外壁，再配上“咚咚”的心跳音效，最好還能輕輕晃動讓體驗更逼真。他通過朋友聯繫到寧波最大的硅膠製品工廠，接通電話後哭笑不得，“他們是性用品製造廠，從沒做過那麼大的東西”。
後來，有個自稱藝術家的人跟老黃說可以“土法煉鋼”，他們做好一個圓柱體模型，把老黃買來的醫用硅膠固定在外壁。老黃不知道具體是怎麼失敗的，等他去現場的時候只看到“鼻涕一樣”的白色硅膠甩了一地，十幾萬塊錢打了水漂。
在造館過程中，老黃和丁銳妥協過很多次。老黃形容丁銳“原來是拿著大刀到處砍人”，動不動就跟人辯論，挑戰別人的價值觀。但四年的建館過程把脾氣都磨沒了，“有段時間是手中無劍、心中有劍，到後來劍也沒了”。
在資金、技術、想象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下，他們不斷推翻重來又不斷妥協，“醒來”成了一個緩慢生長的“怪胎”。2016年4月4日，籌備四年，耗資近400萬的“醒來”死亡體驗館正式開館。老黃沒力氣折騰了，“完整比完美重要”。
開館前幾個月，“醒來”團隊每個人都處於亢奮狀態。公眾號積攢的粉絲慕名前來體驗，每週的體驗場都滿員；BBC、CNN、路透社等全球幾十家媒體紛紛前來採訪；還有來自韓國和俄羅斯的人想要加盟死亡體驗館，為此他們還特意開過一次會討論知識版權的問題。
老黃和丁銳都覺得，“自己好像幹了件特別牛逼的事兒”，那時根本沒心思想別的，只想著怎麼賣更多的票，怎麼讓更多人來。丁銳還開玩笑說，要把死亡體驗館做成“百年老店”。
（創始人丁銳在奇葩大會現場。圖片來自網絡）
“只是提供了一個棋盤”
老黃和丁銳將死亡體驗館定義為一個心理學產品、一個哲學產品，“借這個工具對生命進行一些探索”。
但在開館之後，預期慢慢落空。
熱度去得很快，半年左右，死亡體驗館就遭遇了斷崖式流量低谷，一週只有一兩個人買票。有時候，他們乾脆關門，去附近的麻將館打麻將。
在瑣碎的日常運營和現實的流量困境下，團隊的熱情被消耗殆盡。
落差讓“醒來”開始自我反思，團隊常常開會討論死亡體驗館的受眾、營銷手段、商業模式的問題。他們甚至對體驗館的存在產生了質疑，“體驗死亡或許是種偽需求？”
2016年6月，秀梅從志願者變成了團隊CEO，著力於體驗館的營銷推廣。秀梅按照商業公司的運作模式，幫“醒來”開拓了很多渠道，包括豆瓣、攜程、大眾點評等，人流量逐漸恢復了一些。
但大眾點評是把雙刃劍。開通這個渠道後，死亡體驗館的體驗人數增加了不少，但主持人三七的狂躁程度也直線上升，她覺得“他們不屬於‘醒來’的受眾”。體驗者很多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的，把它當作鬼屋來玩。當實際體驗和預期不一樣時，他們會給出差評——“遊戲三觀不正”，“價格太貴，花了冤枉錢”，“談不上死亡教育，頂多算個新奇體驗館”。
直接對死亡體驗館提出質疑的人也很多。2017年3月27日的一場體驗活動中，一位來自佛學小團體的秦老師幾次拒絕投票，“為什麼被投出去的人就要死？”幾輪下來，秦老師就開始質疑“醒來”的遊戲規則，“這是在鼓勵鬥爭，社會上的惡意就是這麼來的！”
體驗結束，其他體驗者也紛紛附議秦老師的意見，“我也是服務業，顧客的建議都是我們能進行下去的原因”“我做了15年的教練，介紹各位師兄來這兒，你應該感恩，這樣你們才能繼續開下去，發揮你們的作用”……
對批評意見，團隊成員的接受程度並不相同。
秀梅覺得這些是必須承受的東西，“畢竟是服務業”。但丁銳知道這件事後，卻把她狠狠地批評了一頓，在丁銳看來，這是被“欺負”了， “我們又不賺錢，如果還要讓自己受氣，那不如不做了。”
（遊戲過程中，主持人三七在後臺工作。王丹妮 攝）
“醒來”旁邊，是一家專注於青少年心理輔導的公益組織。小林在這家公益機構待了三年，幾乎和鄰居“醒來”沒有任何交集。作為心理學同行，小林所在的機構更關注人當下的困境，“有些人一輩子都不去想生死這種大命題，不也過得挺好的嗎？”
老黃也開始反思，或許只是他自己覺得死亡教育很重要。“自己覺得有意義，就覺得所有人都要認同這種意義”，老黃笑著說，如果放到現在他們肯定不會再幹這事兒了。
在《奇葩大會》上，心理學同行李松蔚和微博大V“種太陽”認為死亡體驗館這種形式降低了談論死亡的門檻，更多地理解死亡，讓生命多了一些選擇。掌聲過後，丁銳推回了這份誇讚。
三年下來，模擬焚屍爐裡“燒”過7024名體驗者，他們或許在這裡解決了什麼問題，或安放了某種情緒，又或者什麼都沒有，老黃和丁銳並不確定。他們不再抱著“為了更好地活”這一教育目的，“我們只是提供了一個棋盤，有人在上面下圍棋，有人下五子棋。”
同時，他也公開宣佈了死亡體驗館的“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醒來”死亡體驗館將永久關閉。
回顧這六年的探索，另一位股東莫里斯把它總結為“一次失敗的創業”，“但他們肯定既不承認這是創業，也不覺得自己失敗了”。在老黃的話語體系裡，這是死亡體驗館以自身的經歷完成了一次對死亡的詮釋。
“從根上講，他們都是藝術家，在互相做夢，沒有人落地，大家把夢在手裡拋來拋去。”團隊成員三七說。
（死亡體驗館門口的“before I die”留言牆。圖片來自網絡）
“連最小眾的咖啡館都活了，我們卻要倒閉了！”
3月8日，老黃召集了一次內部會議。 “接下來，怎麼弄呀？”簡單寒暄幾句後，他拋出了這次開會的主題，“你們還想用這個空間做點什麼？”
這是“醒來”開會的一貫風格：先把根本問題擺出來，再談談每個人的訴求，最後在這些想法裡尋找可行方案來維繫館的運作。如果都沒有，那就再想想。
循著這個路徑，“醒來”死亡體驗館走到了第三個年頭。現在，他們不用再完成第三步，只需要把自己還沒實現的想法、還沒完成的遺憾統統揉進“死亡”前的空檔裡。
按照目前的規劃，4月4日閉館當天，將會有12位癌症患者來參與最後一場死亡體驗；5月份，三七會在死亡體驗館被拆除的廢墟上策劃一場“遺物展”；在此基礎上，還會再做一次“死亡藝術節”……
“我們的主題不如叫‘死去活來’？”
“或者叫‘死給你看’！”
討論會從中午12點開到下午4點多，他們時不時拿閉館的事情自嘲，“連餐飲行業裡最小眾的咖啡館都活了，我們卻要倒閉了！”
閉館的決定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解脫，沒有人追問原因，他們都意識到了死亡體驗館的侷限性。
在三七看來，館有強大的慣性和門檻，在體驗過程中要投注很大的心力，所以參與的人必然是被揀選過的。但如果是展覽，表達或詮釋可以由個人完成，“它騰出了更多的灰色空間，或者是讓雙方都舒適的空間。”
開館三年，老黃能明顯得感覺到公眾對死亡的探討漸漸多了起來，“肯定有我們的一份功勞”。
在中國，死亡教育幾乎處於空白的階段，“不識死亡，迴避死亡”是社會對於死的普遍態度。白巖松曾評價，“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是小學生”。
2016年10月，老黃計劃在死亡體驗館門口舉辦一次死亡藝術節，但跟政府部門報備了很久都不成功，最後他只能把名字改為“生命藝術節”，才如期舉辦。活動當天，老黃堅持把寫有“死亡藝術節”的海報張貼出來，但領導來視察前還是被用紙蓋住，留下“藝術節”三個字和一大塊突兀的補丁。
到了今年全國兩會，人大代表顧晉建議，整合政府和社會資源，加快死亡教育立法，積極營造尊重生命的科學死亡文化。老黃再次跟政府報備2019年“死亡藝術節”時，限制就少了很多。
籌備閉館期間，三七的腦海中曾浮現起電影《敦刻爾克》的最後一幕：夕陽下，飛機油已耗盡，螺旋槳停止轉動，它緩慢地滑翔下來最終落到海灘上。
她覺得死亡體驗館的關閉和那架飛機很像，“撤退是為了最終的勝利”。
（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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