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森用計算機模型還原了紐約曼哈頓島的原始面貌。本文圖片均為作者供圖
城市考古學入門
來自紐約市的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生態學家桑德森，曾做過一項研究。他計劃用計算機模型把舊地圖、考古學記錄和生態數據等數據整理結合，重現出紐約曼哈頓島的原始面貌——這個計劃被稱作“曼納哈塔工程”。
當桑德森把地圖上被定居者及士兵增添的建築一點點的去除掉，包括公路、農場、防禦工事後，那些大地的原始景觀——海岸線、山丘、懸崖、小溪、和池塘——就被還原出來了。
這樣一項研究的意義何在，從不同人的眼裡或許會有不同的答案。不過有一點我們有可能達成共識。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往往只能接觸到城市發展的某些階段。這讓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抱怨：城市發展切斷了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聯繫。所以，當我們通過文獻和田野，把那些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建築，按照一定順序從地圖上一件件擦掉後，我們或許就能呈現一個動態過程，以及這種漸進的過程背後，業已存在的穩定格局。
相信我們在完成這項工作後，就有機會重新回答那個有關“城市發展背後的社會與自然”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借用了“曼納哈塔工程”的思路，把視角放在了上海西南區的一個市鎮——漕河涇鎮。這裡曾經是上海西南區一個繁榮但不太知名的市鎮，至少不如與其同名的開發區那麼著名。從隸屬於江蘇省上海縣，到上海市上海縣，又到徐彙區的一個街道，這個或許曾有一點江南水鄉面貌的市鎮，而今已經幾乎沒有了當年的模樣。
我們要展開的“城市考古”，並非掘地三尺的地下工作，而是通過空間和結構的重疊，找到現在與過去的聯繫。即便市鎮周圍的農田變為樓宇，村落變為城中村，村落的外圍成為開發區，我們依然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變遷留下的痕跡。這些自帶時間座標的痕跡，顯然不是出現於一日之內。通過這些座標的考古排序，或許能幫助我們發現，在城市化進程中，那些有跡可循的發展脈絡。
那麼藉助這這個古老市鎮的變遷歷程，或許也能折射出一縷上海本身的發展軌跡，幫助我們在這個變遷潮流中，找到那些沒有煙消雲散的歷史傳承。
倒敘：成為市區的一部分
1984年8月，上海縣將毗鄰市區的各鄉部分地及3個縣屬鎮劃入市區，這三個鎮分別是劃入長寧區的北新涇鎮，和劃入徐彙區的龍華與漕河涇鎮。至此，漕河涇結束了上海縣管轄的歷史，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原上海縣五鎮僅剩其二，其南境又設立閔行區，使上海縣縮減為立縣面積的18.3%。1992年，上海縣與閔行區合併成立新的閔行區。上海縣域不復存在，這是後話。
這個時間節點，可以算是漕河涇鎮歷史變化又一個重要時刻。1984年，在比鄰上述幾校區域的西部，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設立。這個區域“東至桂林路，南至漕寶路（含中科院生命科學研究院）、西至新涇港，北至蒲匯塘”，可以算是原漕河涇鎮區的最西部，現在成為一個全新的地塊。這個開發區的設立，和漕河涇鎮脫離上海縣併入徐彙區恰在同一時間，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
接下去的進程由於相對晚近，而多被我們所瞭解。隨著漕河涇開發區的出現，市區工業產業向周邊的轉移，以及城市動遷工程在80-90年代的出現。漕河涇周邊的農業用地，及閒置土地便再次成為城市發展過程的中的目標。
漕河涇鎮西南在1950年代以來早已圍繞幾所高校，建成了與桂林公園、康健園（科普公園）參差的穩固社區。隨著開發區的設立，鎮西即將成為高新產業雲集之地。而鎮北和鎮東的田林與漕溪地塊，已經被規劃為新的多層或高層住宅小區，裡面即將迎來市區拆遷工程開始後，向市郊輸送的外遷人口。現在來看，當時的遷入者無疑是幸運的，因為這一毗鄰上海副中心徐家彙的區域，在不久之後即與市區融合一體。而之後的外遷者，只能選擇更加外圍、且遠離市區的移居區域。
漕河涇鎮周邊開發順序
此時，漕河涇鎮周邊只剩下鎮南與滬閔路之間，還留有成片的農地，但很快也將成為歷史。1996年上海南站的建設，宣告了漕河涇鎮周邊農耕時代的終結。至此，漕河涇鎮中街菜場上，已經沒有菜販宣稱自己出售本地蔬菜。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七寶的菜農自販菜蔬。
建設中的龍漕地區
在此之前的1995年，上海地鐵一號線通車，開通區間為鐵路上海站到漕河涇鎮南邊緣的錦江樂園，漕寶路站也成為這條地下鐵路中的一個站點。事實上，地鐵一號線的建成，遠不僅是加強市中心與滬南之間的聯繫。因為在新的規劃中。這條線路，還肩負著鐵路南站與上海站之間旅客來往的任務。
這條地鐵路線的最終延伸站，是1997年貫通的莘莊站。現在從漕河涇到莘莊之間的交通完成第三次升級，從最初依靠漕河涇的內河航運，到1920年代時滬閔路的出現（1950年代新滬閔路的更新），以及地鐵一號線的開通。而交通的升級，也將意味著新的聯繫。沿著滬閔路和龍吳路，上海市區的工業、企業，加速了向西南方向的吳涇地區的轉移，也標誌著包括漕河涇本鎮範圍等徐匯核心區域去工業化的進程。
1999年，經過7年建設，上海光大會展中心，取代了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鎮北原有的位置。而最初為“上海遊民習勤所”，後為“自動化儀表一廠”的區域，則改建為一個現代化小區。儘管建築早已拆遷重建，但在鎮區周邊的格局卻依然如故。
2004-2006年之間，當市鎮周遭的房屋建築格局都已翻新一輪後，最後的變遷終於輪到了鎮區僅剩的中街、西街老街（東街在更早時段便已拆除改建）。由於道路拓寬，中街與西街之間的中市橋已被拆除。刻有對聯的橋柱保留在沿河的綠化帶中。綠化帶的邊上，豎著一塊寫著“漕河涇港”的指示牌。最終漕河涇鎮中街在2006年也最後拆遷改建，變成了一個全新的現代小區。
漕河涇港
今天的漕河涇鎮
從圖中可見，圖右位置就是原鎮中心所在。邊上的操場屬於當地的小學，只是操場原位於教學樓東面，現在搬到了南邊，合併了原鎮上鎮辦工場和城隍廟的位置。
歷史上的古鎮漕河涇
1990年代的《徐彙區志》這樣寫道，漕河涇“位於區境西南部，東南以滬杭鐵路為界，與龍華鎮、長橋街道毗連，西至虹梅路與上海縣接壤，北以漕寶路、漕溪路為界，與虹梅路街道、田林街道相鄰，東北以中山南二路為界與漕溪北路街道相接。面積7.6平方公里。轄38個居民委員會，有居民2.10萬戶，6.97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9171人。鎮人民政府設在康健路65號。”
徐彙區街道總圖
漕河涇街道
這個地區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按照《漕河涇鎮志》（稿）的記載，該地在元代時“尚無集市，名為王家宅。”上海設縣後，此地編入高昌鄉二十六保十四圖、十五圖。當地文學之士在清代時曾編寫過一本《二十六保志》介紹地方掌故，其中還記錄了林則徐在江蘇任職時，疏浚黃浦江及其支流的事情。
上海縣境內兩條自西向東的河流交匯於此，分別是流經七寶鎮的蒲匯塘和流經莘莊的漕河涇，而這個鎮名就源於後者。這兩條河流的遠源可以追溯到太湖以東，近源則可追到澱山湖，這兩條平行流過的河流，穿過鬆江府的富庶之地，在漕河涇鎮匯合成一股，繼續向東，在龍華鎮，匯入黃浦江。
就在這兩河交流之地，兩河相沖的三角洲位置，出現了最初的聚落。明中期後“松江府境內所產糧食、棉花經蒲匯塘入漕河涇（時稱曹烏涇）集散於此，漸聚成市。”正是江南天然的河道網絡為這個市鎮的出現創造了契機。事實上，不但松江府七寶、莘莊兩鎮的物產經由此地彙集，向東進入黃浦江，最終進入漕路運河體系。浙北嘉興的產品，也會從黃浦江上游選擇逆流而上的路徑，進入漕河涇港。因港成市，這樣一種水、路交換體系的存在，便是這個市鎮在清代以來日漸勃發的源頭。
回到20世紀之初，漕河涇鎮已有相當規模。在兩河之交處，沿著漕河涇分佈的是鎮上的中街和西街，沿著蒲匯塘展開的則是東街，鎮上的主要商業店鋪都分佈在中街和東街上。在1930年之前，“最為突出的是吉永盛竹器店，附近一百多戶城鎮豆腐店都來購買或訂貨。商業集中早市。街上設有魚行代生意業務、羊肉攤、水電攤等。……當時全鎮有肉店五戶、煙雜店五戶、小百貨一戶、豆腐店四戶、布莊一戶、米店三戶、國藥店三戶、飯店一戶、點心店二戶、酒店二戶、磚灰行一戶、方作二戶、柴行二戶、竹器一戶、修桶二戶、鐵店二戶、製鞋二戶、理髮二戶、裁縫二戶、染坊一戶、茶館五望、傢俱油漆一戶。”
漕河涇鎮中市橋
中街與西街之間，以“中市橋”為界，這是一座從橋墩到橋面都由石條構成的石橋。因為橋的北面緊鄰鎮上的城隍廟，故又被稱作“廟橋”。橋墩上東西各有兩幅對聯，其一書“鱗屋接參差劫歷烽煙留福地，鯨波來浩渺功施疏鑿溯賢侯”，另一書“百步橋通看水抱灣灣帆隨塔轉，五茸城還指峰橫點點雲共天低”。
據記載，橋南堍“在1880年有資本家張林生開設張信和軋花廠，每年農村新棉上市，河中裝花船隻數十艘，排列長達一里”。該廠加工的棉花大都是從金山、松江、泗涇、七寶等地經漕河涇港運來，由軋花廠加工後，運往上海。軋花廠“最盛時有其子張汝良經營。1930年張汝良在交易所投機失敗，虧本倒閉。”
建國前漕河涇工廠概況
筆者所見，至上世紀90年代，廟橋下還曾泊有自嘉興平湖駛來的販瓜船、販藕船，這是這條河道履行交通功能的最後時刻。後來出於河道整治、防汛需要，漕河涇和蒲匯塘上都設置多處水閘，徹底斷絕了此處作為航路的基本特徵。
據鎮志所載，“民國初年，漕河涇街道狹窄，房屋簡陋，境內無馬路，僅有通往七寶、土山灣和龍華等地的小道。交通主要靠漕河涇港。”由此可見，河道網絡是漕河涇鎮之所以繁榮的關鍵，而這一結構對其日後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河道體系的衰落可以追溯到20-30時代漕河涇附近兩條重要道路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條路線的交匯處，距離過去兩河交匯的鎮中心只有一個街區的距離。道路體系的出現拉近了鎮上與市區的聯繫，但對鎮區周邊的既有格局，不能不說產生了一些微妙的影響。
沿著道路紛至沓來
1936年，在上海的南區漕河涇和七寶之間修築了一條全長8公里多的馬路，這條馬路被稱作了“漕寶路”，在漕河涇和七寶之間各取一字。（後來依此例命名的道路還有幾條，分別是龍漕路[漕河涇-龍華，1951年]、虹漕路[虹橋-漕河涇，1956年]。）這條道路幾乎與蒲匯塘平行。在加速了上海市區和西南郊的聯繫之外，也慢慢宣告了這張古老河道網絡的式微。
當然，在這之前的1922年，以漕河涇和南區的莘莊鎮之間，已經修築了一條名為“滬閔路”的道路。其實這條道路的起訖點分別是徐家彙和閔行的黃浦江渡口。而漕河涇則是這條20多公里道路上緊鄰徐家彙的一個站點。以徐家彙代表“滬”，事實上表明，從此南去別無滬上。這種微妙的表述在之後的幾十年裡並未隱退，而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保留了“滬”與“非滬”之間有趣的區分。即便隨著1958年後，另一條以漕河涇為起點的新滬閔路出現後（使與之平行的前者有了“老滬閔路”的名稱），依然如此。
通過這兩條道路，漕河涇便與西南方向的七寶、莘莊產生了更便捷的聯繫。加上更東邊的龍華鎮，自從清末以來就躋身江蘇省上海縣境內的五大鎮（還有一個是北新涇鎮），已經在這張網上浮現其四了。這幾個市鎮經濟發展趨勢，在之前的河道網絡中已經能窺出端倪。
伴隨著1927年民國上海特別市的建立，原先上海縣的轄區又縮小了一點。不過，這個直轄之市的出現，以及作為市區近郊的地理位置，也為包括漕河涇鎮在內，上海縣轄區境內的幾鎮迎來了發展的契機。
漕河涇鎮北的江蘇省第二監獄
鎮北與漕寶路相鄰的空地，最早被闢為江蘇省第二監獄，時在1919年左右（1937年改建）。有趣的是，這是漕河涇鎮上有跡可查的最早現代機構。而後來的漕寶路就劃監獄北牆而過。監獄的位置處於路南與鎮北之間的街區位置，就是兩條公路交匯處與過去兩河交點的距離。其在道路體系之前的出現，有待進一步考察。該監獄初“佔地面積88畝。後經擴建達120畝”。根據《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一書記載，江蘇省第一監獄位於南京，三、四分列蘇州、南通等地，亦見上海於時當為寧省內次要之地。
書中還透露，監獄選址於此，是出於兩個目的，“一是從徵地的經費、建築的經費上考慮。城市郊區的土地價格一般要比城區便宜得多。二是為了便於管理，儘量不要與居民住宅交織在一起。”
監獄的出現，其實並不能自外於漕河涇鎮的運行體系之外。1920-30年間，鎮上紳董並鎮上商家“振大染坊、義和南貨店、九泰青土作、永茂鮮肉莊”不止一次，聯名向有司投訴監獄行政部門，對鎮上商業的侵害。此外，監獄為保證囚犯自給並從事一定身體改造，曾開設“窯工、印刷、種植、木工、炊事為主，藤工、竹工、漆工、建築、鐵工、草工、畜牧為次”，並“承接當地鄉鎮委託的疏浚漕河涇河道任務”。從這些活動也可看出，監獄與鎮上的互動，既有物品依賴的成分，亦有服務供應的可能。
習勤路上曾經的遊民習勤所大門
“德不孤，必有鄰”，自監獄之後，1929年，上海乞丐教養院董事會設立的“上海遊民習勤所”，也相中江蘇第二監獄北面90餘畝平地。於是在此設所，每年收容上海無業者500百人，“對入所遊民施以感化教育及勞動技能訓練”。此後，監獄與習勤所之間的道路名稱，便從弼教路（“矯正教育”，適用囚犯改造）改為了習勤路（取“習勤忘勞，習逸成惰”之意，與“遊民”相應），並一直沿用至今。
回到道路的問題，連接市區的滬閔路的修通，使得此鎮周邊空曠土地成為市郊炙手可熱的新區。1930年初，原在南市開設果品商鋪的民族企業家
冼冠生，在鎮南買地60畝，建“冠生園農場”，並在此築冠生園路，是鎮上首條花崗石路面道路（前習勤路為首條瀝青礦渣路）。農場內“有果園、牧場、豆棚瓜架、花木盆景、和金魚100餘缸；有望梅村、魚樂天、望雲橋、來蘇亭、菊徑、果園、綠蔭草堂八景”，只是今已不存。
桂林公園的前身——黃氏家祠
除了冼冠生之外，來到漕河涇建地的著名人士還有馳名滬上的聞人黃金榮。1934年時，黃金榮在鎮西建有私人別墅，又稱黃家花園。園西南側為黃氏家祠及其祖先墓地所在。園內先後建有堂樓、三官廟、關帝廟、四教廳、觀音閣、頤亭（湖心亭）、般若舫，靜觀廬、長廊、鹿亭、哈哈亭等建築，並廣植桂樹、牡丹等花木。後改為桂林公園。
而鎮東北，現漕溪路上，則成為了滬上棉花商曹啟明的祖塋園林。這一處園林1935年建成，“門廳正中及左側為園景部分，東部為墓地，以柵狀石柱相隔。”後來改為漕溪公園，與日後的龍華殯儀館相對。
最後一個來到漕河涇圈地設園的則是，上世紀40年代上海“大世界”知名魔術師鮑琴軒。他在當年名震一時，積蓄有餘，後來便全力投放於康健園的籌建。當時康健園佔地僅二十餘畝，但構築上包含了山山水水、橋亭臺閣及顧名思義的康健活動鍛鍊場地等等。顯得別有風韻、別具一格。康健園在1947年落成後，未幾迎來解放。曾一度改名科普公園，園中以養驢最為著名，後又改回原名。如今經過擴展，已成為本地最大的一片公共綠地。
成為文教之地
2010年，筆者到新疆和田田野考察。和田文物系統的一位保衛部長開車帶我們尋訪古蹟。和田富庶綠洲之地，路上不乏私家好車，但也有騾車、驢車參差期間。我們許久沒見過畜力車輛，同事見到不免掏出手機、相機，將這些咧嘴喘氣的動物攝入鏡頭。保衛部長見我們沉溺動物，竟忘了路邊屢屢出現的遺址古蹟，不免起了揶揄之意。
“我以前在上海讀書的時候，邊上有個科普公園。我進去看了一圈，就是圍了一個園子，裡面養著幾頭驢。”保衛部長手不離方向盤，偷瞥了我們一眼。“我心裡就想，上海人真是好玩。我們和田滿大街的驢子，到了上海，就成了科普的東西。”
筆者和同事打賭，猜他在讀過上海哪所學校，因為我胸有成竹。果然，他80年代末曾就讀於上海師範學院（後來改名上海師範大學），該校最初的校址就位於康健園（科普公園）的西側。而那幾頭驢子，在我幼時也曾見過。
1980年代漕河涇鎮及周邊
以科普公園為參照，在1954年，漕河涇鎮西農田空地出現了三所高等院校。分別是科普公園的西南，上海師範學院建立，佔地40餘萬平米。公園南面，建立了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只是這所高校在此僅延續了四年（1956年改名“上海音樂學院”，1958年遷入汾陽路），後來這片校舍併入上海師院，為其東校區。1954同年，科普公園的北面，還建立了上海冶金專科學校，佔地10萬平方米。最後，1959年，在鎮西北漕寶路上，也就是前“上海遊民習勤所”的西邊，建成了上海化工專科學校，佔地11餘萬平米。就這樣，在漕河涇鎮的西面，在1950年代出現了4所高校，後兩所高校（加上海輕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在2000年合併為上海應用技術學院。
當然，在緊鄰漕河涇範圍的梅隴鎮北，還有一所同期建成的華東化工學院（90年代後易名華東理工大學）。可以與之前幾所學校視為一個整體。
與此同時，當年滬上頗有薄名的“上海遊民習勤所”舊地則改建成了“上海自動化儀表一廠”，時在1959年。從後來發生的趨勢來看，這種變化並非偶然。因為，隨著兩所工科學校的建立，鎮境內便出現了一系列頗具技術含量的企業，詳見下表：
1980年代漕河涇範圍內的部分科技企業
由此可見，漕河涇鎮北境，在1950年代末已經儼然成為一個當時產學研結合的新技術集中地區。與80年代以後，該地出現的新狀況之間，已經可以構成某種直接的因果關係。而當年的冠生園農場及廠房舊址，改建為上海感光膠片總廠，而冠生園食品廠則搬遷至漕寶路沿線（70年代曾改名為益民食品五廠，後恢復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位於鎮北的原江蘇省第二監獄舊址，改建為“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中間經歷變遷，但一直延續到1992年，才最終遷往青浦。
並不是所有的都煙消雲散了
無論是鎮上馳名的軋花廠還是竹器店，都已經煙消雲散了。還有那些康健公園、桂林公園保持在原來的位置（其實康健公園也有所擴大）。至於監獄和習勤所，各自還有它們在空間上的繼承者。
就這樣，我們完成了這場掛一漏萬的漕河涇城市考古。筆者的意圖，不在於喚起微不足道的鄉愁情節，而在於把握趨勢。一位人類學家曾經說過，“懷舊和戀古癖是毫無必要的，如果人們都過得和兩百前一樣，連最粗心的遊客都能看出什麼是古董，那還要研究者幹嘛？”我也是這樣想的。
漕河涇鎮北格局今昔之對比
換句話說，那些消失的歷史，其實變成了結構的一部分。雖然不太容易發現，但仍在那裡。“遊民習勤所”留下了一個路名，監獄的圍牆並沒有全部拆除，還有當年栽下的監獄外牆，如同哨兵一樣挺拔的水杉。幾所高校的校園裡建了新樓，可校園面積早被固定，只能去奉賢另謀校舍。漕河涇鎮周圍那些小區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繼承了當年徵地時對應農田的範圍。黃家花園依舊在，蒲匯塘和漕河涇，仍在流淌，只是沒有了跑船的船家和平湖的西瓜。可我們現在都吃上寧夏和新疆的西瓜了。
參考文獻：
消失的魔都古鎮——漕河涇鎮http://www.oldkids.cn/user/home/blog.php?uid=9065
徐彙區地名志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108239/n111726/index.html
《上海監獄的前世今生》，徐家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
《漕河涇鎮志》（稿），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主編，漕河涇鎮鎮志編寫組，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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