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官文人交游之风盛行，作为“宋四家”之一的苏轼，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学养修为及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而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通过查阅苏轼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他的朋友遍布社会各行各业。本文试梳理苏轼的交游圈，简述苏轼与他朋友的故事。
师徒之谊
苏轼自幼受母亲程氏教导，七岁时已会读书，十岁能写文。苏轼与其弟苏辙受张方平的推荐，赴京应举。嘉裕二年（1057），21岁的苏轼与苏辙同时考取了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与梅尧臣。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风与见解让两位主考官大为称赞，但欧阳修误认为此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苏轼得了第二名。古代科举讲究师生之谊，即考中进士之人必须拜主考官为师，因此苏轼顺理成章地成为欧阳修的门生。亦师亦友的欧阳修，多次在宋仁宗面前提携苏轼，并且极为称赞他的豪迈与创新，曾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行书《苏轼致季常尺牍》，局部，宋，27.6×45.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苏轼在文学上成就的显现，他也提携了不少人才，最出名的要数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学士。他曾言：“如黄庭 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可见，苏轼十分注重培养后辈，并相待如友。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局部，宋，纸本，33×729.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师生间的调侃
苏轼闲来无事与黄庭坚讨论起书法。他点评黄庭坚的书法，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说罢，师徒二人哈哈大笑。（[宋]曾敏行撰《独醒杂志》）
苏轼与黄庭坚师生二人，用诙谐的语句一针见血地点评出二人书法的特点，妙不可言。苏轼书法的特点的确是肥腴、扁平，曾有人挑剔他书“太肥”，讥为“墨猪”，他驳斥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同时也提出“余书如绵裹铁”，以对自己书法外柔内刚的特征作一说明。而黄庭坚为人倔强孤傲，因此他书法线条古拙直拗，长线短笔，形成自己独特的“辐射体”。有时看起来，的确像树上的蛇，高远微妙。
官场同僚
在北宋时期，由于党派之争，牺牲了许多政坛才子，而苏轼就是新党和旧党之争的牺牲者。后来他又经历著名的“乌台诗案”，也使一些友人和政治盟友因救他而受牵连，例如王巩被发配到西北苦寒之地；张方平、范镇等为营救入狱的苏轼，都被处罚铜20斤。当时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王安石，因误用小人，在政坛上遭受两次罢相，后隐居于金陵（现南京），苏轼曾不计前嫌主动拜访他，在金陵停留数日，他们饮酒赋诗，游历金陵的名山河川，一笑泯恩仇。
莫逆之交
作为宋代文坛盟主的苏轼，亦交游于文人圈，文同（1018—1079，字与可）、王诜（1048—1104后，字晋卿）、米芾（1051—1107）、李公麟（1049—1106）等皆为圈内挚友，他们多爱赋诗、作画，陶醉在艺术氛围之中。文同与苏轼为表兄弟，二人皆爱竹，时常探讨画墨竹的方法，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即有追忆文同画竹之论。文同曾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而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一诗中亦有“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予最”的回应，足以说明文、苏二人友情之深切。
文同，《墨竹图》，宋，绢本，131.6×105.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另一位好友李公麟，为官初期便在安徽桐城的龙眠山购置一处庄园，并且效仿王维《辋川图》，绘制了《龙眠山庄图》，邀请苏轼、苏辙兄弟为此画作了图记与咏诗。苏轼也曾在题李公麟以杜甫诗意画《憩寂图》时，戏言道：“前世图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宋，日本私人收藏
苏轼与米芾、王诜在书画收藏上亦有共同爱好。据史料记载，苏轼曾将36件画轴交与王诜，请他帮忙装裱，物料与工钱王诜主动帮其支付；王诜也曾请苏轼为韩幹六轴《画马图》作题跋。而米芾在《画史》中亦有记载与苏轼、王诜间交换收藏画作、砚石的逸事。虽然都是琐碎的小事居多，但这种生活之趣，也体现出苏轼在与友人交往中的真性情。
王诜，《烟江叠嶂图》卷，宋，绢本，45.2×16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方外之人
苏轼每到一地都要走访名山古刹，与僧道参研佛学、道学，所以他还结交了不少佛道之人，如诗僧道潜（1043—1106，字参寥子）、惠勤、佛印和尚、维琳方丈、道士乔仝等。其中道潜与苏轼的交往最为密切，可称苏轼最知心的方外之友。佛印和尚则是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做官期间所结识的挚友，二人经常诗文往来，亦有许多逸事流传至今。而在苏轼晚年病重之时，维琳方丈常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苏轼病逝。
两度出家的道潜
北宋由于党派之争，新党为打击苏轼，其友人也受到了牵连。道潜原法号为参寥子，绍圣三年（1096），苏轼改其名为“道潜”，就被新党头目吕惠卿的弟弟、浙东转运使吕温卿，以此为罪勒令道潜还俗，并给予“编管兖州”（今属山东）的处罚。因北宋僧尼的名额由朝廷掌控，即“度牒”制度，所以出家为僧并非易事，而勒令还俗，则是重罚。道潜本是方外之人，还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编管”的处分，可见敌对政党为打击苏轼之不择手段。苏轼闻讯后，极为内疚，曾委托在京任职的亲戚黄寔照应道潜。后经曾布（1036—1107）的帮助，道潜才得以再次出家。虽因与苏轼交往才遭受此罪，但道潜从未因此改变对苏轼的情谊。
文∣清宁
图∣本刊资料室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1.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2.王水照，《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苏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文简体版2018年8月刊。原标题：《朋友慰平生，苏轼的交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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