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天風宏觀宋雪濤團隊
過去一百年，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兩次規模宏大的產業遷移。
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避免民族工業毀於戰火，沿海和沿江下游的工廠企業集體內遷。
第二次是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線建設，當時出於戰備需要將國防科工企業遷往西北西南地區。之後的改革開放解放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也打破了商品市場的地理分割，在區域地理特徵的支配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整體表現出“東強西弱，南升北降”的特點。
最近幾年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加快，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僅體現在產業資本開支的新舊分化上，也體現在產業鏈的重新佈局和大遷移上。
中國正在進入產業遷移和產業轉型的協調階段。過去三年，一線城市高房價對製造業持續擠出，促使產業結構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務業聚集。目前北上廣深的第三產業佔比均已突破60%，中國一線城市的最終產業發展形態可能類似於紐約和東京，成為一個服務型和消費型社會。過去三年，傳統產業並沒有發生遷移，而是在出清過程中向低成本、高效率的地區集聚。過去三年，中高端製造業（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向地理縱深發展，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沿海向中部區域的核心城市遷移的特徵。
產業遷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線城市崛起，形成以新興製造為核心的產業鏈基礎，比如合肥的中科系，鄭州的富士康系，武漢的光谷系，西安、成都、貴陽的半導體、電子、光電產業等。
產業遷移必然帶來勞動力、資本、稅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提升，進而對人口流動、房價、區域消費等產生深遠影響。中國正在發生的產業大遷移類似於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製造業南遷和南部“陽光地帶”崛起。中國中西部核心地區依託特定的工業基礎和日益通達的高速交通網絡，承接東部的產業遷移，使得就業本地化和人口流動率下降成為長期趨勢，並帶動本地房價和消費基數的成長，從而吸引更多人口和相關產業鏈遷移至本地，形成“產業遷移—人口流動—經濟發展”的良性閉環。
一、傳統制造：不是轉移而是出清，區域集中度提升，強者恆強
我們首先觀察了汽車製造、化肥與農用化工、多元化工、鋼鐵、煤炭、化纖、紡織等傳統制造業，整體來看，這些行業經歷的不是遷移，而是出清。一方面，傳統制造的區域集中度提升，向著具有成本和效率優勢的地區集聚，強者恆強。另一方面，那種“低端製造從沿海向內陸轉移”的說法是一種想當然的錯誤推斷，沿海地區也有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不高的地區，這些並不是產業遷移的必要因素，產業遷移的發生是多方面的結果。在第三部分的分析中你會看到，向內陸遷移的產業不是低端產業，而是中高端產業。
汽車製造仍然是一個傳統產業，中國汽車製造的中心仍然在上海，上海的汽車製造上市企業收入佔全國將近一半，其他區域的汽車製造集中度也進一步提升。北部區域從東三省（主要是長春、瀋陽）向河北、北京集聚，中部區域向湖北、重慶集聚，南部區域向廣東集聚。目前汽車製造已經躍升至湖北第一大產業（東風），也是河北（長城）、廣東（廣汽）的支柱產業之一。新能源車屬於新興製造，中國新能源車產業即將改變全球汽車零部件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供應格局，但是整車製造這個傳統產業仍然是強者恆強，向優勢區域集聚。
化工（化肥與農用化工、多元化工）整體上是由南向北聚集。東部沿海的山東、河北、江蘇，以及西部的青海是化肥與農用化工的主要生產地，集中度進一步提升。多元化工集中分佈在山東、湖南、長三角地區，也展現出區域集中度提升，強者恆強的特點。
鋼鐵的產能分佈很明顯受到了去產能和環保限產的影響，環京一帶的河北、山西、山東和成本較高的西南、華南地區經歷了產能出清，鋼鐵行業整體向生產效率較高的江蘇（沙鋼）和中部腹地（馬鋼、華菱、新餘鋼鐵）聚集。煤炭經歷了和鋼鐵類似的去產能，從環京一帶向以煤炭為支柱的內蒙古、山西集聚。
化纖也出現了明顯的區域集中度提升。東三省的化纖向遼寧集聚，遼寧是東三省重要的化纖生產基地，化纖也是其十大產業之一。中東部地區，山東、江蘇、河南、安徽等地區的化纖產出佔比下降，產出向佔比最高的浙江集聚。化纖是浙江前五大產業，強者恆強的特徵明顯。紡織也是向優勢地區如浙江、江蘇、河北等集聚。長三角地區在化工化纖、紡織等領域的產業鏈完備，具有全面優勢。
二、服務業：一線城市高房價下的製造業空心化和消費型社會
雖然前面提到“中國汽車製造的中心仍然是上海，汽車製造也是廣東的支柱產業之一”，但整體上看，一線城市的產業結構已經表現出製造業的空心化和中高端服務業的集中化。2014-16年，北京佔比上升最快的產業是建築工程、互聯網、金融；廣東佔比上升最快的是房地產、保險、互聯網；上海佔比上升最快的是房地產和互聯網。2017年，北上深三個城市的服務業產出佔比均超過了60%，其中北京的服務業產出佔比已經達到了81%，上海和深圳分別是69%和61%。一線城市上市公司收入佔比最高的服務業主要是金融、房地產、互聯網、電信服務等。
一線城市的高服務業佔比和高房價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優質的教育醫療資源吸引了高學歷高收入的人才聚集，高收入推升了房價，抬高了產業成本（投資成本和經營成本），對低附加值的中低端製造業形成擠出，促使產業結構向更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製造和中高端服務業聚集。
2014年，華為將手機業務從深圳遷至東莞，2016年又將企業數據中心遷至東莞，原因是深圳房價太高了，高成本促使華為向東莞轉移。華為代表了中國通信設備製造的最高水準，尚不能承受高房價的擠壓，反映出中國一線城市在高房價壓力下的服務業集中化和製造業空心化的趨勢。中國一線城市的最終產業發展形態可能類似於紐約和東京，成為一個服務型和消費型社會，紐約和東京的服務業佔比GDP分別為71.5%和88.8%。
三、新興製造業：向地理縱深發展，中西部核心二線崛起
華為從深圳部分遷往東莞並非個例。過去三年，中國的新興製造業（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一線（北京、上海、廣東）向中部核心城市聚集的現象。當然，這些產業並不都像華為一樣是遷移過去的，有些產業本身就在中部地區有深厚的基礎，但結果都一樣，就是中國的中高端製造業正在中部區域的核心城市崛起。
過去三年，半導體制造和通信製造從環京、上海、廣東向中部腹地以及江蘇聚集。半導體是江西的支柱產業，南昌是國家半導體照明工程產業化基地之一。陝西是國家半導體材料與器件研發和生產的重要基地，擁有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單晶硅棒和硅片製造商隆基股份。江蘇的半導體產業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有國營第七四二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南京半導體廠等，形成了從IC設計到芯片製造到封裝測試再到材料配套的半導體產業完整鏈條。
通信設備行業整體向受國家政策支持的、產業技術資源優勢的地區集聚。湖北是重要的通信設備生產基地，擁有國家級光電子產業基地“武漢光谷”。江蘇擁有中國光電通信領域最大的集成商亨通光電。山東大力發展新型電力電子器件、半導體照明、高頻頻率器件、光通信器件等新型電子元器件產品，歌爾股份是全球微電聲領域領導廠商。浙江在“十二五”期間，已經形成千億級電子元器件和材料產業集群。合肥是芯片、半導體、電子元件生產基地，09年京東方就在合肥上了6代線，去年京東方的10.5代線也在合肥投產。
新興製造的集聚方向和地方政策、工業基礎、區位優勢的匹配度高度相關，例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漢的光谷系、鄭州的富士康系、以及成都西安的科研和半導體產業等。合肥重點扶持芯片、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核心基礎產業，以及軟件、5G等核心信息技術。武漢重點扶持光纖通信產業，東湖高新區（“中國光谷”）是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鄭州圍繞著富士康作配套，搭建電子製造的產業鏈集群，建設五千億級電子信息產業基地。西安將半導體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打造千億級半導體產業集群。貴陽重點扶持電子元件產業，大力推動與英特爾、戴爾等國際龍頭企業的合作。
新興產業在中部核心二線城市的不斷集聚，又促使這些地區進一步開放人才引進政策和落戶政策以吸引人才配套，這些政策起初是小步慢走，但最近開始愈演愈烈，演變成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比如成都、西安、鄭州、長沙放鬆了針對大學生、高級技能人才、投資納稅者的落戶條件，西安、成都、鄭州、合肥推出了針對高端人才的引進補貼政策，武漢、長沙推出了青年創業基金等。
同時，中部核心二線城市的新興產業崛起離不開四縱四橫的高鐵網絡佈局，每日經過鄭州的高鐵班次有409次，武漢327次，合肥237次，西安214次，從各省“十三五”規劃中也可以看到未來五年中西部各省的高鐵通車裡程繼續排名靠前。
四、產業遷移對房價、人口流動和區域消費影響深遠
產業遷移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國製造的地理分佈，也對中國的人口流動、區域消費力和房地產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
產業遷移的第一個影響體現在了房價上。過去三年，那些承接了高附加值產業遷入的中西部核心二線城市，房價增速更高。我們列舉了七個中西部核心二線城市和七個東部沿海二線城市在2014-17年的房價漲幅，中西部核心二線城市的整體漲幅更高。沿著這個趨勢，未來有高附加值產業遷入優勢的中西部核心二線城市的房價漲幅可能與一線和東部二線城市的房價漲幅持續分化。
產業遷移的第二個影響體現在了流動人口下降和就業本地化這兩個變化上。中國勞動力流向的基本格局都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和沿海地區流動。從2014年開始，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開始下滑，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留在本地就業。東部和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部分彌補了勞動人口下降的不足，中西部地區承接了來自東部和沿海地區的中高端產業遷移和勞動人口迴流，中西部核心二線城市的經濟增長進一步吸引勞動力本地化就業。
產業遷移的第三個影響體現在了二線城市群的整體消費提升上。人口迴流和就業本地化的直接結果是中部二線城市群的消費主體擴大了，並且隨著高附加產業在這些地區的佔比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也在慢慢提高，消費主體的擴大和消費能力的提升是我們觀察到二線及以下城市的服務業和零售業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2013年至今，雖然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速逐年下降，但中部核心二線城市的社零增速從2016年以來是回升的。
產業遷移的發生是多方面的結果，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並不是產業遷移的必要因素。基礎設施、工業基礎、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資源稟賦更加重要，一旦時機配合，產業佈局的再平衡就會出現。中國產業大遷移，始於製造業，必然帶來勞動力、資本、稅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變化，進而對人口流動、房價、區域消費等產生深遠影響。70年代美國開始從北到南的產業大遷移後，美國的新興製造業、消費零售和服務業在80年代前後出現了爆發式增長。隨著中國新興產業持續向地理縱深發展，未來十年的中國在消費、服務、中高端製造上的潛力不可估量。
本文來源：Direct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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