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4 朱自清和鲁迅：《小说月报》衍生的交谊

朱自清

朱自清上大学期间，听过鲁迅的同辈人周作人、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章士钊、马叙伦等人的课，也听过鲁迅的好友钱玄同的课。据现有材料看，朱自清没有听过鲁迅的课，在朱自清读大学期间，鲁迅还在抄古碑，没有兼课。但他们有多次交集、见面，也有文字上的相互连线，甚至同桌吃过饭。从辈分上讲，说鲁迅是朱自清的老师也不为过。

《小说月报》衍生的交谊

其实，朱自清和鲁迅之间的关联，应该早在1922年就有了。这年的1月，年仅25岁的朱自清，和鲁迅、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冰心、庐隐十七人一起，被著名的《小说月报》聘为“本刊特约文稿担任者”。我们都知道《小说月报》当年在文学界的地位，能够和鲁迅、周作人同时列名，虽然是郑振铎的关系，但也说明朱自清当时在文学界不仅是初露头角，已经得到相当一部分白话文作家的肯定了。

两年多以后，鲁迅还为朱自清说话，起因是，在1925年12月8日一位叫周灵均的作者，在北京星星文学社出版的《文学周刊》第十七号上发表文章，题目叫《删诗》，很粗暴地把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朱自清等人的《雪朝》以及许多新诗集给予了全盘否定，用词也非常极端，如“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鲁迅读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写了一篇《“说不出”》的文章，相当尖锐批评了周灵均这种武断的作风，认为他是“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还举了例子，说：“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飙，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批判了这种恶劣的批评倾向。

1926年8月30日，朱自清在上海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宴会，即鲁迅因赴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途经上海作短暂逗留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仁得知后，决定设宴招待鲁迅。但据王伯祥日记云：“公宴鲁迅于消闲别墅，兼为佩弦饯行。佩弦昨由白马湖来，明后日将北行也。”王伯祥日记说明这次公宴含有为鲁迅接风和为朱自清饯行的两层意思。出席这次公宴的还有郑振铎、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王伯祥、周同予、章锡琛、刘熏宇、刘叔琴、周建人等，能凑齐这个整容，恐怕也就鲁迅能有这个号召力吧。此时的鲁迅心情较为复杂，“三一八”惨案后，他避难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五月才能回家，七月间，每天去中央公园和齐宗颐一起翻译《小约翰》，算是做了点工作，但显然，北京不易再呆下去了。他在《朝花夕拾》的前言里说到那段生活时，用了“流离”一词，写作也是在“医院和木匠房”里。能和这么多朋友聚餐于上海，也是一种宽慰了。

木刻艺术的“同好”

鲁迅

1935年1月5日，在北京和天津同时产生很大影响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太庙举行。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木刻展谈了自己的心得：“青年艺术家们对工农业颇有好感。我对此种艺术并不熟悉，故不太会欣赏。不过在展览会上有机会读到比利时人梅塞里尔（Maserreel）1889（？）——的四部著作，每部作品前都有序，我读了这四篇序言后，对木刻总算有了些印象。序言中说以白线条代替黑线条，这种艺术效果和手法是英国人倍威克（Bewick）（1753－1828）的创造，而梅塞里尔的作品中受此影响是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木刻展览，和鲁迅有很大关系。鲁迅在晚年用力推广木刻版画，尤其对青年版画家，更是倾力提携，还经常和青年木刻家坐谈、交流，他本人也收藏了不少木刻作品。这次木刻展，虽由平津木刻研究会金肇野、唐诃、许仑英等发起主办，却得到了鲁迅和郑振铎的大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第三展室西洋现代版画由鲁迅所选（第二展室中国古代木刻及图书由郑振铎所选）。在当时，鲁迅和郑振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木刻收藏和推广方面起着导师的作用。这次大规模的展览，报纸上肯定发布了消息，朋友间大约也有议论。朱自清原本就兴趣较广，经常参加各类艺术活动，仅在这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前后，就有数次。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1935年4月5日，他在观看艺术学院展览时，在日记中所作的评论：“王雪涛的虫、草小画颇生动。齐白石的六幅画相当具有创造性，所画‘柳枝莲荷’与‘香蕉树’，笔法雄浑有力，蜻蜓画得很细腻，我尚未见过像他这样处理的。画中之水使我印象尤深，波纹很凝重。‘风景’是长条幅，在其下部画了一间茅舍，舍前有水塘，许多鸭子在其中游着，姿态各异，均系一笔画成。此外，在画的右角，他又画了两间屋子。这完全跳出传统手法，对此我将保留我的意见。”所以说，朱自清一直就是一个艺术欣赏者，他能专门进城去参观这次木刻展，更多的是他对艺术的喜爱，当然，也不排除是对鲁迅、郑振铎等人能够参与这样活动的欣赏。

以文悼念的追思

鲁迅去世时群众纪念场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朱自清没有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晚上在中国文学会开会，并写毕“伦敦杂记”之七的《博物院》，这篇文章费时半月之久。第二天，朱自清日记有“昨日鲁迅先生逝世”的记录，并说“吊慰鲁迅太太”，说明朱自清进城到西直门鲁迅家，参加了吊慰活动。24日，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举行鲁迅追悼会，朱自清参加并作了演讲。

据赵俪生在《鲁迅追悼会记》一文说：“朱先生说鲁迅先生近几年的著作看的不多，不便发什么议论，于是就只说了几点印象。最后朱先生提到一点，那就是《狂人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救救孩子’，这句话在鲁迅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终生实行着的一句实话。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哀悼他。”这天的日记，朱自清还写道：“闻一多以鲁迅比韩愈。韩氏当时经解被歪曲，故文体改革实属必要。”到了11月16日，朱自清再度进城，到鲁迅家访鲁迅夫人朱安。这一次来鲁迅家，身份略微有点变化。据朱自清弟弟朱国华在相关文章中披露：“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外祖父周明甫是有名的刑名师爷，曾在清朝以功授勋。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难以往怀的往事》，《朱自清》，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10月版）。这天，朱自清去鲁迅家，也带有慰问的成分，听朱安说了不少话，在这天的日记中说，“承告以鲁迅一生所经之困难生活情形”。

时间一晃到了1946年11月，朱自清亦经历了西南联大九年的奔波回到北京，此时他已经是北京《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的主编，由余冠英具体负责编辑，朱自清在《语言与文学》上开有一专栏曰《周话》，不定期地在发表文章，署名自清。11月8日这天，朱自清写了一篇“周话”，发表在11日出版的《语言与文学》第四期上。这篇文章主要是谈鲁迅的“中国语文观”的，不久后，在收入《标准与尺度》一书时，改标题为《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在鲁迅刚一逝世的时候，有太多人写了关于鲁迅的悼念文章，包括朱自清的许多好友，如叶圣陶，从鲁迅逝世到12月1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写作并发表了《鲁迅先生的精神》《挽鲁迅先生》《学习鲁迅先生的真诚态度》等，这在当然是应该也是有必要的。直到十年以后，才有一篇短文问世，而且谈的是鲁迅的中国语文观。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朱自清说：“这里就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论到的中国语言文字的话，综合的加以说明，不参加自己意见。有些就钞他的原文，但是恕不一一加引号，也不注明出处。”这段“说明”看似略有霸气，实际上是对鲁迅先生的尊重，表明他是赞赏鲁迅先生的“语文观”的。大约一年后，即1947年10月15日，朱自清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杂论《鲁迅先生的杂感》，这篇杂感是因朱自清讨论“百读不厌”而引发的，朱自清认为，“所谓‘百读不厌’，注重趣味与快感，不适用于我们的现代文学，可是现代作品里也有引人‘百读不厌’的”，那就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之所以《阿Q正传》“百读不厌”，是引入了幽默，“这幽默是严肃的，不是油腔滑调的，更不只是为幽默而幽默”。在表明了这个意思后，才对鲁迅的杂志做出议论，认为鲁迅先生的贡献，是他的杂感也是诗，“这种诗的结晶在《野草》里‘达到了那高峰’。”几天后的10月19日，朱自清参加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的鲁迅逝世11周年纪念会，并作演讲，高度评价了鲁迅对中国文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