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朱溥儀
早在哈維·韋恩斯坦事件之前，薩曼莎·蓋莫在好萊塢就曾遭遇性侵。1977年，蓋莫年僅13歲，羅曼·波蘭斯基讓她喝了酒，服了藥，然後強暴了她，這一切都發生在傑克·尼科爾森在好萊塢的家中。在隨後而來的媒體風暴中，波蘭斯基被指控非法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逃離美國，再也沒有回來過。
蓋莫在2008年馬琳娜·澤諾維奇的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發行後，也重回公眾視線，並出庭作證，認為波蘭斯基在這一罪行上應該直接被判入獄而非再一次面對法庭審判。2014年，蓋莫寫下自己這一經歷的回憶錄，公開原諒了波蘭斯基。
《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2008）
最近，當初2003年昆汀·塔倫蒂諾參加的霍華德·斯特恩的廣播秀被翻了出來，其中他聲稱波蘭斯基「沒有強姦過13歲的人。那是一次合法的性交……他和未成年人發生過關係。但不是強姦。」蓋莫也由此重新活躍在媒體上。
蓋莫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但也對網上針對她的回覆的描述提出異議。在一片抵制中，塔倫蒂諾為自己的言行公開道歉，同時也給住在夏威夷的蓋莫打了電話。第二天，《IndieWire》聯繫到蓋莫——先發了郵件，又通了電話——討論她曾遭受的痛苦，還有她如何看待如今電影產業中有關性侵事件的討論以及未來的情況。
薩曼莎·蓋莫
記者：在推特上，你說你最初對塔倫蒂諾的評論被曲解了。澄清一下吧。
蓋莫：我沒有約他出去也沒有避而不見。當被問起時，我是我說法是，塔倫蒂諾對發生的事情的認識是錯誤的。我以為過了15年，他會更清楚一些，也沒想到他會依然那樣認為，因為這樣他只會讓自己很難看。
好吧，我說，「像個混蛋。」但這樣的情緒是因為我覺得他肯定更清楚明白這件事。對於他說我想要「被強姦」，我真不知道這些話是從哪裡來的，但他從來沒這樣說過。
薩曼莎·蓋莫
對於這些搬弄是非的人，我想要說的是，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任何人說的，我也沒有生氣，這樣的事情，甚至更糟糕的事，我這些年來也一直都遇到。最重要的是，我被強姦的事情被人利用來攻擊塔倫蒂諾，而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記者：你希望他出手幫忙嗎？
蓋莫：不。我是說我個人不希望。我覺得那樣挺好的。要是我真的生氣了怎麼辦？他打電話說要親自面對。
記者：你們討論了什麼？你怎麼看待他的回覆？
蓋莫：我認為他意識到了他的震驚言辭牽涉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就是我——他那個時候沒有意識到。他對此感到不安。我們兩個通電話的時候，我讓他跟我說說他的電影。哈哈。我可不想浪費這個機會。他真誠地道歉，我告訴他我覺得我的經歷被別人用來攻擊他，這些人不在乎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而我也認為這是一種冒犯。
記者：所以你都問了哪些電影？
蓋莫：我跟他聊了《真實羅曼史》，這是我最愛的電影。我只是讓他知道這是我一直以來最喜愛的電影。我發現我媽沒看過，因為她想著「哇！昆汀·塔倫蒂諾可是說過你的！」所以我打算和我媽一起看。這很有趣。他告訴我他喜歡羅曼早期的電影，「《天師捉妖》」，他是在電視上看的。我就說，「天哪，我超愛這部。」
《真實羅曼史》（1993）
然後我又問到他最新的電影，因為我聽說與莎朗·塔特（羅曼·波蘭斯基的妻子被殺案）的謀殺案有關。我說，「這嚇到我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聽上去很糟糕。」
他說，「不，不是這樣的。電影講的是那段時間和那個年代。」雖然這部電影跟我毫無關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就想，「不要拍部這樣的電影！」我很高興他能那樣讓我在完全隨機的事情上放下心來。
記者：總的來說，你怎麼看待對於性侵事件的道歉？
蓋莫：我認為道歉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幫助到受傷的人以及道歉的人。我經常說我不需要道歉，但實際上，道歉總會有積極作用。比起我，他受到的監視審查要更為嚴密。如果羅曼和昆汀不出名的話，不會有人在乎我，所以他們說的話、行為甚至道歉都會被美化和批評。聲名會放大一切。
記者：得到波蘭斯基的道歉後是什麼感覺？
蓋莫：他親筆寫信給我，「對不起，這是我的錯，不是你母親的錯，對你所經歷的我很抱歉。」我就說，「好了，我知道了。」我感覺他在被捕的時候才感到抱歉。我也假設他對我的整個人生都感到遺憾。我當時覺得自己不需要他的道歉。
但當他道歉時，我能夠感受到這對我的母親、我的丈夫、我的一些朋友以及我的孩子都產生了影響。這使得我媽媽有了解脫似的感覺。這對我身邊在乎我的人來說意義重大，對我來說也是。任何能讓我母親高興的事情都是我所感恩的事情。
就像我說昆汀的那樣，我不需要道歉，因為我不在乎他說的什麼。為什麼要在乎呢？我不會讓那些事情打擾我。
但實際上，我錯了，因為有了道歉會好一些。羅曼的道歉就很有意義。說到昆汀，我知道他當時沒意識到，對他在霍華德·斯特恩節目上說的我也不會太往心裡去。但第二天我一在文章中看到，我就意識到，道歉的確會讓我感覺更好一些。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接受道歉，即使你不想要。
羅曼·波蘭斯基
記者：你怎麼把你的經歷，和那些也受到公眾人物性騷擾卻還未演變成犯罪的人聯繫起來？
蓋莫：我認為你應該道歉，去單獨向你傷害到的人道歉。我不覺得你需要向全世界道歉或者向那些你覺得會僱用你的人道歉。道歉只能是為了那些你認為受到你傷害並且想要這份道歉的人。我不確定這對其他人是否會有很大影響，但昆汀和羅曼的道歉清楚直白，白紙黑字。他們不是那種「我對我冒犯的人感到抱歉。」他們的道歉是認真的。
當你找人寫書面道歉或者幫你處理那些事情的時候，你可能錯失了重點。除非你根本就沒感到抱歉。當塔倫蒂諾打電話來的時候，他真的說這都是他的錯，他覺得自己就是個混蛋。我說，「我不需要公開道歉，但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我也能理解。」當你深陷其中，備受輿論的時候，很難說得清楚。
記者：語氣也是一個問題。很多人認為玩笑的外表底下可能越界了，有時候會漸漸失控。
蓋莫：我也是一個認為可以拿一切事情開玩笑的人。我很幽默，當有人拿我開玩笑的時候，我也會笑。我認為人們應該處理好自己的憤慨，不要理會冒犯自己的人。如果你覺得不好笑，那就是不好笑。你不用為了開一個玩笑就去道歉，除非你真的搞砸了。道歉要真心誠意。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為我們根本不覺得抱歉的事情而道歉。所有找茬兒的、攻擊人的都忽略了重點。
這就像是，我們就不能權利平等嗎？不如同工同酬？可能還有停止職場中的性騷擾行為？相反的，大家的重點都是那種「昆汀·塔倫蒂諾講了白痴笑話！」這樣不對，女性，才是我們的焦點。這不應該全都是跟名人、跟把人扳倒有關。我們要積極一些，邁步向前。
我認為亂咬人、把你不喜歡的人拉下水損人不利己。我們也都看到發生的這些事情了。如果你沒有在做積極的事情，沒有改變什麼，那就不要裝。就直接說，「我討厭這個人。」（笑）我一直都在一個奇怪的困境中。我一生都這樣。人們總說，「因為羅曼對你做的那些事，我們討厭他。」我OK的，我不想誰恨誰，而且其實你也壓根兒不在乎我。讓我煩的是有人用你的名義攻擊別人。
讓我們來用你被強姦的事情攻擊昆汀·塔倫蒂諾吧。這種偽善一直困擾著我，因為我一直都處在這樣的困境中。事情就是這樣，我的生活一直都這樣，大家都會說些愚蠢的事。
記者：#MeToo運動的基礎是女性不停站出來曝光她們被性騷擾和性侵的故事。這給沉默的倖存者帶來了什麼？你也是這麼多年來其中的一位。
蓋莫：#MeToo運動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也激起了很多對話討論，但是如果這演變成一種扳倒埃爾·弗蘭肯，或者一些共和黨人又或是好萊塢人士及整個好萊塢的武器的話——這不是它本來的目的。它本應該幫助人們站起來，而非將人們擊倒在地。事物總會像那樣被誤用，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初衷是讓世界更美好並做出改變。
我覺得如果你是性侵或某項犯罪的受害者，那就做你決定好的事情。站出來，但不鬧事攪局。說出來，但不譁眾取寵。這是私人時間，不應該壓迫、強迫別人去保持沉默或者大放厥詞。你必須要知道自己選擇的後果。如果你保持沉默，那個人可能會做出其他的壞事。這不是你的錯。你不一定非要站出來去拯救別人。是那個元兇做的壞事，是他們的錯。
如果你不站出來，等到40年以後，你再想要別人相信你——他們可不會相信你了。你必須明白當你決定不說出來以後，人們不會再相信你說的，這些都可能無從考證，你也沒辦法再做出什麼指控。所以按你心意來做，但要理解，總會有結果。衡量每一種可能性，再做出你自己的選擇。沒有人應該告訴你，你做的是否正確。
記者：自哈維·韋恩斯坦的事情曝光後，圍繞著這些事情的環境氛圍變得尤為緊張。當那篇文章爆出來之後，你的反應是什麼，以及你對過去幾個月事情的發酵怎麼看？
蓋莫：我和其他人一樣都十分驚訝於在2018年居然依舊有這樣的惡劣行徑。我本想著自七八十年代之後，事情就會變化很多。但#MeToo被誤用作為傷害名人和政界人士的工具，我也感到很難過。女性應該得到更好的對待，我們也應該站起來，要求真正的改變，而不是那些帶有色情意味的新聞頭條。
記者：如果當初你和波蘭斯基的經歷是發生在今天，你覺得會是怎樣一副樣子？
蓋莫：天哪！我甚至都不想去想。如果我們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門外全都是照相機，1977年那個時候我們必須背井離鄉，我只能想象這些發生在今天的話將是怎樣一場噩夢啊。
可能更多人會「站在我這一邊，」但我不覺得這會改善什麼。陌生人怎麼想的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自己知道發生了什麼。實際上，我覺得這不會發生在今天。年輕女孩在七十年代晚期的時候性別觀念很強，但現在事情都變了很多。
記者：過去，你曾說過因伍迪·艾倫並未承認的那起事件而批判他是很危險的。現在，他的電影因為受到強烈抵制似乎不太可能發行了。
蓋莫：我認為我們的司法系統以及無罪推定原則比任何一起犯罪都更為重要。法庭受公眾意見左右並不公平。要求公眾的信任或是讓他們去憎恨、以某事為恥或肯定對他人也不公平。
有時候，我們得不到正義，而有時候是我們不想要正義。如果你的發現是需要按你意願行動的陌生人的助力才站得住腳的話，這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不管環境如何，我們都可以恢復痊癒，這是來自內心的。傾聽他人是很重要的。判決和結果都不會來自於那些小報新聞。
記者：波蘭斯基的最新電影《真事改編》至今還未發行。很難想象在這樣的特殊的時候，它會被大家所喜歡。你怎麼看待我們文化中的這次轉變？
蓋莫：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讓這個世界對女性和弱勢群體變得更安全。浪費精力去對一件幾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並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我反感那些利用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炒作他們自己、立場和我不一致的人。這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暴力。
《真事改編》（2017）
去讚頌受害者形象和其所承受的傷害，而不是去讚頌恢復與和解，實際上是對於那些曾被傷害過的人們醜陋的變相利用。我認為，當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遭到欺凌時，我們應該像媒體一樣仔細地考量。你是在陳述事實，還是在給律師們爭取時間？
無論如何，我並不覺得那些曾犯下罪行的人應被永久剝奪工作和創造藝術的權利。那樣很愚蠢。我們可以自由決定自己想看、想買的東西，並不需要別人用他們所謂的道德準則來強迫我們、對我們提要求。
記者：在對塔倫蒂諾強烈的聲討中，有些人對他的電影緊咬不放以及他的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常常受到殘酷的對待。你認為人們應該過多關注電影中對女性和兩性關係進行更多的正面描寫嗎？
蓋莫：如果你覺得某人的電影有性別歧視、暴力，或者你不喜歡那個人，那是你的選擇。如果你不喜歡，那就不要看。底線是我們都是自由的，我們生活在美國，我們能夠說、能夠做任何我們要想要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歡什麼，也沒人強迫你非要去關注它。
昆汀·塔倫蒂諾
我曾說過，很高興能夠看到更多女性導演，以及給女性更多有力量的角色以此作出改變。這很棒，我喜歡能看到更多這樣的改變。但最後，眾口難調，這也還好。你可以說「我不喜歡，」但你不能因為別人電影中的暴力就一直審查並責怪他們，這不是他們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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