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發展部研究員楊斌
美歐在二戰後的社會改良時期生產率出現持續、較快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罕見的貧富差距改善現象，但近年來卻表現出生產率增速停滯甚至下降的反常新現象。本文分析了各時期美歐生產率不同表現的危機和原因，並強調了弄清產生美歐生產率危機的深層原因對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美國生產率增速出現了停滯甚至下降的問題，這是違反二戰後美國生產率不斷增長趨勢的反常新現象。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與時俱進，深入考察美國生產率變遷及其深層的原因。
二戰後的黃金時期
二戰後的1950年至1974年期間，美國的非農業生產率平均年增速高達2.9%，這一時期生產率的較高增長速度，與國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長大體同步。人們普遍認為科技進步是美歐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因素，卻忽略了經濟制度創新和理論政策創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戰後，美國迫於冷戰壓力拋棄了傳統自由主義政策，在勞資關係、社會分配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實行了改革，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更多惠及到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平穩增長、貧富差距縮小的黃金時期，並由此改善了資本主義數百年來貧富懸殊、危機頻發的惡劣形象。西方媒體稱這一時期的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源於凱恩斯主義，但實際上更多的是迫於冷戰壓力借鑑的馬克思主義。如當年美歐曾盛行的企業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的理論中，利益相關者包括職工、消費者、社區居民等，而不只是為股東服務，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生產社會化理論的另一種說法。
很多時候科技的進步在帶來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也會產生貧富的急劇分化、金融投機氾濫誘發大蕭條等負面效應。但二戰後的這一時期，生產率出現持續、較快增長的同時卻伴隨著罕見的貧富差距改善現象。
二戰後社會改良時期的全球化重視實體經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關稅貿易總協定要求開放實體經濟領域的貿易、投資。各國對虛擬經濟領域的金融投機實行嚴格監管，確保了戰後匱乏的外匯、物資流入實體經濟，推動經濟復興。美國、歐洲、日本都出現了較快增長和經濟繁榮，民眾收入、職工待遇、社會福利伴隨著生產率提高的同時都有所改善，此外，各種社會利益相關者維護自身權益的運動也開始盛行。這些都說明二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改良時期的全球化，沒有帶來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化的諸多負面結果。
西方生產率增速下降趨勢背後的宏觀因素
1975年到1994年間，科技進步的速度在不斷提升，計算機、自動化技術進步的步伐日益加快，美歐工業企業的生產率也在繼續提高。1973年石油危機低谷的衝擊已經逐漸消失，西方媒體曾表示是撒切爾夫人和里根領導的世界保守革命促使美歐經濟走出了滯脹低谷並出現了經濟復興。但實際上，這段時期美國的非農業生產率增速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近二十年的平均增速僅為1.73%。
西方的流行經濟、技術說法都難以解釋這種生產率變化。事實上，各國的經濟學家、企業家以及技術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忽視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以及因此引起的美國國際戰略與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
1974年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要求西方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並建立社會福利制度，讓南方國家也能分享西方戰後社會改良帶來的經濟繁榮。
對此，美國紐約外交關係協會緊急調動了一批智囊團，啟動了應對發展中國家崛起願望的研究項目，隨後出臺了影響此後數十年甚至至今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美國智囊團認為，倘若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就會憑藉人口、市場的巨大規模贏得對西方的優勢，因此必然會威脅到美國享有的全球經濟和軍事霸主地位。美國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必須自己先拋棄戰後的成功政策，這樣才可能引導發展中國家效仿並推動世界經濟解體。
智囊團提出二戰後全球經濟增長來自西方社會改良政策，其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與美國首任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思想的綜合體。他們提出必須拋棄二戰後社會改良政策而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拋棄二戰後遏制金融投機並扶植實體經濟的成功經驗。
里根執政期間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削弱了長期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羅斯福監管法規，導致了金融圈內濫用信貸槓桿收購實體企業的事件頻頻發生，同時還產生了耗費數千億美元稅款來挽救存款損失的儲蓄信貸銀行破產案。
由於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卓有成效並在美國享有極高的聲譽，華爾街只能遊說國會逐步削弱而難以立刻廢除羅斯福法規，防止了美國在轉向金融自由化之後馬上爆發嚴重金融危機。冷戰時期，美國曾推薦日本實行類似羅斯福法規的政策規定，禁止央行、商業銀行信貸直接、間接流入金融投機領域，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卻施壓日本實行截然相反的政策，誘迫日本的銀行信貸大量流入股市、樓市，形成了驚人泡沫。美國媒體聲稱石油滯脹危機讓戰後社會改良的經驗過時了，因此全球各國才被迫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日本的實踐經驗也證明這種說法是完全不靠譜的。
20世紀70年代全球滯脹時期，日本恰恰是依靠堅持社會改良時期的成功經驗，政府推出大量鼓勵節能降耗的產業、財政和金融政策，企業依靠終身僱用制調動職工積極性奮力拼搏，開發出節能性能優越的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優勢。日本作為能源匱乏國家成功克服了石油危機引發的滯脹，卻因眾多銀行、企業痴迷於金融投機，泡沫破滅而一蹶不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眾多著名企業衰敗絕非偶然，豐田、日產等著名企業的造假醜聞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恰好是日本轉向新自由主義後災難逐漸顯現的時期。
二戰後的高速增長時期，企業的高微觀生產率帶來了高宏觀生產率的進步和國民收入的高速增長，而在當前科技進步必然會促使企業微觀生產率遠遠高於以前的時代，日本卻陷入了缺乏宏觀生產率增長的長期經濟停滯期。面對這一反常現象，我們確有必要擺脫狹隘的企業、個人印象的微觀視角，從影響全局的經濟制度、理論政策等宏觀因素中尋找答案。日本拋棄了二戰後的成功產業、財政、金融政策和社會改良理論，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至上、股東至上的價值觀，這就難免會讓二戰前日本野蠻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捲土重來，頻頻出現類似二戰前“東洋貨等於劣等貨”的企業信譽危機。
美國受到壟斷財團控制的主流媒體為推動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故意讓二戰後社會改良時期的成功經濟政策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反而讓膚淺、無意義的各種經濟理論、政策爭論充斥主流媒體，如避而不談為何當年二戰後物資匱乏、資金緊缺的困難時期，各國廣泛推行的社會改良沒有帶來效率低下、經濟停滯，反而促進生產率、財稅的高速增長和沉重戰爭債務消失，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期伴隨著不斷削減的社會福利，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
由於當時美歐媒體的誤解，促使人們誤以為今天經濟形勢日趨惡化是自然而然發生的，無論什麼政黨上臺並改變經濟政策都難以改善經濟現狀，誤認為今天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是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帶來的，避而不談二戰後社會改良時期全球化伴隨著生產率大幅度提高。
美國金融投機氾濫與生產率停滯危機
1995年至2004年期間，美國的非農業生產率出現了大幅度上升，年均增速驟然提高到3.05%，甚至略微高於社會改良時期的2.9%。對其主流的解釋是互聯網技術革命促進了生產率增速加快。
互聯網技術革命雖然確實一直方興未艾、迅速推廣，但美國的生產率增速卻並未得到平穩上升，而是表現出大起大落的特點，特別是次貸危機以後生產率增長明顯趨於停滯，2016年甚至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負增長反常情況。
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耶倫（2018年2月卸任）都承認美國已陷入了生產率增長停滯的危機，耶倫還承認美國貧富差距上升到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人們僅從科技進步角度難以解釋為何出現這種情況，因為計算機、信息化技術一直都在加速進步。
1995年至2004年美國生產率增速的驟然加快，其實並非是互聯網革命提高了生產率進步的速度，而是1999年徹底廢除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之後，大量央行、商業銀行信貸直接、間接流入金融投機領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從而導致高估虛擬經濟領域的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
2000年美國互聯網股市泡沫破滅和納斯達克指數崩盤，導致互聯網技術進步和相關創新企業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美國相關部門並未吸取教訓去進行金融監管改革，而是採取了刺激更大的新泡沫挽救老泡沫的辦法，在互聯網股市泡沫破滅後又催生了次貸泡沫，這樣就導致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增速被高估，以及次貸危機爆發後生產率增長的停滯甚至負增長。
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數據似乎仍然世界領先，但從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部分失實。如據官方數據表示美國家庭平均財富比二十年前縮水，美國一半以上家庭難以拿出1000美元應對意外困難。次貸危機後美國民眾面對著大規模裁員、收入降低，不可能像以前一樣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或享受懶散，但是，大量失業人員因無法找到工作而被迫接受“不情願懶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訪問美國時看到的繁榮和輕鬆生活，隨著美國拋棄成功社會改良政策和經濟惡化，早已不復存在。
倘若根據1999年以前的羅斯福法規和經濟統計的計算方法，虛擬泡沫相關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都是虛假的、非法的，因而廢除羅斯福法規後國內生產總值、生產率數據出現嚴重失真。克林頓政府還修改了失業統計數據的計算方法，失業超過一定期限的人口就算作退出了勞動力市場，低估失業人數和勞動人口數量也導致了生產率數據被高估。
美國著名統計專家威廉姆斯開了一個影子統計網站，專門糾正美國官方修改統計口徑後造成的統計數據失真。他發現沿用美國官方以前的統計口徑進行重新計算，近年來美國的失業率高達23%，而不是官方公佈的4.9%，同時也意味著考慮到大量失業者被排除在勞動人口之外，近年來美國接近停滯的生產率數據仍然被大大高估，實際上生產率沒有增長而是出現了大幅度下降，這一點得到了美國官方公佈的家庭平均收入數據的證實，據統計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低於1999年。
分析美歐生產率危機的現實意義
一是弄清美歐生產率停滯危機的深層原因，對於更好落實十九大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前美歐模式因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而陷入了生產率危機，表明美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正在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美歐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動盪、主權債務危機等一系列危機。這意味著今後中國各方面改革不能以當前美歐模式為榜樣，而應該借鑑二戰後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美歐社會改良時期的成功經驗，當時美歐生產率高速增長表明生產關係更加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當時全球化秩序和貿易自由化沒有帶來民粹主義氾濫，應該繼續借鑑當年成功經驗並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社會化理論，保留當前全球經濟秩序中的合理因素並改革不合理因素，保留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貿易自由化並革除虛擬金融投機自由化。
二是弄清美歐生產率停滯危機的深層原因能幫助中國確定下一步的發展道路。二戰後社會改良時期全球化讓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良好，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化卻讓美歐、亞洲、拉美頻繁爆發金融危機。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在於利用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好處。有些觀點認為，中國改革成功來自接受美國倡導的現存國際經濟秩序，因此應該繼續推行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實際上，美歐已經出現了社會各界反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美國沒有兌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時的承諾，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對中國投資設置了種種障礙，如螞蟻金服收購美國速匯金時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交易。因此，中國也應該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桑德斯、特朗普都承諾恢復羅斯福和社會改良時期的金融監管改革，中國應該與時俱進、抓住機會積極推動國際金融秩序改革，這樣才能避免爆發金融危機，才能順應時代潮流，贏得各國廣大民眾的支持。
三是分析生產率與人口增長的關係，防止逐步進入老年化社會。當前美歐新自由主義模式不僅引發了生產率增長停滯危機，而且還引發了人口增長停滯危機和老年化社會的勞動力不足危機。今天美歐在人口增長停滯情況下出現的宏觀生產率增長停滯，同二戰後美歐在嬰兒出生高潮情況下的宏觀生產率高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這說明今天美歐人工智能進步雖然不斷提高企業微觀生產率，卻並沒有轉化為宏觀生產率、促進人口增長，反而因宏觀生產率停滯、民眾生活艱難導致了人口增長停滯，日本甚至出現了人口下降現象。唯有拒絕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並堅持社會福利制度的瑞典等北歐國家，人口仍然保持著較高增長速度並居美歐發達國家之首。其原因是優厚的社會福利保障確保分配公平並降低了家庭育兒負擔，廣大民眾並不擔心多養孩子會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當前中國放寬二孩政策後人口出生率仍然難以提高，就是由於養兒、教育、醫療成本過高加劇了民眾顧慮。我們應該吸取日本失敗教訓，並借鑑北歐人口增長的成功經驗，防止逐步進入老年化社會後出現勞動力不足的危機，避免人口增長停滯導致財稅、養老資金不足並影響綜合國力的情況發生。
四是吸取失敗教訓，借鑑成功經驗，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今天美歐機器人廣泛應用正不斷提高企業微觀生產率，但是宏觀生產率並沒有隨之提高，反而陷入了停滯、下降危機。這說明機器人技術創新迫切呼喚著同步的社會經濟制度創新，否則機器人技術進步不僅無法造福社會，還可能釀成嚴重問題。由於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宏觀生產率陷入停滯、真實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社會消費低迷，大大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擴張和消費不足之間的矛盾。一旦同金融自由化誘發的特大資產泡沫破滅發生共振，就會爆發生產過剩與資產泡沫破滅相互交織的特大混合型經濟金融危機。這也說明中國改革應該吸取當前美歐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失敗教訓，還應該借鑑二戰後美歐社會改良時期的成功經驗，確保微觀生產率增長能夠順利轉化為宏觀生產率增長，提高廣大民眾的消費水平，防止產能過剩釀成經濟危機，嚴厲抑制金融投機、資產泡沫並防範金融危機，同時還應及早開展社會試點幫助因機器人推廣造成的失業人員，通過培訓轉移到具有無限發展前景的社會經濟技術創新領域。
五是採用科學的數據統計和分析模型，有利於及時發現問題，防範重大金融風險的發生。美國經濟學界廣泛應用高深複雜的數學模型進行分析，研究生產率問題無疑也會運用大量數學模型，但是若基礎的統計數據出現了嚴重失真並無法反映現實，就意味著即使運用先進計算機和高深複雜的數學模型，也無法得出科學結論，就如同美國計算機專家常說的“垃圾輸入，垃圾輸出”。流行經濟數學模型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需要大量的經濟統計數據作為依據。目前有些研究機構和期刊要求論文必須採用數學模型進行論證，方法笨拙，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計算，實際上卻無法得出反映客觀現實的科學結論。中國經濟學界應該對這方面引起重視。
本文刊發於《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3月刊，3月5日出刊，編輯：謝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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