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在中國得到如此崇拜！
SCI最初是為了科研人員在短時間內找到與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關論文索引的工具，發表國際論文的示範並引導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發表論文的推動者，逐步變成某種程度異化和扭曲科學研究目的，綁架科研和學術評定，讓國內學術共同體愛恨交加、心情複雜的核心評價指標。
科研是為了認識世界和解決生產實踐問題，論文只是科研過程中的副產品。由於我們對科研活動的規律性認識不足，把複雜的科研活動簡化成等同於論文發表，再用論文發表的載體區分研究者水平高低顯然是不靠譜的。如同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必須進行主動或者被動調整類似，如今破除SCI崇拜並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科技評價體系，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一環。
當然，一切問題的根源不是SCI，
而是異化它的力量。
SCI怎麼被扭曲的
最早，由南京大學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標來衡量科研人員水平的評價方法，並在之後被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漸成為主流的學術、科技評價方式，對於引導國內學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發表論文，提升中國科研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接軌國際前沿科技，在當時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當時的SCI給我們提供了科技評價客觀的尺子，歷史地看，是一種進步。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SCI逐漸被神化，在科技評價中，唯SCI、ESI的做法越來越嚴重、普遍。
為了迎合這種量化指標性的評價模式，有的學者靠熱點、拼湊、抄襲等，短短几年發表數十篇甚至百餘篇SCI論文，卻對解決實際問題沒有任何意義；有的高校為了SCI的光環，在進行人才招聘的時候直接“明碼標價”，要求3—6年內要發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則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將SCI、ESI指標納入到高校建設指標中……
如今，有人戲稱SCI、ESI等指標就是學術界的GDP，原因就在於這些指標與獎金、撥款等物質利益因素直接掛鉤。很多項目評審組僅僅根據申報材料裡的SCI論文數目和引用數量就得出評審結論，幾乎不去考察論文的內容和實際水平如何；同時，眾多學者的“帽子”、收入也與這些數量指標關係甚大，比如目前國內幾乎所有大學都對學校員工發表在SCI收錄期刊的論文實行獎勵制度，而且把期刊分為不同級別種類設立不同的獎勵金額，在《Science》《Nature》等所謂頂刊上發表論文的獎金更高……上述種種，自然就出現了“SCI崇拜”的怪圈。
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員將科學研究的目的從解決問題演化為發表SCI論文，科研評價成了數SCI論文，這其實也就解釋為什麼“唯論文”會成為科研領域的大問題。由於學術共同體的認知模式已經被這套量化指標綁架，直接導致了一些學術不端現象屢屢發生，也讓一些國內學者更願意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造成了國內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SCI被扭曲的土壤
以論文評價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歸結起來可能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們的職稱與待遇掛鉤體系單一，或者說只有評上某個級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證。社會上經常質問，外科醫生只要手術做好了，能治病，為什麼必須發表論文？因為單一的職稱與待遇掛鉤體系，外科醫生要評上職稱，才能長待遇，制度上沒有為外科醫生、農業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設計出其他合理增長待遇的渠道，他們也只能按要求拼論文。
第二，在文化上我們往往追求顯性的公平。顯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數量指標比較，論文數量或被引用數量、期刊影響因子等數據容易計量，容易比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數據來比較，用定性估計說誰的水平高，職稱判評給誰，也許評審人是出於公心，但難免有人就有認為你有貓兒膩。
第三，現行的以論文數量或引用量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方法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受益團體。對於從事生物、化學、材料等基礎研究領域的人，對於善寫和易寫論文的研究人員明顯有利，期刊出版界明顯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現行的評價方法，目前還看不到誰是明顯的受益方，當然，分類評價更公平，對國家科技發展有利。
第四，各個層次的科技管理部門勇於擔當的領導少。口頭上或認識上，不少領導都看到了以論文數量或引用量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方法產生的弊端，有些評價方法的改革，其實就是部門或單位領導下決心即可，但有些人還是猶豫不決。
“SCI崇拜”不破 新評價體系難立
中國科技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科技評價機制和導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關係到新時期科技評價機制能否成功確立，過度重視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國內科技界學術不自信的表現。從國家角度來說，由於國內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評價制度的不合理，導致中國人的研究成果都爭先恐後地拿到國外期刊去發表。科學無國界，但科研經費的來源是有國界的，技術的使用是有國界的，知識產權的歸屬更是有國界的。
科研成果首先在國外發表，使得國內同行不能在第一時間受益，影響了中國的科技發展，浪費了國家的科研經費投入，這是個大問題，應該要得到根本改變。閱讀更多 雜誌社辦公室主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