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生代导演中，杨树鹏是一个文青，而且是一个暴烈的文青。他曾是浪迹街头的混混，后来做了消防员，又去美术学院进修，毕业后成了记者、央视编导，直到投身电影界，还出版了个人文集。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复杂经历与内心的艺术敏感相碰撞，让他的作品充满一种如沙砾般的质感，丰盈又残酷。正如这部《少年》中的主人公苏昂，即使头破血流，命在旦夕，依然怀着年少时的情怀，让生命绽放出最具爱意的光彩。
犯罪片一直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因为它凝结了动作枪战戏的影像面子和触及人性阴暗的思想里子，能形成视觉与内心的双重震撼。但是在内地的电影体系中，犯罪片很容易就演化成警匪之间单向或双向的猫鼠游戏，走向法治进行时的套路，精彩度和力度都不够。《少年》可谓承接了去年曹保平《烈日灼心》的风格，将充满悬疑的剧情沉入到不同人物的欲望诉求中，形成一张内外交织、越收越紧的网，直到最后线的崩裂。
影片开头，校园中的暴力事件，血流成河的少年，从高压线杆坠落的男女，迅速为影片奠定了残忍的基调，惊悚的气氛开始在银幕弥漫。转眼十年之后，已经成人的少年苏昂开始用自己的高智商和高科技手段，将警察与匪徒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们都知道他的目的是复仇，但是向谁复仇、如何复仇却成了摸不透的疑点，因为一具十八年前的尸骨的出现，让这个本是简单的剧情开始变得复杂。
犯罪悬疑片的叙事是一个下套和解套的过程，下套看“局势”，解套看“阵势”，也就是说下套要铺陈得够聪明，在隐与显之间，让观众看进去，但看不明白。而解套要在瞬间将电影推向高潮，又一泻千里，形成淋漓尽致的刺激。《少年》在下套时安排了四条线索，除了从校园暴力案中长大的仇敌双方苏昂和申哥外，又增加了警察和乐团指挥两组人物，并且占据了故事的重心，让剧情凸显出更宏大的气度。
张译和刘天佐的警察组合就像一对相声演员，在插科打挥中营造了黑色幽默氛围，缓解着影片过于压抑的气氛。而郭晓冬和余男的夫妻关系，通过植入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情节，揭示了人物的变态面相，塑造的是一种罪恶型的人格。警察在探查尸骨案时，将目光投入到了苏昂身上，而苏昂又不断把乐团指挥引入局中，最后就成了借力打力，让真正该承担罪责的人物进行直接较量，形成影片的高潮。
作为从街头走出来的文青导演，杨树鹏很重视场景和塑人的仪式感，也就是那种舞台剧般的“范儿”，这在之前《匹夫》中就有明显体现。来到《少年》中，暗夜中的电线塔、布满文件夹的办公室、木桥上的剪影、大雨中的残杀以及吃泡面的警察、做着性手势的傻子、墙角寂寥的少妇等，组成了一幅幅来自生活而别具风味的画面，阴冷却富有现代性的诗意。尤其是最后的打斗，在残破的木船上，随着斧头一下下砍断船板，紧张感也在敲打着人的心灵。
在这里，故事没有对人物之罪做出任何说理性解释，它就是一种原罪，一种从欲望向嗜血发展的冲动，就像我们看见谜语就像知道谜底一样，他看到猎物，也会不由自主地扑过去。这就是影片的“解套”，从此时倒推十年前，再到十八年前，将大人们的欲之罪与少年的暴力罪结合在一起，一刀斩断，扫开了之前营造的重重迷雾。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震动，影片最后还是回到了少年苏昂身上，回到了他的精神世界，生命短暂，而情感炽烈。
杨树鹏似乎对日本电影有一种抹不开的情结，前作《我的唐朝兄弟》延续的是黑泽明《七武士》中农民劣根性的批判，而这部《少年》也有经典犯罪片《砂之器》的影子，采用闪回方式来结构故事，罪案的核心人物同样都是音乐家，主题也比较类似——“人可以改变命运，但无法逃脱宿命”。而《少年》的特点是丰满、充实，在多条线索交错的情况下，还能做到逻辑清晰，比较难得。
片中，忠厚老实相的郭晓冬扮演满头灰发，眨着眼睛的怪叔叔，张毅继续自己邪性怪诞的言行，余男的性感中透露着满腔幽怨，新生代欧豪戾气满身又爱意丛生……每个人都好像游历在这个世界之外，如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物，有快意恩仇，有儿女情长，有刀光剑影，活得粗糙，却实在。影片的名字“少年”，一个简单又充满浪漫情怀的词汇，也让人想起“少侠”，习得无影功，为爱复仇，十年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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