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可以说是周王室分封下最特殊的诸侯国。刚开始，周王室从殷商手中夺得天下后，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安抚商人旧部，让其认同周王室的统治。
对于早期力量不足的周王室来说，没有什么策略比保留商族王室“以商治商”，更能安抚前朝旧部了。因此，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被顺理成章地留在了殷商旧地。
然而，要商人就此归顺，仅仅靠道义上的安抚和无条件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周王室做了周密的规划，即将商人旧土分为三个部分，将其中两部分交给周武王弟弟管叔和蔡叔，以便从东、南两个方向监视殷商旧族。
周天子画像
这种布局可以说万无一失，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周武王的早逝和继任周成王的年幼，让整合没多久的殷商政治力量蠢蠢欲动。更严峻的情况是，原本作为监视者的管叔、蔡叔亦与商人达成同盟，共同发难，由此爆发了“三监之乱”。
这场叛乱最终由周公东征而平息，却让周王室的地缘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动，由此诞生了一个新兴的诸侯国——宋国。
宋国德薄位尊、力弱谋强、志高才低、气小举重，只能徒留笑柄
经此波折而建立的宋国，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作为前朝殷商后代的宋国，却受到了周王室无限优待和尊荣。
春秋初期的诸侯国
在政治上，宋国被授予了最高爵位——公爵，超过了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齐、晋、燕等国；在外交上，宋国没有被视为周王室的臣子，而是被看作是平等的尊客；在领土上，宋国地处黄淮平原，土地肥沃，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是非常富饶农耕之地，而且宋国疆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狭窄，而是有一定的面积：疆域达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跨豫、兖二州。
正是这些资本，让宋国在春秋时期一度十分活跃，他们积极地参与各项外交事务，甚至一度妄想称霸。
齐桓公去世后，中原又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宋襄公雄心勃勃，妄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甚至不惜和真正的霸主楚国一战。在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兵败，让宋国的真实国力暴露无遗。对于宋襄公的失败，后人多以其迷信仁义、没有对楚国“半渡而击”为主要原因。
宋襄公的失败，固然是由于他未能相机变通，但根本原因是宋的国力不足，其领地无险可守，宋又是商的后裔，如何能得到姬姓诸侯的拥护？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如果我们全景观察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虽然其仍占据中原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块几乎一马平川的土地，这注定是一个四面受敌而无险可守之地。
如果说山地之难在于攻，那么平原之难在于守。宋国所分封之地河南防御性不足，这就是周王室对殷商旧势力作出的最优防备安排，也是宋国最大的地缘短板，使得宋国富而不强，虽大却弱，没有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宋国没有逐鹿中原的可能，只有附庸霸主的命。
正因这样糟糕的地缘，可以说一开始宋国就没有与楚国争霸的可能，无论“泓水之战”是输是赢。所以，宋国有识之士子鱼才会在宋楚争盟之时就忧心忡忡，以为宋祸不可免——子鱼看出了“小国大志”是最危险的。
宋国丰富的物质资源、无山地的大平原、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霸主之间对抗的焦点。宋国必然成为霸主笼络的对象，故宋国一切资本无不是建立在“附庸”上的，所以只有当周王室中央政权强盛时，宋国的公侯爵位才有意义；反之，当周王室权威崩溃时，宋国所谓的公侯爵位和政治优待将一文不值。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晋国称霸的时候，宋国还想以自己是周王室客人为由拒绝缴纳粮食，只会被晋国斥责而无言以对，沦为笑柄；同样的，只有当齐国强盛，紧跟齐桓公的宋襄公才有分量可言。
当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妄想取代其盟主的地位，结果在现实残酷的教训下，宋国才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力。他们明白没有齐国的庇护，自己只不过是任楚国宰割的小国而已。
《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剧照
但是从战术上看“泓水之战”的惨败，确实和宋襄公未能“半渡而击”有关。本来河流的防御性就远远不及山脉，古人有“一衣带水”之说，来形容虽有江河相隔，仍像一衣带，非常方便，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障碍。
然而，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障碍，同样意味着不足以成为进攻的障碍。泓水这条天然防线本身就有先天不足，更严重的是，这条“捉襟见肘”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宋襄公非要等楚国渡河，并排列好阵容，方才迎战。这是对本国地缘毫无认识而做出的糊涂举动，宋国大败而归亦是必然结局。
就宋国薄弱的防线来看，一旦泓水防线被突破，意味着宋人只剩下睢水为防线，做最后的抵抗了，这几就是亡国之祸，无怪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大败，“国人皆咎公”了。
战略目标与战略实力的不匹配，是小国最大的危险。所以，国家野望必须和国家实力相匹配，如果相匹配，那叫雄心壮志；不太匹配，那叫野心勃勃；太不匹配，那叫痴心妄想。宋襄公就是这样“痴心妄想”的主，德薄而位尊，力弱而谋强，志高远而才低，气力小而举重，只能为后世徒留笑柄。
《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剧照
宋国并非处在“风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赢得了生存空间
和郑国比起来，同样处在“四战之地”位置的宋国，所承受的压力却小得多。这又是为何？
一方面因为无论是秦国、晋国，还是楚国，其核心区都离宋国较远。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算是大国中离宋国比较近的了，但是齐宋之间要想发生直接博弈，必须先吞并鲁、莒两国。并且早期的“齐楚争霸”在中后期转变为“晋楚争霸”，也让宋国的生存稍微有了一些回旋的余地。
另一方面由于宋国采取了一边倒地“与晋结盟”的策略。如此一来，宋国的主要矛盾则全部集中在宋楚矛盾上，处理起来相对而言比郑国要容易很多。而且楚国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是放在郑国之上，他们只有在控制郑国的时候，才会起伐宋之心。
宋国作为晋国最忠诚的盟友，它的向背有着风向性意义。晋国大臣赵鞅早就看出晋国拉拢宋国的重要性，曾建言“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惧不至。”如果晋国连最亲密盟友宋国都无力庇护，不但是对晋国霸主权威的严重挑衅，而且容易引起盟友对盟主不信任而倒戈。
出于这些考虑，晋国必须全力援助宋国。如“城濮之战”中，楚国汇合诸侯围困宋国，晋国出兵救宋，与楚国战于城濮。晋国对宋国的援助，也是宋国能在楚国进攻中保持独立性的根本原因。
《国家宝藏》赵鞅剧照
与直接进攻郑国不同，楚国在对宋国的争夺上，秉持着小心翼翼试探的态度。他们较少直接出兵，更多的是指示郑国对宋国发动“代理人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国对宋国的战争，背后多有楚国的影子。由此可见，楚国对宋国的争夺必须建立在郑国的支持上。换言之，楚国在对宋国影响力上远不及晋国，
为了更好地“以宋拒楚”，晋国除了为宋国击退楚、郑入侵，还在襄公十年进攻偪阳，并将其赐给宋国。晋国此举也显示出对宋国的充分信任，突显其利用宋国对抗楚国的对外策略。而宋国也因为并非处在晋楚争霸的“风暴中心”，以明智的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大国有大国的烦恼，小国也有小国的无奈。所以，无论宋国曾经有过多少辉煌，在晋楚争霸的格局中，他们的命运都不能自己掌控，而是被大国特别是霸主决定的；他们的外交策略也未必能遵守自己的心愿，而是被晋楚争霸的结果所决定的。这是小国的悲哀，也是弱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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