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金在之前撰写发布的《都说这个皇帝昏庸怠政,在周边一个国家人们却对他感恩戴德数百年》 中曾经提到:
到了肃宗之子朝鲜英祖李昑时期,又增修大报坛并在祭祀对象中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
此时是朝鲜英祖二十五年(1749),上距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的景山殉国已经有105年,为何英祖要独出机杼将墓木已拱的崇祯帝增加为大报坛的祭祀对象,其中颇有一些深刻的原因。
这里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清朝官修的《明史》最终完成定稿并被朝鲜人寓目阅读。
《明史》自清顺治二年(1645)也就是崇祯帝殉国的第二年开始动稿,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定稿,前后历时94年,而朝鲜通过出使北京的燕行使获得《明史》再被儒臣士大夫读到,又过了一些时间。
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一日,官职为应教的李朝儒臣黄景源读到《明史》中关于丙子胡乱时崇祯帝曾派陈洪范援救朝鲜未果的记载,心潮澎湃之余,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发现和相关的感想心得奏报英祖。
黄景源除了向英祖奏报崇祯帝曾经试图援朝的往事,还加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丙子胡乱时朝鲜如能坚持在南汉山城中抵抗清兵,则明朝援军必至,而当时的崇祯帝不责备朝鲜不能守城,反而责备臣下援救不力,所以
出师之恩,毅宗、神宗何间?……其悯念属国之恩,未有如我毅宗(指崇祯帝)者也。
进而他表非常激动地表示“而今皇坛不祀毅宗,臣窃伤之”,要求在大报坛中增加祭祀崇祯皇帝。
英祖接到奏报以后正中下怀,第二天就召集群臣在朝堂之上讨论是否如此这般执行,但大多数朝鲜臣僚百官对此的立场和态度是反对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明神宗万历帝援朝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成功,对朝鲜确实有所谓“再造之恩”,而崇祯帝虽拟出师但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一说出师后很快就撤军了),简单地说,就是万历帝真正帮助并取得了实际效果,而崇祯帝则说得不客气一点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祖的态度是坚持要祭祀崇祯帝,但因为反对者众,国王舌辩群臣也没有效果,此次朝会的这个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过了十余日,朝会再议此事时,群臣竟然一致同意将崇祯帝供奉入大报坛。
英祖自然正中下怀,说干就干,当即就下旨改造大报坛,设立崇祯帝的祭祀神位——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重大举措。
朝臣十几天前还众口一词反对,十几天后又一致同意,背后应当是有英祖和他的支持者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是群臣理解了英祖之所以要如此作为的内心动机和根本原因。
内心动机和根本原因有几个层面的因素,且让谈古论金一一道来:
第一、比较单纯的感恩之情。
英祖知晓崇祯帝的这个所谓“东援之恩”后,感慨道:
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崇祯帝对朝鲜的这个态度,确实不因为其实际执行与否,影响其道义和伦理上的价值,在英祖的说服下,群臣也逐渐理解认同来了这一点。
第二、李氏朝鲜试图利用尊明义理强化内部共同体认同,巩固自身统治基石的现实需要。
天启三年(1623,朝鲜光海君十五年,仁祖元年)朝鲜王朝发生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光海君)被侄子绫阳君李倧推翻,史称
仁祖反正(인조반정),政变的借口和名分主要就是光海君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执行中立政策,政变后以光海君嫡母仁穆大妃的名义颁布教书,这道教书可以算作是政变宣言,也是声讨光海君的檄文,其中就指责光海君敷衍有再造之恩的父子关系的明朝而里通后金,会使得李氏朝鲜变成禽兽之国,宗社将亡。这固然貌似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构建了仁祖政变夺位的某种合法性,也就是保持和明朝“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关系,仁祖本人在位的前期也确实接连与新兴的后金汗国发生战争,但是到了仁祖败于后金从南汉山城出来向皇太极投降之后,这个意义上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了。
前面我们说到,仁祖反正的时候还是天启年间,天启帝也就是崇祯帝的哥哥并没有马上承认新政权,直到经过调查,二年多之后,明廷才正式遣使册封仁祖,仁祖反正及仁祖王位的合法性也才得到宗主国的认可。
但即使如此,明朝的承认只是基于“联鲜制奴”大局下的权宜之计而已,并未改变明朝对其“篡逆”的定性认识,之后明朝的很多民间史书都把仁祖的上位称为“篡逆”,让朝鲜王室一直心惊肉跳,怕被官修史书采用,让自己在青史上留下恶名。
朝鲜仁祖是朝鲜肃宗的曾祖父,也就是朝鲜英祖的高祖父,所以肃宗、英祖都是仁祖一系,在为仁祖反正辩诬的同时,需要完成另外一种政治伦理的合法性背书。
也就是在《明史》修成的乾隆四年(1739,英祖十五年),朝鲜方面得知《明史》中仁祖反正的书法是“国人废珲而立其侄绫阳君倧”,感到非常满意,仁祖反正在邦交和宗主国认可方面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朝鲜内部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因为宗主国是身为胡虏的清朝,所以为仁祖反正辩诬和明朝时候为开国国君李成桂的家世辩诬完全不同,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无所谓。
这其实代表了朝鲜儒臣中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王室的合法性和儒家学说和义理有关,这种认知和崇明反清的认知是有交集的,所以英祖作为仁祖的后人,除了获得宗主国对其的认可,
还必须要强调自己在儒家义理上的合法性。
祭祀崇祯帝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其中隐含的意义是:虽然哥哥天启帝对仁祖的承认有着那么一些瑕疵,但是弟弟崇祯帝准备像万历帝援助宣祖那样援助仁祖,所以仁祖一系的合法性绝没有问题,而成为清朝藩属实在是迫于形势和实力,WULI的心是一直属于大明的。
最后说一个花絮,其实也颇说明问题:
大报坛的三个明朝皇帝,英祖后来都增加了配享的大臣,明太祖是徐达,万历帝是援朝将领李如松,配享崇祯帝却不是派遣援朝的陈洪范——这是因为陈洪范为人贪功好利,曾经两次救了张献忠的性命,后来还降清了,自然不符合义理的标准,所以配享崇祯帝的是明末殉国的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
英祖的一番苦心孤诣,在这里也得到了表现。
朝鲜翼宗有关于大报坛的诗曰:
匪风思古帝,何处是中原。
内苑三坛屹,千秋感旧恩。
作为政治的一部分,朝鲜对明朝皇帝的崇敬感恩,是有深刻内涵的,本文也只是粗浅地涉及到了一些浮面,以后再和大家详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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