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學界又一力作
重現盛世大國外交
#新書推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定價：
58元
《經略西北：巴達克山與乾隆中期的中亞外交》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三十五年（1770）間清與巴達克山關係為中心，討論清朝在西帕米爾權力與情報網絡建立、展開的過程及其運作實態，檢視清朝對邊外潛在危機的因應策略，以期對理解清朝中亞外交及新疆行政體制的運作、清朝“天下秩序”在中亞的建構提供一個具體的觀察角度。本書亦期望基於對清與巴達克山關係的個案研究，由邊裔反觀內地，考察乾隆年間政治文化的構建與朝廷西進經略如何交互為用，“西域”又如何在與邊疆鮮少交集的士人群體中成為流行的話題。
馬子木，1992年生，漢族，山東濟南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政治文化史，在《歷史研究》《史語所集刊》《民族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
-目錄-
（向下滑動預覽 ）
緒 論
第一節 巴達克山：地理沿革與知識譜系
第二節 先行研究評述
第三節 史料概說
第四節 旨趣與結構
第一章 清朝權力網絡在西帕米爾的初建
第一節 追討大小和卓
第二節 教義與利益：蘇勒坦沙的策略
第三節 準噶爾遺產與清朝西進
第二章 清與巴達克山關係的常態化
第一節 “第一西方足嘉國”
第二節 通商貿易
第三節 私誼化的交涉
第三章 奇特拉爾爭端與清朝的因應之道
第一節 西帕米爾諸部的歷史糾葛與政局波動
第二節 奇特拉爾問題的出現
第三節 清朝的因應之策：信息收集與決策形成
第四節 羈縻的邊界與限度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清與杜蘭尼王朝的相遇
第一節 愛烏罕杜蘭尼王朝的擴張與巴達克山內亂
第二節 外交經驗與邊政決策
第三節 清朝的對策：內向與外向的徊徨
第四節 伯克易位與清朝威權的延續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清朝西進與士人地理知識世界的變遷
第一節 明清西域形象的製作與傳遞
第二節 經世學術、河源考訂與西北經略
第三節 同文之治與乾隆朝西北輿地研究的展開
第四節 小結
餘論
附錄 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
第一節 “同文”意涵及其變遷
第二節 “同文之治”：清代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建
第三節 “文治與政治以偕隆”：同文的教化意義
第四節 小結
主要徵引文獻
後記
-節選-
西帕米爾地區部族政權林立，其中大多在西師告竣後與清朝通使往來，筆者之所以選擇巴達克山進行個案研究，主要基於巴達克山在該區域內的特殊性，以及其與清朝關係的特殊性。相對而言，巴達克山在當地諸多部族政權中疆域較大、實力較強，長期與喀布爾、準噶爾貿易，亦較富庶。1747年，蘇勒坦沙繼立為巴達克山伯克，其人“強力勇鬥” ，繼承了此前歷任伯克對外擴張的策略，汲汲於確立在西帕米爾地區的霸權，因此不免與鄰部交惡，積怨日深。彼時西帕米爾地區的政治恩怨，很大程度上都與巴達克山有關。清朝與巴達克山因追捕大小和卓而建立聯繫，後者因之歸附清朝。其間雙方進行了反覆的交涉與協商，這在清朝與西帕米爾政權的往來中實屬少見。在清朝看來，蘇勒坦沙呈獻和卓屍骸，舉止恭順，高宗甚至稱巴達克山為“第一西方足嘉國” 。而在蘇勒坦沙看來，清朝可以成為巴達克山可資攀附與仰賴的力量，呈獻和卓屍骸則為攀附提供了資本，故反覆向葉爾羌邊臣請兵求援，希圖挾清自重。清朝亦投入相當的資源，調查、化解邊外糾紛，以確保邊疆秩序的穩定。
《吾學編》卷六八下對巴達克山的記載，反映了明清人的一般認知
此項研究的第一步固然是對清朝與巴達克山歷次交涉的細節進行釐清與考訂，但有必要澄清的是，基於巴達克山的個案研究不等同於巴達克山的地方史研究。本書主要依據清朝官方的記載，特別是葉爾羌邊臣的奏報，較少涉及中亞本土的波斯文史料。此猶兩造之訟，未可據一方之言以斷曲直，巴達克山地方史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廣泛參酌本土史料的基礎之上。從清朝的官方史料出發，則意味著以高宗君臣的視角與立場審視巴達克山問題，易言之，是一種或可稱為“清朝中心觀”的研究取徑。葉爾羌邊臣有關巴達克山的情報大多來自使者、商人與邊民，其中不乏訛傳。但對於本項研究而言，相較於追問彼時巴達克山的事實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考察清朝對於巴達克山所知如何，而後者正是高宗君臣據以決策的基礎。就此意義而言，巴達克山只是觀察清朝中樞決策與邊疆行政體制如何運作的一個場域，其歷史並非本書的研究旨趣所在。
晚近圍繞新清史的討論加深了學者對於清代邊疆治理體制與實效的興趣，清朝在廣袤疆域的有效統治，究竟得益於對傳統中原王朝統治技術的繼承效仿，抑或來自與蒙古、西藏親近的所謂“滿洲特性”甚至“內亞傳統”？然而此種論述卻將“漢”與“非漢”視作兩種難以互通、非此即彼的概念，也因之強化了“中原”與“邊疆”的區隔。必須承認的是，滿洲肇興東北、締姻蒙古、交通西藏，在立國之初確實不可避免地受到蒙、藏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其是否能上升到所謂“內亞性”的高度，則仍需懷疑。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近似“內亞性格”的邊疆治理舉措只是一種技術手段，“只具功能性的意義，不能隨意拔高為王朝政治運作的正當性基石，也無法成為清王朝的普遍性制度基礎” 。僅僅強調中原或內亞單方面的政治傳統或文化資源，均無益於理解清代中國政權性質與國家構造的複雜性。筆者希望以巴達克山為具體的觀察場域，檢視清朝權力網絡在此地區內建立與展開的過程、其所憑藉的政治文化資源以及具體的行政策略，特別是來自中原、滿洲與蒙古的諸多政治文化傳統如何交匯於清朝的中亞外交之中，高宗君臣又如何因其宜而用之。
《平定西域戰圖》之《拔達克山汗納款》
另方面，得益於近年來中央檔案與地方文獻的陸續公佈，清代邊疆史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其日益成熟的研究取徑、問題意識不免與“內地史”漸行漸遠。作為整體的清史，也因此被區隔為兩種不同的歷史敘事。從清代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內地與邊疆事務由同一中樞決策體制所處理，邊地與中原的官員存在穩定的雙向流動 。這種機制、人事上的連續性都表明，邊緣研究固無法迴避與遺忘中心層面的關照。邊疆議題的討論不應僅止於“由邊疆論邊疆”，在“由中央看周邊”的同時，亦應“由周邊看內地”。在此方面，筆者嘗試在朝廷的西進經略、士人社群的學術興趣以及乾隆中葉政治文化的構建三者間建立可能的聯繫，考察乾隆朝政治史與政治文化史的一個面向。如前所述，西進經略之於高宗君臣的意義不僅在於疆域展拓與邊陲綏靖，亦意味著一種涵括準噶爾遺民與南疆穆斯林在內的新政治文化秩序的確立。在此新秩序內，主要族群皆有一席之地；新邊界的確立亦使高宗逐漸失去對邊外事務的興趣，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衍生出的不干涉政策成為高宗處理西帕米爾事務的準則。對士人而言，西師告竣成為極盛來臨的標誌。朝廷與士人對於熟悉（或再熟悉）新定之疆土與新近歸附的鄰國具有共同的興趣，西域、中亞的歷史與地理因之成為士人社群中頗為流行的議題，士人的學術興趣亦成為乾隆中葉新政治文化構建的一個環節。
本書自緒論與餘論外，分為五章。前四章大致依時序討論清朝與巴達克山關係的建立、展開與波折，藉以考察清朝權力網絡在西帕米爾的結構與運作實態。西陲平定後，清朝雖未嘗陳兵中亞，但卻未喪失對中亞事務的興趣，並維持其威權地位數十年之久，這正是得益於其所建立的雙軌式的多圈層權力與情報網絡。通過葉爾羌辦事大臣控制的官方渠道與額敏和卓監臨的半官方渠道，清朝權威由南疆伯克、商人向外藩伯克層層滲透。由於兵力所限以及中原傳統政治觀念“守在四夷”的影響，清朝在面對中亞內部爭端時，逐漸確立“不干涉”政策，但其仍對中亞情勢密切關注，並嘗試間接協調或通過政策傾斜影響巴達克山政局，實現一種不在場的“遙遠的介入”。
《萬國來朝圖》（清乾隆）所繪巴達克山貢使
這一權力與情報網絡的建立與運作彰顯出清代“大一統”的政治構造特色。西帕米爾地區的族群與文化均與清有較大隔膜，清朝在制度與知識上亦無足夠的準備以因應其西陲經略。準噶爾汗國長期統治天山南北路，地理上介乎清與西帕米爾之間，使其政治文化亦成為溝通二者的中介。清朝以準噶爾汗國的繼承者之面目出現於中央歐亞東部，基於實用主義的考量，繼承了準噶爾在人員、語文、政治邏輯諸方面的遺產，構成其中亞外交得以展開的基礎。唯此不過為一時便宜之策，隨著與中亞諸國接觸之頻繁，高宗逐漸調整治理思路，蒙古因素在中亞外交中的壟斷性地位逐漸淡化，滿、漢等多元影響因素亦滲入其中。
自康熙朝開始的西進經略以及乾隆朝西師告竣後在朝廷在西陲邊外構建權力網絡的一系列活動，其影響並不限於西北邊疆一隅，第五章則是從士人的角度考察西進經略的影響，以及其與乾隆朝政治文化的關係。概言之，17世紀至18世紀士人對於西北的興趣與朝廷的西北經略逐漸匯為一流，士人關於西域、中亞的地理知識大為擴充。乾隆朝底定新疆後，朝廷對“同文”理念的構築、文臣紀功詩文的創作都構築起西域與中土、漢唐與
本朝的連續性，成為盛清時期大一統論述的基礎邏輯之一。附錄《同文之治：清朝多語文政治文化的構擬與實踐》則是具體闡釋乾隆朝新政治文化秩序的內容及其特質，特別是此一秩序如何確保以多語文為表徵的多元族群與文化共存於同一統治框架之中。上述兩章與巴達克山並無直接關聯，卻是朝廷西北經略的另一面相，而清朝與巴達克山的關係亦是基於此種新的多語文政治文化秩序。甚至可以說，乾隆年間清朝權力網絡在西帕米爾地區建立與展開的過程，正可從外交實踐的層面為理解多語文政治文化提供一個腳註。——選自本書《緒論·第四節“旨趣與結構”》
“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傳播千年文明 奉獻傳世好書
閱讀更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