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7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的著錄體例及其價值述論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的著錄體例及其價值述論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的著錄體例及其價值述論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反映了毛氏父子存藏善本的初步面貌,是中國第一部傳世的鬻書目錄,對其後鬻書目錄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甚而對當代鬻書目錄的編纂出版亦不無啟迪;同時,也為了解清初書價乃至文化經濟市場的流通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此外它還是一部產生年代較早的著錄體例完整的善本書目;它以強調版本特徵為其編目特點,為之後版本目錄的發展完善和近代善本觀的形成等奠定了基礎。

毛氏汲古閣以收藏精善宏富而聞名於世。其藏書數量達到高峰時,是在毛晉時代。據滎陽悔道人(鄭德懋)《汲古閣主人小傳》稱,毛晉藏書有84000冊。但遺憾的是,毛晉並未留下收藏目錄。毛晉卒後,幼子毛扆(1640—1713)善承父志,編撰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以下省稱為《書目》),共著錄毛扆晚年鬻販善本500餘種。但長期以來,這部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流行甚廣的鬻書善本書目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幾部影響較大的文獻目錄學著作中,如《校讎廣義·目錄編》(程千帆、徐有富著)、《中國目錄學史》(姚明達著)、《文獻學概要》(杜澤遜著)等附錄鬻販書目或特種目錄部分中,均未提到該目。只在提要目錄如《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嚴佐之著)、《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日本長澤規矩也著)、《明清書目研究·述要篇》(孫永如著)中收錄,然概述並不全面,且有訛誤。故而這部善本書目的概貌、著錄情況以及意義價值等等究竟怎樣,世人並不太清楚。為此筆者進行了考梳探討,以揭示這部鬻販善本書目的本來面目。

一、緣起與概貌

毛扆為何要編輯這部善本《書目》?毛琛於卷末題曰:“此卷,琛從曾叔祖手寫與潘稼堂先生底本。”毛扆於卷末《跋》雲:本欲將著錄之書悉數刊行,然未能實現,此願只能“託之太史(指翰林編修潘耒)矣”。可見,《書目》是毛扆最初準備出售給藏書家潘耒(1646—1708,號稼堂)的書單。但毛扆最終並未將《書目》著錄之書售於潘耒,而是陸續散入各家。[1]302關於毛扆撰寫《書目》的時間,潘天楨曾做過考證[1]207,其時間應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九月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之間。毛扆卒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終年七十三歲,此目即作於毛扆五十九歲至六十八歲之間,可謂晚年了。大概毛扆晚年有整體鬻書之意,故而才編寫是目。又嚴佐之謂:“據毛扆書目附言所識日期,《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成於康熙四十四年。”[2]37此言有兩誤:一是《書目》附言並非毛扆,而是毛琛;二是毛琛附識日期為“時乙酉花朝”,根據毛琛輩分及生年,當在乾隆三十年(176

5年),謂“康熙四十四年”整整提前了60年,顯然誤題。嚴氏還以時間為據,將其與錢曾《讀書敏求記》進行比較,認為“儘管後者的學術價值另有一功,非前者相比,但畢竟前者成書早於後者,其意義也能不言而喻”。[2]40而《讀書敏求記》初稿完成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顯然在《書目》成書之前。然在此之前,葉德輝《書林清話·古今藏書家紀板本》、孫永如《明清書目研究·述要篇》等都將其置於《讀書敏求記》之前,這實在有誤後學。

《書目》撰成後,並未印行,而是以抄本廣泛流行。現存最早的抄本為嘉慶三年(1798年)吳德慶抄本,又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劉履芬抄本,清光緒鄭文焯抄本等等。在傳抄近百年後,其抄本為黃丕烈所得,並刊於嘉慶五年(1800年),收錄在《士禮居叢書》中。之後,又有光緒十年(1884年)朱記榮槐廬家塾刻本;民國初商務印書館據《士禮居叢書》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中;《續修四庫全書》據《士禮居叢書》本影印。通行本為《士禮居叢書》本。《書目》共著錄善本505種,每種註明冊數者,有496種

1887冊,另有9種未標冊數,總冊數應當在1900冊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書目》著錄的只是毛扆藏書的一部分。考毛晉藏書,如滎陽悔道人所言有8萬餘冊,再按上述每種4冊來算,當有2萬餘種。汲古閣藏書,在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毛晉卒前已分授其子毛褒、毛表、毛扆,如按平均數來分,毛扆也至少可以分得6000餘種。毛晉藏書雖有散出,但不是很多,況且毛扆自己尚有所收購。顯然,《書目》著錄的500餘種善本不可能是毛扆藏書的全部,而只是擬售部分。故葉德輝雲:“明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舊抄、影抄、校宋本等字,此乃售於潘稼堂耒,不得不詳為記載,以備受書者之取證,非其藏書全目也。”[3]13如舊抄本《種太尉傳》一卷,卷首鈐有“毛子晉”“毛斧季”藏書印,該書載《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舊抄本《六朝事蹟類編》二卷,卷首亦有毛氏父子印,載《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等等。這些屬於毛扆的藏書均不載於《書目》。但是,儘管《書目》所錄不是毛扆藏書的全部,然從所列版本之精善可知,它所著錄的是毛扆藏書的精華部分則無疑問。毛晉藏書,因未留書目,後人遂無法覽悉其全貌,而《書目》著錄的毛扆藏書大都是毛晉遺下的,因而通過此目,仍然可以目睹毛氏父子所藏善本的初步面貌。

二、著錄體例

《書目》著錄各書時,整體上是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序次排列的。各書著錄體例依次是版本、書名、卷數、冊數、作者、抄本品類及售價,部分書目有題識,對其珍善程度作簡要評價。作為一部鬻書目錄,為突出其經濟價值,毛扆在著錄各書時,對版本的各個著錄項目尤其詳細。其特點有:

(1)標註版本。凡宋元版均冠於書名之前,如“宋板《芥隱錄筆記》一本”“元板《巢氏源候總論》八本”等;宋版中又以北宋版更為珍貴,所以對北宋版本又加以特注,如“北宋板《博物志》一本”、“北宋板《孔氏家語》五本”等;刻字之大小是區別版本的一個重要標誌,有的版本亦予以說明,如“大字宋板《韋蘇州集》五本”“小字元板《太平樂府》四本”等:對宋蜀本加以特注,如“蜀本大字《史記》”等。書名之後,依次為卷數、冊數、作者、抄本,但除各本均著錄冊數外,有的卷數和作者則未予著錄。凡抄本均加以標註。凡不作標註的當為明本,嚴佐之謂:“明版皆註明朝代。這是前所未有的。”“明刊明抄本三百六十九種。明本中,洪武本四十六種、永樂本四十種、洪熙本八種、宣德本三十種、景德本九十二種、成化本三十四種、弘治本三十一種、正德本四十種、嘉靖本三十八種。明初本多,嘉靖本少,萬曆本不入,反映了當時書林對明版的認識觀念。”[4]然細查《書目》,則根本未作註明,抑或嚴氏目睹的是後人標註本?未從知道。明清藏書家對國朝版本多不以為然,毛扆自不應例外,故撰於清初的《書目》所收的這些不加註明的版本,當多為明本無疑。

《書目》尤其注重抄本的著錄。在總共500餘種中,抄本有380多種,足見抄本在這部《書目》中所佔的分量。首先,《書目》將抄本分為舊抄和毛抄。如是前人所抄,則註明“舊抄”,因是目撰於清初,故“舊抄”者當多為明抄本,如舊抄《草莽私乘》,之後為黃丕烈所得,黃氏題“明抄本”,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屬於汲古閣毛抄者則以“精抄”相稱,毛抄共110種。其次,區別抄本的精善程度。最為珍貴者為影宋抄本,如《戰國策》“從絳雲樓北宋本影寫”。其他依次為影元抄本、元人抄本、從宋本抄出者、從元本抄出者、精抄、舊抄(見下附表)。再次,強調名家抄本。名家抄本均予註明,如《裔夷謀夏錄》為“叢書堂抄本”。“叢書堂”為明文學家、藏書家、書法家吳寬(1435—1504,號匏庵)藏書室名。吳寬工詩文、善書法,明書鏊在為其所撰《神道碑》中曰:“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取自得。”[5]吳寬家富藏書,有《叢書堂書目》一卷。藏書以抄本見多,其自抄本用紅印格抄寫,以私印記之。葉德輝稱“吳抄”為“明以來抄本書最為藏書家所秘寶者”之一[4]275。孫從添曰:“吳匏庵抄本用紅格,其手書者佳。”[6]100《書目》所收“吳抄”尚有《春明退朝錄》《國初事蹟》《大唐傳載》《續博物志》《霏雪錄》《南方草木狀》等。其他名家抄本尚有:《書苑菁華》為“李中麓家精抄,箋頭系中麓手書”,《道德經》為“秦酉嚴手抄”,《絳帖平》為“弁陽山房抄本”,等等。最後,對凡非普通用紙者,皆作標註。如《歲時雜詠》為“竹紙舊抄”,《廣川書跋》為“綿紙舊抄”,《易說》為“綿紙硃砂格舊抄”,等等。

(2)標明價格。關於這些刻本和抄本如何定價,毛扆在卷末《跋》中制定出了標準:“抄本書,看字之工拙,筆貲之貴賤,本之厚薄,其書之秘否,然後定價。就宋元版而言,亦看版之工拙,紙之精粗,印之前後,書之秘否,不可一例。所以有極貴極賤之不同。至於精妙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今不敢多開,所謂裁衣不值縀子價也。”

抄本定價從字法、抄費、頁數、珍秘四個方面,刻本則從刻字、紙張、刻年、珍秘四個方面。綜合這八個標準,最主要的是刻抄時代,亦即毛扆所言“印之前後”。時代愈早,售價亦即版本價值愈高。宋本中,北宋本最為珍貴,南宋本次之,作為“下真跡一等”的影抄宋本則位列第三,置於元本之前。可見,宋本系列為諸本第一檔次。元本系列為第二檔次,其中元刻本居首,諸抄本次之。明抄本及明刻本為第三檔次。毛扆對本家所抄是非常自信的,以“精抄”相稱,列於首位。但也有“不可一例”者,如果版本價值確非一般,自然要高於以上所列正常價格。凡此,毛扆多作題識予以說明。如宋版《陶淵明集》兩冊,售價十六兩,高出正常售價一倍。關於這部陶集的特別之處,毛扆雲:“與世本符夏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親’,謬甚。《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即《

四八目》注,比時本多八十餘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時本多千餘字,真奇書也。箋題系元人筆,不敢易去。”通過校勘,從內容質量上來判其價值高於普通版本。《張小山樂府》兩冊,為毛氏精抄,售價三兩,高於常價,毛扆題雲:“李中麓家詞山曲海,無所不備,獨無小山詞。全本曾從總集蒐集,其詞刻而行世。餘細校之,此元版比李刻多一百幾十首,真至寶也。”是本後為常熟瞿墉所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四著錄,題雲“此汲古閣毛氏從元刻本傳錄”,共三卷外集一卷。“李刻”二卷即明嘉靖李中麓刻本,毛抄本比李刻本多100餘首,其版本價值自然更高。如是名家品牌抄本,則比一般舊抄稍貴,如叢書堂抄本就比一般舊抄貴一到二錢。但如果是名家手抄本則另當別論,如秦酉嚴手抄本《道德經》和《亢倉子》均為1冊,但都為二兩,堪與宋版價格相埒。《野記》1冊,毛扆題雲:“鬻書者謂是枝山親筆,索價六金,餘以半價購之。”此書亦標價二兩。又如《增廣鐘鼎篆韻》7冊,“從文淵閣原本抄,抄價大費”;《集篆古文韻海》5冊,“世不知有此書”;《新集古文四聲韻》5冊,“世無其書”;又云“此三書者,皆世間絕無,而僅有者也”。故以上3種17冊每冊定價均為二兩。假如刻抄所用紙張如不是普通紙則稍貴,如宋刻本《駱賓王集》《四靈詩》《嶽倦翁宮詞》《石屏詞》,元刻本《麗則遺音》《陽春白雪》等均為藏經紙面,這種紙張光滑柔韌,紙面清潔,如以此高級佳紙封面,自然能夠提升售價。除上述情況外,就整體而言,表中所列大致是符合實情的。

(3)附有解題。但並不是每書都有解題,只有在該書確有增值因素的情況下,才予以題識,共有79則。有云購書典故的,如《朱性甫手書鐵綱珊瑚》14冊,題雲:“當年宋中丞初下車,訪其書在常熟,特託陶令物色之。陶令許每本六兩購之。餘以先君當年得此,曾有詠歌,一時同人酬和,成一大卷,不忍輕棄。李海防每本加二兩,餘亦不允。後車駕南巡時,高江村託徽州友人戴姓來許十兩一本,欲以進上。餘亦辭之。去年病中,無資覓參,止當銀二十四兩,買參四兩,得以病癒,今猶未贖也。”如果不是毛扆所題,又哪裡知道毛氏兩代為此書而生出的悲喜故事呢?有云抄者和筆法的,如元人手抄本《古文苑》2冊,題雲:“元人手抄二、三兩卷。陳在茲補抄。卷末尾張馮定遠先生補。”又元人手抄本《兩漢策要》14冊,題雲:“元人手抄二書(另一書指《古文苑》),一筆趙字,或者謂趙文敏者爾?其筆法之妙,不可殫述,一見便知爾!”有言版本之校勘價值的,如綿紙舊抄本《禮記集說》,題雲:“世無其書,止有此影抄宋本一部。今崑山所刻藉此寫樣,而新刻後半部為顧伊人紊亂次第。倖存此本為正。公自跋雲:‘紹定辛卯,其備員江東漕管,大資政趙公善湘見餘《集說》,欣然捐資鋟木。次年秋,餘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越九年矣。里居,需次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蠍劫來嚴瀨別刊此本。庚子六月跋也。’所以有卷第幾之後添入幾條者,乃趙公刻後所增也。崑山刻書時,下半部乃伊人校對,競將後添者移入前去,失之矣。幸賴此本猶存衛公之舊。”有曰版本之別的,如影宋抄本《國語》5冊,題雲:“從絳雲樓北宋版影寫,與世本大異,即如首章:‘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時本脫‘王’字,蓋言先王世為后稷之官也。此與史記合。他如此類甚多,此特其一爾。”有贊版本之古舊精善的,如北宋本《孔子家語》5冊,題雲:“有東坡居士折角玉印,系蜀本大字。舊為東坡所藏。南宋本作‘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本作‘藥酒苦口利於病’。及讀《鹽鐵論》亦作‘藥酒苦口利於病’。方知北宋本之善。意欲每本十兩,惟高明酌行之。”有云名家題跋或簽字的,如《朱性甫野航雜抄》“系性甫真跡,有王凱度手跋”,等等。有交代來源與歸屬的,如宋版影抄《石守道徂徠文集》二十卷為周石安收藏,綿紙舊抄本《古器款識》2冊,“後有許潮跋,知為沈竹東家藏秘本也”。總之,這些解題雖角度各異,但都著意於版本之精善,最終目的在於強調版本價值。

三、價值

從作者編制目的和著錄體例來看,這是一部強調版本特徵的鬻書目錄。中國目錄學的發展源遠流長,早在漢代就已產生目錄專著(劉向《別錄》)。伴隨著書籍的增多以及書籍市場流通的需要,依據特定目的或用途而編成的各種特種目錄也應運而生,如推薦書目、禁燬目錄、引用書目等等。宋元明時期,由於印刷術的產生和發達,官府私家刻書很多,以推銷盈利為目的鬻販書目錄亦必相伴而生。惜乎這種特種目錄並未流傳下來。明嘉靖元年汪涼在其所刻《文選注》的目錄後,附錄有14種所刊鬻書目錄,但這只是單一的附加刻書廣告。作為一部四部齊全的獨立的完整成冊的、且又包含版本和價格的鬻書目錄,在毛扆編訂是目之前,尚未出現,或至少未能流傳下來。毛扆之後,嘉道間藏書大家黃丕烈在蘇州玄妙觀西開了一家滂喜園書籍鋪。為方便顧客,以出版時間為序編制了《士禮居刊行書目》,著錄內容有書名、冊數、書價、刊年4項,如“《國語》五冊,一兩二錢,庚申”;“《汲古閣書目》一冊,八分,庚申”等等。其體例仿《書目》,這極有可能是受到了《書目》的影響。至晚清民國間,如《書目》一樣的鬻書目錄逐漸多了起來,如民國間《來青閣書目》《漢口掃葉山房書目》以及《販書偶記》等等。故此,《書目》作為我國第一部傳世的鬻書目錄,無疑具有開創意義。它不僅對其後的鬻書目錄的發展產生影響,甚而,對現代及未來的鬻書目錄的編纂出版亦不無啟迪。

與此同時,由於《書目》標註價格,也就為了解清初書價乃至文化經濟市場的流通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葉德輝在《抄書工價之廉》中曰:“古人抄書工價不可考,惟乾嘉間略見一斑。黃《記》明抄本《草莽私乘》一卷下雲:‘此書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估值二錢。是書之值,幾六十倍於汲古所估,旁觀無不詫餘為痴絕者。然餘請下一解曰:今抄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每葉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葉有字四百四十,如抄胥值約略相近矣,貴云乎哉?’因此可見當時傭書之廉,由於食用之儉;今則米珠薪桂,百物艱難。俯仰古今,不免東京夢華之感矣。”[3]13以明抄本《草莽私乘》為例,毛扆於康熙間售價二錢,到道光三年(1823年)黃丕烈購得此書時,已經高於毛扆時的60倍,而到宣統間,葉德輝則只有“東京夢華之感”了。難怪葉德輝慨嘆清初抄書工價之廉。清代200餘年書價之升漲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善本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至近代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善本觀,如張之洞謂足本、精本、舊本始為善本,丁丙則列舉了善本書的四個內容:一曰舊刻;二曰精本;三曰舊抄;四曰舊校。[7]從這些闡述中,可知凡刊刻早、校讎精審、刻印精緻、卷帙完整且流傳較少的本子,可為善本。其實,這樣的善本觀早在200多年前,以毛氏為代表的藏書大家們已經身體力行地實踐著。毛扆在《書目》中制定的衡量版本價格價值的八個標準,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在此之前,還未有過如此係統的歸納和闡述。關於是否校讎精審和全帙兩項,雖未列入八個標準之中,但在題識中多次列舉實例,併成為索要高價的重要依據。需要指出的是,毛扆依據以上這些標準所總結制定的判定版本價值高低的差價系統,是客觀的,行之有效的,併成為300多年來業界所遵循的“行規”。儘管各種善本定價有所不同,然通過毛扆將其都著錄於這部善本《書目》之中,可見這些刻本抄本無疑都是屬於善本之列的。故而,毛扆雖然還未能總結出如張氏、丁氏等這樣系統的理論,但其編目實際,卻為未來善本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儘管《書目》是一部鬻書目錄,但它的目錄價值和在目錄學史上的意義卻遠遠超過一般鬻書目錄。呂紹虞曾說:“將善本集中編成目錄的,或以毛扆所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為最早。”[8]其實在《書目》之前,已經有如錢曾《述古堂宋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季振宜《延令宋版書目》。然這些書目專收宋版或宋元版本,在收錄善本範圍上比較狹窄。而《書目》不僅收錄宋元版本,還有影宋、元抄本、舊抄及明本,顯然涵蓋面更寬。著錄體例上,與《述古堂宋本書目》等相比更加全面完善。《讀書敏求記》是版本學奠基之作,但並不是每書都著錄版本,有相當一部分不注版本,而且其中有不少並不是善本。此外,《書目》還附有70餘則題識,不僅從形式上,還從文字內容異同上判定版本珍善與否,這無疑加深了對版本價值的認識。在對版本的時代劃分上,《書目》更加細緻,刻本除宋本、元本,還有明本。所有這些說明,《書目》作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善本書目,更加名符其實。鬻書目錄帶有強烈的功利性,為了獲取高價,它收錄的都是珍藏秘本,在著錄上突出版本特點和價值,因而鬻書目錄實質上是一種版本目錄。版本目錄成熟於清季中葉,而發軔於清初的《讀書敏求記》和《書目》等,作為緊緊圍繞著版本特徵進行著錄的版本目錄,無疑為這之後的以突出版本特徵為主的善本目錄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代私家抄書最多者,為毛氏汲古閣。毛抄中最為令人稱道的是影宋抄本。毛氏影宋抄本追慕宋刻逼真,使“宋槧之無傳者賴以傳之不朽”,被孫從添譽為“古今絕作”[3]13。在毛氏影響下,清初錢曾、黃丕烈、徐乾學等紛紛競相仿效,從而推動了明末清初的抄書業,使許多孤本得以流傳下來。這種情況自然也體現在書目著錄中。《書目》中著錄了50餘種毛氏影宋抄本,而毛扆在《書目》中的首次著錄,對其後的書目編撰也產生了影響。編於乾嘉間的《天祿琳琅書目》於卷四和《後編》卷八就專設“影宋抄”一目,共錄29種,其中毛氏影宋抄本12種。可見,影宋抄本以及毛抄在這部書目中所佔的分量。其後,各家書目或通過設專目或於書名下加註等形式,都增加了影宋抄本這一新的品類。從而使其作為非雕印本之抄本品類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在書目著錄中擁有了一席之地。不僅如此,毛扆將抄本細化分成影宋抄本、影元抄本、舊抄、名家抄本等等,這也直接影響了之後的編目。如孫從添《上善堂宋元版精抄舊抄書目》就分宋版、元版、名人抄本、影宋抄本、舊抄本和校本6類,將抄本分類著錄,予以強調。可以說,毛扆將抄本分類並在書名下作標註的編目做法,為之後將抄本種類細化並獨立出來著錄,起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眾所周知,毛氏刻書極多,版刻源流亦難以知曉。而《書目》卻為考訂毛刻的淵源,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毛刻本之底本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家藏善本的。例如《書目》著錄的40種宋本,幾乎都是毛刻底本,還有一些影宋抄本及元本亦是如此。宋詞100家,毛扆題曰:“未曾裝訂。已刻者六十家,未刻者四十家,俱系秘本,細目未及寫出。容俟續寄。精抄。”這說明汲古閣的一些精抄本也有不少成為毛刻底本。毛扆於《書目》卷末跋雲:“餘之初心,本欲刊刻行世,與天下後世共之。”毛扆之“初心”雖未完全實現,但據筆者約略統計,在600餘種毛刻本中,仍有200餘種之底本與《書目》著錄本相同(含宋詞60家),佔《書目》著錄書總數的1/3,而他們取自於《書目》也是顯而易見的。可見《書目》也是研究毛刻的極為難得的資料。臺灣學者周彥文的《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是研究毛刻的力作,該書雖然提到《書目》,但僅僅是將其當作藏書和鬻書目錄看待的,未能發現《書目》在研究毛刻方面的利用價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忽和遺憾。

當然,《書目》作為鬻書目錄,就目錄學意義而言,亦有缺憾。首先是書名後有的不注卷數,作者介紹亦有一些脫漏。其次,在分部中,四部之區分標誌不統一。“經部”和“史部”未單行標出,“子部”“集部”又單行標出。四部中除子部分類外,其餘均未分類。子部分小說家、明朝人小說、天文、兵家、醫家。醫家之後,又標出“子部”,但未注是何類別,實際上以道家、雜家為主。各書排序,雖大致按編撰者時間先後,但間有竄亂者。再次,四部所收各書時有混雜,尤以經史兩部分為最。最後,各書有題識者只佔著錄書籍總數的16%,致使很多書的版本價值無從考究。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毛扆在編目時,未及細檢,倉促成目。這也是這部善本書目的美中不足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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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133.

原載: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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