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詩歌獎主獎得主川妹子鄭小瓊:打工經歷讓我寫詩更執著

近日，由海子詩歌獎評獎委員會、安徽省懷寧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五屆海子詩歌獎評選結果正式公佈。其中，第五屆海子詩歌獎主獎獲得者是四川南充籍詩人鄭小瓊。

1980年出生的鄭小瓊，於2001年遠赴廣東省東莞市，一邊打工一邊堅持寫作， 其創作的詩歌和散文獨具風格，先後已出版10部詩歌和散文集，獲得過國內眾多重要文學獎，其代表作《女工記》在國內廣受好評，後來出任著名文學期刊《作品》雜誌社副社長。

4月1日，鄭小瓊接受紅星新聞記者採訪，從此次獲獎作品，到最近創作題材，還談起對打工文學的看法。

流水線上裝配零件|單調的重複與堅持|讓我在寫作時更執著

紅星新聞:你以最高票成為第五屆海子詩歌獎主獎獲得者，你覺得自己和海子有什麼異同之處？你怎麼看海子以及他的詩歌對如今的影響？

鄭小瓊:海子是一位天才性詩人。中國傳統詩歌的農業文明是緩慢、閒適的，但是在海子的詩歌中它卻是激烈而緊張的，讓海子的詩歌中有一種巨大的生命力衝動，詩歌中的節奏有一種高速之感，近乎純真的燥動中飽含了生命的本真與荒蠻之力。我們的詩歌缺少海子詩歌中那種無法無天、無拘無束的野蠻之力，我們太習慣在一種控制狀態下（比如技術、結構、審美趣味等）表達與寫詩，喪失生命本身的衝動。

紅星新聞:你這次獲獎的作品是？請談一談作品創作的背後？

鄭小瓊:這組詩選自我最近完成的一部詩集，多年前我一直在想如何從工業中尋找詩意，人類自身智慧創造出來的事物如何變成詩歌中的意象與傳統，這是我在這本詩集中的探索主題。雖然現代派文學起源於城市，但是現代派還沒有消化城市的事物，將工業納入詩歌傳統是我表達的主題，將這些工業情感化與詩化。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探索，大約從七八年前，我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但是一直沒有找到方向，直到去年十一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似乎找到了方向，大約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我完成了這樣一本詩集，如果算上從開始創作這本詩集的詩歌起，也有八九年了，看上去時間跨度很大

紅星新聞:從《女工記》、《黃麻嶺》、《純種植物》、《人行天橋》到《玫瑰莊園》，我們看到你寫作的一個跨度，是什麼造成這樣的跨度？經歷？關注點？

鄭小瓊:我一直是一個做事很緩慢的人，對於一件事，我會慢慢地堅持，從來沒有想過如何去跨越，可能是流水線的生活造成我比較執著的性格。在流水線上裝配零件，一天二萬多次重複動作，每月三十天重複著這個動作，單調的重複與堅持讓我在寫作時確定了某個想法，會不斷地堅持。你提起的幾本詩集，寫作《女工記》我花了接近六年的時間；《玫瑰莊園》花了接近十三年才完成；《黃麻嶺》接近五年。上一部詩集《玫瑰莊園》，是反映家族變遷以及女性為主題的詩集，大約在2002年完成了其中八首，中間陸續在寫，到2017年印出來，這其間我個人生活狀態有了明顯變化，有人讀到這本詩集會說這是我的一本轉型之作，實際這種風格的詩歌我一直在寫著。在寫作上，我是一個近乎固執的人。

紅星新聞:談一談你最近創作的詩歌是什麼題材，靈感來源與構思是怎樣的？

鄭小瓊:我正在寫一部關於鄉村的詩集。約七、八年前，我跟詩人胡桑有過一次交流，我請胡桑推薦了一些歐洲工業化轉型時代的鄉村變遷的書籍給我，當時醞釀著寫這樣一部詩集。中國由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在這種急速轉型中，有太多的題材可以呈現，我想了解一些國外的經驗，比如歐洲、日本、美國等已經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的國家細微之處，然後想想我們自身的可能性，這些主題很宏大，在他們的經驗得失之處以及我們自身歷史、文化傳統之間，我們的詩歌能不能表達這種纖細的經驗。我不願像中國很多詩人那樣，寫到鄉村就是復古似的懷舊，然後在詩歌中痛哭一番。面對鄉村傳統的解體與消逝，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痛哭，在悲痛曾經喪失的美好的同時，更多是深情地擁抱新生的一切。我來自鄉村，有深刻的體會鄉村之艱辛，我跟無數人交流過，也許牛耕田與手工插秧在他人看來是一種美好的詩意，對牽牛扶犁之人，則是另一種滋味。我有過後者的生存經驗，深知其中艱難與勞累，我更願說出牽牛扶犁者的內心感受。

曾經“打工”有歧視

我是個從四川到沿海工廠的一個進城農民

經歷了這個去歧視化的過程

紅星新聞:你認為，打工文學是怎樣獨有存在的一種文學，以打工題材創作出來的詩歌有怎樣的特色，動人之處在哪裡？

鄭小瓊:“打工詩歌”、“打工文學”出現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中國先鋒文學同步出現，中國傳統的文學雜誌以及評論可以找到。創作這題材的作者大多處於社會底層，聲音弱小者，隨中國外來工廠的增多以及中國進城的農民工越來越多，這個群體由早期的少數人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聲音與處境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打工”這個詞語也是變化的過程，隨著中國這些年的變化，大家都講自己是打工的。我是個從四川內陸鄉村到沿海工廠的一個進城農民工，恰好經歷了這個去歧視化的過程。“打工詩歌”完整地記錄了中國這幾十年的社會變遷，這些詩歌寫作者以自己親身的經驗抒寫了這個過程心靈史。

紅星新聞:如今，在廣州、深圳、東莞等地，還有大批打工作家，甚至很多來自四川，你如何看待這個群體如今的創作情況？

鄭小瓊:中國打工詩歌有幾十年歷史，從最早最簡單的近似於中國“順口溜”似的直白式的表達，通過幾代打工者的努力，這個群體的詩歌越來越豐富。無論詩歌本身的或是表達中國數億打工者的現實生存處境，有了屬於打工詩歌自身的傳統，我是這其中的一個。對打工詩歌中“鐵”“打工”“女性”“流水線”“塑料”“斷指”等意象，我在詩歌創作中，有效地擴展了打工詩歌的美學意義。中國有數量龐大的打工者寫作群體，這個數量龐大，有幾萬人，從文本質量論，有高有低，卻很真實地表達了中國打工者、中國轉型、中國近幾十年發展的現實問題，這些詩歌被喻為“中國四十年來的詞語見證者”、“它包含了中國四十年來最真實、具體的社會經驗內涵”。儘管四十年來，這個群體的詩歌一直飽受各種質疑，這個群體的詩歌依然如草根一樣迅速成長，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他們各自在完成著自己的使命。

紅星新聞:從打工作家到文學編輯，如今，你擔任文學期刊《作品》雜誌社副社長，這樣的轉變給你的創作帶來了哪些改變，不同時期給你帶來的狀態是怎樣的？你更享受怎樣的狀態呢？

鄭小瓊:在東莞接近十年的打工經歷，那是我人生價值觀形成的階段，這些經歷給我的詩歌帶來巨大影響，個人的境遇讓我在對社會、現實、人生等的思考中都會帶著切身經歷的溫度，確立了我用詩歌看社會的角度，通過詩歌表達自身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看法。

鄭小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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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故鄉的思念，想寫一部故鄉的詩集

紅星新聞:作為來自四川南充作家，故鄉給你的寫作是否帶來過影響？你與故鄉是怎樣的關係？

鄭小瓊:我正在創作一部關於故鄉的詩集。2013年《富春山居圖》上演之時，我在網上搜了這張畫，黃公望的這幅畫讓我想起故鄉四川南充。離家十幾年了，每次思鄉都與嘉陵江有關，自幼在江畔長大。嘉陵江在家門不遠處拐彎，寬闊的江水被龐家寨山與龍門山擠成一條洶湧的急流。童年去龍門趕集，坐船過江從搬罾到龍門。船在江上，龐家寨山與龍門山聳立江之兩邊，江中長洲，白鷺起飛，樹木蔥鬱，江面上，群鴨嬉水。拐彎處，搬罾溪注入嘉陵江間。《富春山居圖》喚醒了我的鄉愁，我找了許多關於故鄉的名畫，從唐代吳道子的《三百里嘉陵風光圖》到抗戰時期眾多畫家合作的《嘉陵江山圖卷》。這些中國傳統山水畫讓我想起幼時隨祖母去廟裡情形，想起龐家寨山猶若半島直入江中，龐家寨山上的絹紡廠，江邊坡地的竹林，外婆與祖母口中的諸多有關仙、精、怪等軼聞， “廿載鄉心落夢痕，嘉陵江上陣雲屯”，諸多感慨讓我想寫一部故鄉的詩集。

紅星新聞:一個詩人最應該警惕的是什麼？

鄭小瓊:一個詩人的寫作是對自我的確認，這種確認包括自己對寫作的理解，對自我價值觀的理解。到具體文本來說，是否達到自己預想的程度與效果。而自己的寫作是否被別人的言論綁架，或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別人評論的“自己”，而喪失自我，這是值得警惕的。需要將詩歌的“寬度”不斷拓展，這種寬度建立在詩歌語言與技術的基礎寬度之上，然後才是詩歌社會性等的表達。現實中對詩歌的確認恰恰相反，我們過多地談論詩歌“實用”的功能性，忽視了詩歌的內在與本質。

紅星新聞記者 陳謀